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2日訊】Ａ是一個農家子弟，１９５７年８月進入了南京航空學院，成了一名
年青的大學生。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過了三個月，即到了５７年的１１月，他被學校打成了右派。這一年，他１8歲，是這個學院裡年紀最輕的右派。
從此，他開始了充滿悲辛的一生。苦難一個接著一個，不幸一樁接著一樁。他在監牢裡度過了漫長的牢獄生涯，他在社會上擔驚受怕地挨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挨打、挨餓、批鬥，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內容。他一天天地挨著、熬著，看不到一線光明，看不到一絲希望。
* 18歲的小右派
１９５７年，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十分不平常的一年。這一年歷史似乎故意地讓中國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經受一場比秦皇的焚書坑儒、比漢朝的黨崮之禍更加嚴峻的考驗。就在這一年，毛澤東已經開始一步一步地實施被他稱之為「陽謀」的計劃。所謂「陽謀」，那就是他所說的
「引蛇出洞」，鼓勵人們向共產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然後，以所謂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罪名，收拾他們，給他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並且一戴就是２０年。
Ａ，一個年青的大學生，就是這場浩劫中的一個犧牲品。那一年他只有１8歲，還是個正在成長中的孩子。對於政治，他很少知道。對於政治的殘酷，他更加一懂也不懂。歷史卻將他捲進了這場運動，很快地把他淹沒。
這一年８月，他考進了南京航空學。這是一所培養航空人才的大學，一家人都為他高興。他自己也非常高興，他渴望將來為中國的航空事業作出貢獻。上大學才２個月，他就遇上了毛澤東親自發動、鄧小平為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的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的初期倒是很開放、很有點民主氣息。人們可以對單位領導提意見，也可以對國家的政策提意見。意見可以通過大字報張貼。所謂大字報，現在的年青人可能不明白。它有點類似於<<紅樓夢>>上老百姓揭露榮府醜陋行徑的「揭帖」，似乎在<<金瓶梅>>中人們也寫過這樣的揭貼。反右運動初期，當局鼓勵人們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白紙上，再把白紙張貼在牆上，讓人們觀看。毛澤東非常支持大字報，認為這是群眾的一個「創造」。不過，這個創造在１９７９年西單出現了民主牆後被宣佈為非法。
反右運動初期，許多天真的人們真的以為黨真誠地希望他們提意見，他們真的向某些領導提了意見，真的對國家的政策提了意見。誰知，隔不多久，天變了，毛澤東呼雲喚雨，報上登了文章，說「我們工人要說話」，毛澤東親自寫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氣候劇變，全國很快進行反擊右派進攻、抓右派的運動。一個個右派分子被批判，共產黨中有人被打成右派，民主黨派中有相當多的人被打成右派，小Ａ這樣的年青大學生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
當年的南航，在反右運動中已經抓到了４７名右派。但是，按上級領導的要求，還有一點距離。上級規定，這個學院應該抓出４８個右派分子，就是說，他們還有一個右派分子的指標沒有完成。是否完成這一個右派分子的任務，成了擺在這個大學黨委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為了完成這個指標，有關領導就千方百計找右派。經過反覆尋找，大家都認為Ａ基本具備當右派分子的資格。
Ａ雖然只有18歲，卻是一個比較有思想的青年。他在反右運動中，也許是受到了大鳴大放氣氛的影響，（當時一些知識分子認為黨真的要他們大鳴大放，以為知識分子的春天到了，顯得異常興奮）寫了一些大字報，表示自己對時事的一些看法。比如說，他大字報反對當時帶
有個人崇拜的「萬歲」風。他說，萬歲用於個人，是不當的，這本來是用於帝王的，帶有一定的封建性，對個人稱其為萬歲，會造成個人崇拜。個人不應萬歲，也無法萬歲。只有人民，才有資格稱萬歲。對某種思想也不能稱萬歲，因為世界上的事情，一切在變，一切在流，古往今來，沒有一種思想是萬古長青的。他還在大字報中認為，肅反、鎮反擴大化了，打擊了無辜；蘇聯是不可靠的，它侵佔了我們大片土地，與這樣的國家不宜交朋友。他還特別提到，一個執政黨，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一定會腐敗變質。他認為一心為公的口號不對，一心為公的人不可能存在，提倡天下為公，才是正確的口號。等等。
