【大紀元2月5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蘇報導) 在中國經濟以每年近百分之十的速度迅猛發展的同時，人們為此付出了的沉重代價，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工傷死亡事故。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去年1月到10月，中國有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三人死於工傷事故，其中很多是農民。分析人士指出，農民工缺乏最基本的權益保障。 中國2003年的經濟增長率為大約百分之九，與此同時，工傷事件也在以同樣、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長。據官方統計，2003年頭十個月中國工傷事件比同上升了百分之九點六。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2003年10月發布報告說，2003年1月到10月，中國工礦企業發生了一萬三千多起重大意外傷亡事故，有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三人死亡。
*農民工缺乏基本權益保障*
中國是工礦事故頻發的國家。曾經組織中國首次全國工傷賠償會議的律師周立太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工傷賠償的立法是走在世界前面的。他說：“從1990年開始，國家對勞動者的保護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體系，包括工傷賠償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及規章。先後對工傷這一款在96年後出台了，勞動法出台後勞動部就制定了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對如何減少工傷發生，以及工傷發生後怎麼賠，這些問題法律法規是規定的非常清楚的。”
周立太說，從1996年5月1號以來，他的律師事務所已經為工人打了四千九百多起工傷索賠案。越來越多的工人依靠法律訴訟來保護自身權益，但是他們面對的困難是巨大的，困難之一是地方政府保護主義的土規定，給當地工人和外來勞工制定不同的賠償標準。周立太說：“如中國上海，它對外地勞工在上海發生工傷事故，比如說二級殘廢，外地人只能賠6萬多塊錢，而上海人可以賠償40多萬。福建廈門規定，當地人發生工傷，二級殘廢可以賠40多萬，而外地人只能賠4萬多塊錢。如廣東東莞就制定了當地不同的差別待遇。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體系，而有些地方為了發展經濟，敷衍勞動者權利的保護，犧牲法律，犧牲法規，犧牲工人的生命身體代價來發展經濟。”
*官員企業利益相關無視法規*
最近中國出版的《身體的代價–中國工傷索賠研究》一書作者劉開明是中國深圳非政府組織“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負責人。他同意周立太的觀點，即中國保護工人的法律盡管完善，但是法律一旦到了地方，就無法得到很好的執行。他說：“很多地方政府本身和政府官員跟企業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比如在廣東地區，最大量存在的是‘三來一補’型企業，這些企業的大老闆不少台灣香港過來的，而是當地村、鎮經濟發展總公司，也就是地方政府利益，地方社區的利益，地方政府官員的利益跟企業的利益密切聯繫的時候，法律的執行就存在非常大的折扣。”
劉開明說，這些依靠來料、來樣加工型的企業只有在政府權力與經濟利益徹底脫鉤的時候，法律才有可能得到執行。盡管目前在中國法律的執行仍然阻礙重重，但這是中國的工人，特別是毫無社會保障的民工唯一可以用來保護自身權益的武器。劉開明說，中國的工人不能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而農民工連進官方的工會也是不可能的。他說：“特別重要的是他們沒有組織的力量。目前雖然我們已經在十四次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中要把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但是坦率地說，我們現在的工會在維護工人的權益做得是很不夠的，特別是在維護農民工方面是非常不夠的。他們自己又沒有其他的組織的力量和組織的形式。”
*勞工處境亟需關注*
劉開明說，廣東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地區，也是中國發展的典型。但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工人，特別是處於生產第一線的農民工，並沒有從快速經濟發展中受益，他們仍然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認為，中國的新領導層已經開始反思這一問題，並以積極的態度來面對中國勞工所處的困境。劉開明認為，這就是像他的這個為中國勞工權益呼籲的非政府組織能夠在中國存在，並能為勞工做些事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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