他的這些言論，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可以討論的。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他是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見的。但是，在那時的中國就不行。學校領導認為，他的這些言論完全達到了右派的水平了，既然學校正巧還有一個右派分子的名額沒有落實，那就落實到小Ａ吧。於是，鬼使神差，小Ａ就成了一名右派分子。１９５７年１１月，領導對他宣佈了他被定為右派分子的決定，他呆呆地說不出一句話來。不過，就是他不同意，也完全沒有用。他知道，這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個好消息。但這意味著什麼，他卻沒有認識到。直到災難一步步來到他的身邊，他才知道，這意味著沒有工作，意味著不能求學，意味著流浪，意味著坐牢，意味著找不到老婆，意味著每次運動來，他都得作為批斗對像….對這些後果，他都沒有充分地意識到。他當時糊里糊塗地當了右派。他當時畢竟只有18歲。就算是他很成熟，知道當了右派，一輩子也將像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他又能怎樣呢？當時，曾在舊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風雲過的、成熟的政治家，如章伯鈞、羅隆基等等，也上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當，也鳴放了，也成了右派。一個18歲的孩子，是完全不可能想到自己聽黨的話、向黨提意見而會打成右派的。他不可能瞭解右派帽子的份量的。
不管怎樣，他成了一名右派分子，成了航院裡的第４８個右派分子，成了這家學院的最年青的右派分子。
* 大學生成了流浪漢
剛當上右派，也許是由於他實在太小，未達到成年人的年齡，也許是把它定為右派的領導也於心不忍，沒有立即把他趕出學校。就這樣，戴著右派分子帽子的他，又在學校裡讀了２年書。但是，他是右派學生，就如社會上的四類分子一樣，每次政治學習，都要批判他這個活靶子。平時，他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他夾起尾巴做人，說話小聲小氣，遇到事情不啃聲，生怕再招惹事非，希望能平平安安地捱到大學畢業。
但是真如俗話所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反右運動全線大捷，毛澤東興致勃勃，意氣風發，一心想要三年趕上英國，１５年超過老美。老人家發起了一個氣壯山河的大躍進運動，揮舞著人民公社、總路線、大躍進三面紅旗，全國高爐林立，爐火熊熊，畝產幾萬斤、幾十萬斤的高產衛星天天在黨報上套紅刊出。他老人家的話，真的一句頂一萬句，全國的人民都相信，共產主義就在眼前，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時，農村的大食堂裡，吃飯不要錢，黨號召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誰知道，三面紅旗聽上去很美，但折騰來折騰去，食堂裡的稀飯越燒越薄，地裡的莊稼越長越萎。食堂漸漸開不出飯了，人們吃不飽肚子，好多地方餓死了人，全國鬧起了大饑荒，據說這是因為天災，加上帝修反的破壞才造成的。據有些報刊統計，全國餓死的人超過３５００萬。當然，人們看到的只是畝產幾萬幾十萬斤的高產衛星，餓死人的事情從來沒有上過報。全國性的經濟危機和嚴重的大饑荒引起了一些高層人士的不同看法，劉少奇揚言要刻石記事，當年保衛延安時被毛澤東誇獎為「唯我彭大將軍」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向毛寫了一個意見書，毛對任何人的挑戰都會惱羞成怒，於是將彭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還搞出了一個由張聞天、黃克誠等人參加的所謂的反革命組織軍事俱樂部。這樣，政治的弦綁緊起來，加上糧食緊張，國家經濟非常困難，大批工人下放，大批工廠關門，大批學校緊縮。小Ａ作為一名右派分子，留在高等學府裡過相對平靜的日子的可能是越來越小了，按照當時的政治思維，要麼接受強制性或半強制性的勞動改造，就像北京的許多右派集中勞動一樣，要麼去自謀生路。果然，１９６０年１月中旬，校方通知他休學。實際上，小Ａ被開除了，講休學只是為了給他一點面子，學校畢竟有點兒文明，雖然休學和開除的結果是一樣的，但是，聽上去休學要好聽得多。
小Ａ捲起了行李，離開了學校。沒有人對他表示挽留，沒有人對他表示惋惜，更沒有人對他表示同情和不平。在當時人們的眼中，右派分子的下場是應該這樣的。
小Ａ對學校是有點留戀的。他曾經抱著美好的希望到這裡求學。但是，希望很快就破滅了。在這裡，他的人生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學校給了他知識，也給了他一頂可怕的帽子。這頂帽子，他注定要戴２０多年。
他離別了學校，離別了同學，帶上簡單的行李，回到了家鄉。他沒有工作可找，也沒有一定的收入，他成了一名流浪漢。有時候幫助打點工，勉強維持生活。
* １８年徒刑
1960年2月,他偶然聽到一個消息，上海某縣教育局正在招聘教師。他是大學生，大學生在當時還是很稀缺的，這正是一個好機會，他大著膽子去報了名，大著膽子去參加了招聘考試。結果，出於他的意外，他被學校錄用了，２月底，學校通知他前去報到。他來到該縣的縣立中學，心裡非常高興，自己成了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他暗暗地對自己說，一定要努力工作，做一名優秀的園丁。李商隱說，春蠶到死絲方盡，蠟淚成灰淚始干。要像蠟燭一樣用知識照亮孩子們的心靈。
他教得很認真，學生也歡迎他上課。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新的災難又一次降臨到他的身上。
１９６０年４月初的一個晚上，已經是深夜１１點鐘了。他備好課，感到肚子餓了，想上街買點東西吃。那時食品短缺，買東西不容易，常常得排隊。為了買點食物，他很耐心地排了一個小時的隊。但是，好不容易排到他買，飯店裡卻說，東西都賣光了。他白白地等了一個小時，肚子又餓著，備了幾小時的課，身上也很累。回到辦公室裡，不免發了一句牢騷，「二湖熟，天下足，為什麼東西這樣少啊。」他這是自言自語，沒有人搭理，沒有人表示支持，也沒有人表示反對。因為他是右派分子，大家都與他保持著距離。他餓著肚子，將就著鑽到床上睡了。
也許是有人將他的這句牢騷話向領導作了匯報，那時時興抓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領導上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他的一言一行，都被人收集起來向領導匯報。又過了幾天，他發現，放在抽屜裡的日記本竟不翼而飛。他還是沒有脫離幼稚，喜歡記日記。他不知道，多少英雄豪傑，就是因為被領導或階級鬥爭的積極分子偷看了日記，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抓到了監牢。多少冤情起源於日記啊。當然，就他來說，日記是他自己對自己對話。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後，別人不大敢與他講話，不敢與他接近，他總是被孤立在一邊，他是人，需要思想，需要交流。日記正是他自我總結和自我交流的一個辦法，沒有想到，有的人對他的日記發生了興趣。日記的被竊肯定不是偶然的。他心裡一驚，這肯定是想從日記中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他感覺到，一場風波又要來了，新的災難又要降臨到他的身上。
當時，他真想跑，跑到人與人能和平相處的地方，或者跑到深山老林，跑到一個人的地方，在那裡種樹，種菜，種糧食。他希望得到尊重，得到心靈思考的自由。但是，中國之大，那有這樣的地方。在那「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裡，到處是階級鬥爭的戰場，怎麼會有那樣互相尊重的地方，那裡有美好的世外桃源？
果然，他的日記成了埋葬他的墳墓，成了他成為現行反革命的罪證。人們從他的日記本中尋找到了他反黨的鐵證。當時的人們很會上綱，再小的事情，如果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一分析，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比如說，某個工程師設計了一種塑料鞋子，為了節約原料和防滑，鞋底裡有人字型圖案。這很快被人說成是故意把人民踐踏在地的罪征。當時中國有許多專案，案情都是捉貓、殺貓、吃貓有關。在中文中，貓與毛同音，捉貓殺貓被認為是防擴散材料，是對偉大領袖的刻骨仇恨。有個人有一次吃飯，也許是因為飯燒得很硬，他說，今天飯為什麼這樣難吃，於是，從階級根源到社會根源，聯繫到他家解放前比較富有，認為這是對新社會的惡毒仇恨，是對社會主義的強烈不滿。除非是雷鋒日記，無論是誰的日記，如果真要上綱上線，誰的日記都能找得出問題，誰都可以從日記中打成反革命。
小Ａ的日記也是這樣。他在日記中談了對歷次運動的看法，這些看法，２０多年後，被社會認識到是正確的，中共中央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對大躍進、反右派運動等作了否定。但是，在當時，這可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而毛澤東是絕對不會有錯的，絕對不能懷疑的，他說的話被認為是天大的真理，中國的老百姓也認為三面紅旗是絕對正確的。小Ａ對大躍進、對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法，足以把他打成反革命、罪犯。
他寫了一些什麼呢？他寫道，鎮反肅反是擴大化了，那是庸人自擾；整風反右是一場騙局，人民公社是一種歷史的大倒退，大躍進是勞民傷財，三反五反是對人權的侵害，是對產權的侵吞。
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４日，某中學的大禮堂裡召開了對小Ａ的審判大會。揭發之後，會上宣佈他有三大罪狀，一是在航空學院就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二是在日記本中書寫了內容反動的詞句，攻擊黨的各項政策；三是堅持反動立場，攻擊蘇聯老大哥。法院宣佈，小Ａ是一個罪行嚴重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判刑１８年。宣判會後，小Ａ就被送進了陰森森的牢房。
小Ａ徹底地絕望了。１８年，多麼漫長的１８年啊！等到他坐滿１８年牢，他已經是４０多歲的人了，他的整個青年時代都將在牢房中度過，而唯一的原因只是對大躍進之類的運動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這些看法歷史已經作出了驗證。不管怎樣，他只是思想不一致罷了。思想是大腦的產物，我思故我在，人活著就是要思想。每個人都有思想的權利。想問題，無論怎樣想，都不應該定罪。毛澤東雖然說過言者無罪，但是，在實際執行時，言者是有罪的，思想也是有罪的，即使證明是正確的思想，但是他不喜歡，或對他不利，他也認為有罪。就在大躍進引直的大饑荒後，有一次他召見彭德懷，對他說，真理可能在你這一邊，但是，彭德懷仍然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化革命中彭被打，被鬥，死得很慘。如果他真的如他所說的言者無罪，彭德懷即使說錯了，也是沒有罪的，何妨他說得很對，很符合事實，很得人心。在那樣的沒有法制、個人崇拜的社會機制下，小Ａ被打成反革命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這不是個別偷看日記的人的過錯，也不是對他審判的人的過失，而是社會制度的弊端。領導人的話就是法，社會缺乏思想的權利，沒有民主的政黨監督，沒有社會輿論的監督，這是很容易造成一些人或某個執政黨變得無法無天的。
小Ａ當時２０歲，當冰涼的鐵的手銬鎖住他雙手的時候，他感到有點恐怖，心頭充滿了絕望。他很悔恨，為什麼要記日記呢？記日記又為什麼要談論時事呢？他想，這一輩子也許再也不能活著出去了，再也不能看到爸爸媽媽了。他又想，他們知道兒子坐牢、判刑１８年的消息，一定會痛不欲生。他知道，就是等到刑滿釋放的那一天，社會也不會放過他。他會戴上所謂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年四季低著頭過日子，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錢，被人民群眾監督著，被干部們訓斥著，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唉，這樣的日子還不如早一點死去的好。但是，他還年青，沒有死的勇氣。反正過一天算一天吧。就這樣，他在求生不能，求死也難的情況下，在牢房裡艱難地打發著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 煉獄中的人生
６０年５月，小Ａ與其他人犯一起，被押解到浙江江山，參加鐵路建設。他們是罪犯，不是鐵路工人，當時又是國家困難時期，犯人們的生活理所當然地更加艱難。
他們住的是沒有圍牆的草棚，風可以刮進來，雨可以吹進來。周圍是鐵絲網，探照燈不時掠過，荷槍實彈的軍人在周圍巡邏，深更半夜醒來，眼前是耀眼的探照燈光，值班軍人的沉重的皮靴聲清晰可聞。他們睡的是稻草，人犯們全都睡在地上，年深月久，潮氣入骨，一個個患上了風濕性關節炎，一到陰天雨天，手腳就發疼。吃的是山芋，有時吃山芋葉子或山芋籐。表面上規定每個人每天的口糧是４兩米（２００克），一個月有２兩油，但是，實際每個人能吃到多少，誰也不知道，青菜湯裡看不見油花，稀飯稀得幾乎沒有米粒。加上勞動量大，每天只感到肚子餓。 由於普遍營養不良，許多人得了營養性水腫病，身上發腫，全身發亮，用手指在身上一按，可以看到一個凹下去的指印。但水腫歸水腫，照樣得勞動，一點懶也不能偷。當時，小Ａ想，飢寒交迫，很可能死在獄中。只要能保住性命，其他都是次要的，他把能賣的東西全都賣了，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破棉襖。變買所得的錢全都買了能吃的東西。
艱難的１９６０年過去了，國家的情況一點也不見好轉。轉眼到了１９６１年，這一年下半年，他又被押往金華蔣堂農場服刑。吃的還是山芋葉。當時，病死餓死的犯人非常多。有的人做著做著，做不動了，身上水腫，倒下去就沒有了氣。為了活命，他們在勞動時見到什麼就吃什麼。看到一隻蝗蟲，就打死了往嘴裡送，有時見到了泥鰍，青蛙，有時就生吃，連骨帶血吞下。有時則放在搪瓷缸子中燒一下吃。長久飢餓中生活的人，見到青蛙泥鰍，比吃山珍海味還要鮮美。有時見到了泥裡的蚯蚓，也不管三七十一，放進嘴裡嚥下去。他道，蚯蚓雖然難吃，但是卻能補充一點活命所必須的蛋白質。
折磨他的不僅是飢餓。這裡是坐牢，是勞動改造的場所，不是今天的干休所，如果說錯了什麼，那就是罪上加罪，要接受嚴厲的處罰。有一次，小Ａ想起往事，不禁感慨起來。他想，自己好好的一個大學生，竟落到了這種地步，變成了罪犯，每天牛馬一樣地幹，還不知道能否活著出去，只感到前路茫茫，不禁想到了林沖在草料場的經歷，也學著林教頭感歎地說，唉，真是有國難投，有家難奔啊！今天讀者聽來，這話或許不對，也無大錯。但是在當年，這話卻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被說成是反動的話，人們更引申說這是他想叛國投敵的證據。為了這句話，天天晚上要批鬥一番，在一次批鬥過程中，有人用鐵棍狠命地打他，他的四顆門牙被打落下來，他滿嘴都是鮮血。有人又在他的腰背上打了一棍，痛得了幾乎直不起腰來。直到現在，他的腰經常發酸發痛，手也舉不起來。是誰打他，也許是思想比較左的
獄方人員，也許是人犯，有些人犯為了討功，很會察顏觀色，見管理人員動了火，會狠命地打人，也順便發洩一下積聚起來的侵犯欲。小Ａ挨了批、挨了打不算，還被加刑一年。１８年牢獄已經夠長的了，現在，為了這一句話，要坐滿１９年牢才能獲得自由。
大牆裡觸目驚心的事屢屢發生。他的同一囚室中有個浙江醫科大學的大學生，也是一個思想犯。有一次，他從上鋪起來解手，因為牢房非常狹小，睡夢中稀裡糊塗地，不當心碰倒了掛在對面牆上的一張偉大領袖像，第二天有人說，像上有一隻眼睛中有一個小洞。這個小洞可能原來就有的，也可能是他不當心碰壞的，就是他碰壞的，只要不是故意的，也至多只是故失而已。但是，第二天，全監獄召開審判大會，說他是故意挖去毛主席的左眼，當場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一個年青的醫學院學生就由於一次半夜小便事件而丟了性命。後來，他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從杭州趕來探監，得到的是一張兒子畏罪自殺的通知書。一個好端端的大學生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槍殺了，死後還擔著反革命的罪名，他的家人則長期不知道兒子死亡的真相。中國古代說人命關天，不知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人竟動不動就犯罪，成了比草芥還輕的東西。
１９６７年，當時社會上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批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陶鑄，一會兒批這個，一會兒批那個。真如紅樓夢裡所說的，亂烘烘你放唱罷我登場。反正很亂，相比較而言，倒是監牢裡反而安靜些。１９６７年，小Ａ又被押往青海勞改農場。這裡是山區，幾十裡幾百里不見人煙。有的人逃跑，但是，十有八九就死在路上。有的被抓了回來，就手鐐腳銬地整，還扣克他的糧食。西北地區冬天很冷，Ａ的衣服很單薄，真是飢寒交迫。
小Ａ在好幾個地服過刑，在好幾個刑場勞動改造過。挨過的批判不少，挨過的打也不少，有一次，他腳上還被人用鐵絲穿過，至今還留著黑色的痕跡。沒有坐過牢的人很難想像坐牢是怎麼回事。
* 過年的風波
時間一天天過去，從２０歲開始坐牢，到１９７２年釋放，小Ａ整整坐了１２年的牢了。離他１９年刑期還有７個年頭。
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１９７２年４月，獄方一個幹事找小Ａ談話說，政府現在寬大你，放你回家。他的精神已經麻木了，說不出是高興還是痛苦。
這位幹事還告訴他，上海的姐姐不肯收留他，所以他出獄後得到江西與父親一起過日子。他在監牢裡１２年，一共積下了２００元錢，平均每年２０元，每個月２元不到一點。他不知是感到心酸還是感到未來的恐懼，眼中禁不住淚水盈眶。但又一想，無論未來的路怎樣，總比監牢要強些。就這樣，他從監牢裡出來，踏上了回家的路。
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但這是什麼家啊。爸爸的境況比他想像的還要糟。他，由於兒子是反革命，他就成了反革命家屬。在「親不親，階級分」的年代，反革命家屬無論走到哪裡，哪裡都不會優待他。小Ａ回到家的時候，父親住在生產隊的牛棚裡，除了一隻燒飯的煤球爐，家裡什麼也沒有。兩隻小凳子全是缺了腿的。全家只有一條舊棉被，冬天時兩人就鑽在稻草裡。
小Ａ這一年33歲，他每天做最重的活，做的時間比誰都長，但是，他的工分只有４分，最高勞動力１０分，他不如一個婦女。他覺得這不合理，但是，公社領導說，別胡思亂想了，他們一家的生活絕對不能超過貧下中農。這就是階級路線。
轉眼到了1974年,當時，由於大搞階級鬥爭，經濟已經到了十分困難的地步。四人幫下台後，當時批判四人幫的文章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蹦潰的邊緣。但是，報紙上每天唱著到處鶯哥燕舞的讚歌。誰要是對大好形勢有點兒不同意，也可能被扣上罪名。
１９７４年新年，小Ａ家中只有不到３斤大米，２元多錢。過年是中國的大節，這樣過節實在太寒酸了。小Ａ狠狠心，買了半斤肉，（當時一斤肉的價錢１元左右）又買了一包煙給父親抽，他又買了一幅紅紙，想寫個春聯，也想給節日增加一點氣氛。年三十那天，吃了午飯，老父親在旁邊抽著他買的煙，小Ａ寫起了春聯。上聯是過年難難過年年年難過年年過，做人難難做人人人難做人人做。橫批是得過且過。這本來只是有點自我解嘲的意思，想自己給自己小幽默一下，再嚴重一點，也是有點牢騷。人麼，有點兒牢騷也是正常的。孟嘗君手下有個姓馮的食客，大概覺得吃得不好，吃飯的時候，總是敲著碗，說食無魚，有了魚吃，又敲碗說行無車，有了車，又敲碗說居無室，但是，孟嘗君沒有定他的罪犯了惡毒攻擊罪，沒有說他污蔑大好形勢。柳亞子先生解放初也有點兒牢騷，毛澤東告訴他牢騷太盛防腸斷，也沒有定他的牢騷罪。但是，小Ａ卻沒有那種運氣，對聯張貼了一天，公社革命委員會就感到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是階級鬥爭的好教材。他們的鼻子是很靈的，據說狗的鼻子比人要靈敏１００萬倍，因此，狗常用來偵破疑案。這些人對階級鬥爭氣息的嗅覺，一點也不會比狗差。
大年初一的晚上，公社的禮堂裡一派階級鬥爭的氣氛，小Ａ被押到公社裡，讓他彎腰，低頭，然後是一個一個地揭發他，罪名是污蔑大好形勢。批來批去，無非是堅持反動立場，污蔑社會主義，也許是出於對階級敵人的階級義憤，鬥到三點鐘，為了讓他徹底交代自己的犯罪動機，必須讓他觸及靈魂，為了讓他觸及靈魂，必須先觸及他的肉體，於是就用麻繩把他吊到樑上，繩子緊緊地紮著他的手，全身的力量就全吃在麻繩上，麻繩扣進肉裡，刺心般地痛。
他的父親也跟著他到了鄉里，他看著人們批著鬥著，又看到兒子被吊到了樑上，心裡很痛，又不敢求情，生怕這些人發無名之火，讓兒子受更大的罪，一個人正在那裡暗暗地流淚。對這些階級鬥爭積極分子來說，流淚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體現了他的階級立場，他為兒子哭，是堅持反動立場，更妨且他生了一個反革命的兒子，仔細推究起來，這也是一種罪行。於是大會主席一聲令下，一群人圍到了他的父親身邊，也將他用繩子捆綁起來，也吊到樑上。吊了有個把小時，才放了下來。小Ａ已經四肢發青，全身浮腫，奄奄一息了。而他的老父親年老體弱，竟受不了這樣的瘧待，無聲無息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他什麼時候死的，是在吊的時候死的，還是放下後死的，瘧待他的人不清楚，我當時昏昏沉沉，也不清楚。他的父親去世後，因為是反革命家屬，又是在批鬥時死的，人們害怕階級鬥爭災難引到自己身上，屍體一直無人安葬。後來，有幾個好心腸的老人乘一個黑夜，偷偷地在山上挖了一個坑，把他的老父親用一條破草蓆一包，埋在坑裡。小Ａ說，父親是因他而死，是受折磨而死，他一直想積幾個錢，好好把父親再安葬一下，也要答謝那幾個善良的老人，在那個時間，這樣做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啊！
* 妻子嚇出了精神病
小Ａ是個牢改釋放人員，後來多次被批鬥，在人們的眼中，他是屬於階級敵人一類壞人的。他在家鄉不斷地被批鬥，在那時人們的價值觀中，他算得上是賤民一類的，人人都可以看不起他。而且，他的家中經濟困難，一貧如洗，一家人只能算是活著，不能算生活著。能吃飽肚子已經是很好了。這樣的生活實在沒有什麼奔頭。小Ａ早到了成家的年齡，但他卻遲遲沒有結婚，不是他不想有個家，實在因為那家的女孩子不想找一個能穩穩當當生活的男人，雖然他是大學生，見多識廣，但是，知識這東西在那年代頂個屁用？最吃香的人是三代貧農，是斗大的字不識的大老粗，這樣的人才能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才能「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方圓幾十里地區內的女孩子，誰不知道有個南京航空學院裡趕回來的右派、現行反革命，誰不知道他坐過牢，戴著帽？世界上有哪個女子肯往火坑裡跳，肯嫁給他這樣的「反革命分子」？
不過，世界上的事無緣是命，有緣是運。後來，有人介紹起一個富農家的女兒。說起來，不說是門當戶對，也算是比較般配。論社會等級，富農子女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起現行反革命來，要略高一籌。按照當時的理論，「出身是不能選擇的，但前途是可以選擇的，重在政治表現。」話是這樣說，實際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地富反壞四類分子的子女，幾乎沒有一個不跟著父母倒霉的。考大學沒有他們的份，招工沒有他們的份，陪斗陪批常常有他（她）們的份。因此，四類分子子女的婚事也常常成為老大難。而這種政策，倒在無意識之中為小Ａ準備了一個老實本分的老婆。他的妻子出身於一個老實本分的家庭，像別的四類分子的家庭一樣，每次運動來，都逃不了倒霉的事。那個女兒也因為出身的原因，耽擱了婚事。兩個都是天涯倫落人，境況也相同，能明白對方究竟是怎樣的人，能理解對方所受的委屈。世界上一身富貴氣的牡丹花要開花，在春寒中開出小黃花的苦菜花也要開花。兩個被社會壓在最底層的人，終於結合成了夫妻。
妻子的文化很低，但類似的經歷，倒很相知。只是因為出身富農，讀書時就常常受欺侮，變得膽子小，走路也低著頭，因為丈夫是反革命，結了婚，更是經常提心吊膽。
１９７６年的一天，小Ａ與村裡的人一起送著公糧，半路上，聽到廣播裡在哇拉哇拉地批判著孔老夫子。孔子真倒霉，活著的時候，到處奔走，又沒有人給他發工資，有時沒有東西吃，餓得肚子咕咕直叫。他死了２０００年，居然也不得安寧，一些階級覺悟高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也沒有放過他。幸虧他早死了，如果他活著，怕也要被關進牛棚，甚至會關進監牢，至少得吃大字報，在批鬥會上，也少不了得低頭彎腰。挨不挨打，也很難說。罪名麼，可以找，這是很容易找到的。比如說，為奴隸主服務啊，想復辟倒退啊，開歷史倒車啊，對新生事物看不慣啊等等，要什麼，就會有什麼。他寫的<<論語>>裡，要找什麼罪證，就能找到什麼罪證。
小A聽著聽著，心裡不禁為孔子抱不平了。禁不住又忘記了自己吃過的種種苦，又發起議論來了，他說，孔子死了２０００多年了，也要受批判，也許他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這話也不算錯，孔子是不會想到文化革命會算他的帳，更不會想到曲阜他的老家會被破壞得一塌糊塗。孔林、孔廟、孔碑，有的砸了，有的掘了，有的燒了。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列的，確實是這樣，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沒有一個朝代是這樣大抄家，大批鬥的，放眼看世界，那一個國家的國家主席那樣被批判，哪一個國家主席赤露著身體孤零零地去
死？
牢騷雖然痛快了幾分鐘，沒有想到，當天夜裡，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砸到了小Ａ的身上。這一天回家後，因為勞動了一天，他非常勞累，吃了晚飯就早早地睡了。他的妻子正在做月子，他們的第二個孩子生下還只有２０天，她生育後身體虛弱，也躺在床上。正在小Ａ迷迷糊糊的時候，突然聽見一陣急匆匆的腳步聲，他剛要起來，只見鄉里派來的一群積極分子已經闖進了他住的牛棚，他們走到床邊，二話不說，就用力把他按倒在床，卡嚓一聲，就用手銬把他銬了起來。小Ａ坐了許多年的牢，批鬥了不知有多少次，也可以說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了，死豬不怕開水燙了，他倒沒有太緊張，也不心慌。但是，他的妻子卻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場面，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驚嚇，面對一群似狼如虎的階級鬥爭戰士，呆呆地坐著，話也不說，哭也不哭；有時候，又會無緣無故地則大哭大鬧。從此，她得了精神分裂症。小Ａ既沒有錢，又沒有精力幫助她看病，她的病也就纏綿，時好時壞，漸進地加重著。
妻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後，再也不像過去的樣子了，再像以前那樣當母親了。孩子剛出生時，她小心地抱著孩子餵奶，孩子哭了，就輕輕地拍打他，按時給孩子換尿布。得了精神病後，她自己飽一頓，餓一頓，對孩子也莫不關心，彷彿不是她的孩子。有時痛哭流涕，有時候又莫名其妙地大笑不止。她肯定生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裡，不知道她所在的幼想世界是否也充滿著階級鬥爭，是否也搞反右運動，是否也搞文化大革命，是否也動不動就要批判鬥爭？但願那裡是個比較平靜的世界，但願那裡沒有一個喜歡搞運動的毛澤東。不然，他的妻子脆弱的靈魂肯定難以得到安寧。
被命運折騰了半世的小Ａ意外地得到了一個賢慧的妻子，這是他的造化，但不久，他又失去了妻子。妻子的肉體還在，但精神錯亂。與此同時，一個才３歲、一個出生才２０天的孩子也都成了沒有母愛的孤兒。孩子失去了媽媽，丈夫失去了妻子，究其原因，只是因為小Ａ為２０００年前的孔老二說了一句同情的話。
* 艱難的平反之路
妻子病倒以後，小Ａ既要維持一家的生計，又要為妻子操心，還要養育兩個幼兒。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幸虧，他的岳母幫了大忙，老岳母看著女兒的骨血熬熬待哺，看著大學生女婿被生活折磨得焦頭爛額，毅然幫助他挑起了養育２個孩子的重擔。
1976年,中國這般巨輪終於有了轉向的可能。中國發生著靜悄悄的大變化。這一年９月９日，毛澤東死了,１０月初，四人幫一夥被以華國鋒為首的黨內的健康力量粉碎了。但是，左的思潮還是根深蒂固，中國這艘巨大的航船還是在原來的航道上前進著。
此時，一個力挽狂檻的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此人１５歲參加革命。他在四人邦時代曾提出「高舉骨頭」的口號，他在四人幫下台後正年富力強，他在中央黨校領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他在擔任組織部長期間，大膽地撥亂反正，大刀闊斧地平反各種冤假錯案。他就是胡耀邦，他為中華民族做了永載史冊的大好事，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裡。
１９７８年，小Ａ的同窗好友李某某探得了他的下落，千里迢迢前為探望。他帶來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他對小Ａ說，你的案子是冤案，胡耀邦正在平反冤假錯案，頂著不辦的，將要調離工作崗位。你的問題早就應該解決了。
小Ａ的心動了。２０多年了，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難啊，自己白白地坐了１２年牢，渾身傷痛，老父活活地折磨而死，好端端的妻子被折磨成了精神病。再那樣活下去，他感到活著也沒有多大意思。但是，一次慘痛的經驗告訴他，那些喜歡整人的人們對於翻案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反對的，翻案失敗，就會罪上加罪。
他借了５００元錢，把一雙兒女托付給了一個可以信任的親戚。哽嚥著說，「兩個孩子拜託你撫養成人。如果我這次翻不了案，要麼再被重刑，要麼自殺，不成功則成仁。萬一慘遭不幸，你為我養育這兩個孩子，我九泉之下也會牢記你的大恩。」
他又向兩個告別。孩子還小，他們不會理解他所受過的苦，也不會理解這次翻案在他精神上的重負。他對孩子懷著深深的歉疚之意，感到這兩個孩子投胎到他家裡，真是太苦了，感到非常對不起他們。他輕輕地擁抱他們，想再給他們一次父愛。說不定，他們從此以後再也見不到他們的父親了。
他又向妻子告別。妻子患上了精神病後，他無法與她進行心的交流。妻子是為他而病的，他想起夫妻患難一場，深深地感到對不起妻子。他祝願妻子早日精神健康，他一定要報答她的一番恩情。他對妻子輕聲說著他要走了，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要去很久很久。妻子似乎聽懂了，又似乎沒有聽懂。
他狠了狠心，終於離開了親戚、離開了妻子，離開了孩子。他二上北京，一次又一次地去上海，一次又一次去那個縣。找公安局，找縣政府，找市政府，凡是有一點希望的地方，他都去了。
翻案的路也真是艱難。整他的時候，（整別人也是這樣）人們一個個作出義憤填膺的樣子，許多人都爭著上台發言。但是，要平反了，卻沒有一個人肯承擔調查取證的責任，這個機關說不清楚，那個機關說不是他們管，有的機關說還要等上級的指示，還有的說，找不到原始材料了，此案查不了了。總之，到處是推萎，到處是拖拉，他跑了三年，還是沒有一點眉目。
他鐵了心了。他晚上住在汽車站，船碼頭，有時睡在橋洞，有時就睡在露天。他像一個乞丐，像一個流浪者。有時候，一天就吃那麼一頓，方便麵，淡饅頭，能充飢就行。好在他在艱苦時期吃過青蛙吃過蚯蚓，吃過泥鰍，吃過大苦，這點苦倒算不了什麼。他鐵了心了，三年翻不成，他準備再翻三年。總要討個說法。沒有個說法，大不了自己賠上一條命。
到處碰壁之後，他又一次來到了北京。一次在中央辦公廳，一個首長模樣的人正要乘車，他也顧不得許多了，連忙攔車告狀，哭著訴說了自己２０多年的冤屈。這位首長車也不乘了，下了車聽他訴說，接受了他的訴狀。隨後在一張信箋上寫了意見，蓋上了公章，要他帶給上海市公安局。從這時開始，他的案子才立案複查。我等呀等，到了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我終於收到平反通知書。４月９日，他到那個縣教育局報到，他為自己重新走上教育崗位而高興。屈指算來，從他從教至今，已經經歷了２２個年頭。當他再一次看到他熟悉的教室、看到當年的同事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歷史對他的折磨還沒有結束。第二，即１９８２年４月９日，他接到一紙電報，他的妻子長期患病後於當日死亡。他趕回親戚家中，送別了妻子，他對著妻子的墳頭號啕大哭。正想與妻子一起分享平反的快樂，正想為妻子治療精神病，正想與妻子一起相濡以沫，妻子卻急急地走了，她與他結婚十多年，連一天安寧的日子也沒有過上啊！他在妻子的墳頭立了一塊石碑，把妻子當作現代的王寶釧，寄托著對妻子的思念之情。
小Ａ的歷史太沉重，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但是，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在我們身邊的人身上發生的故事。小Ａ平反了，終於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晚年，但是，身上的創痛卻無法消除，心靈的創痛也無法消除。他說，歷史的陰影一直在他的大腦中旋轉著，浮現著，苦難的生活常常在夢中出現。他希望，我們的子孫應該瞭解這段慘痛的歷史。這件非人化的故事，再也不要在中國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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