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一 邏輯混亂的提法
于建嶸牽頭的一個關於信訪制度的調查被稱為「迄今為止國內最大規模的針對上訪人群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形成一篇題為《信訪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後果》的調查報告。2004年11月7日，國務院法制辦《信訪條例》修改小組聽取了于建嶸關於暫緩通過該條例修改稿的意見，並希望他能夠向有關領導呈送書面報告。
那麼，如此有份量的發言，推出甚麼結論呢？——在這次報告會上，于建嶸建議從行政、法律、政治三個層面考慮對信訪制度進行「穩妥而有步驟的改革」。而「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撤銷信訪辦，將其受理的各種案件移交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處理。」（本來，這樣的初衷和主張至少應當得到知識份子的一定相應。但報導之後卻遭到更多抨擊，引發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社會影響力。在筆者看來，是于建嵘的視角和價值取向出了問題。
首先，筆者對於于建嶸研究員長期住在農村研究「三農問題」、帶隊「對632位進京上訪者進行了問卷和深度訪談，與部份信訪官員進行座談及進駐『上訪村』體驗生活，分析來自全國各地的2萬多封控告信」的做法深懷敬意，可是，對於他的許多結論和論證卻比較失望。在此，提出商榷。由於沒有看到（也很難看到）調查報告的全文，故而只能針對有關報導中傳遞的信息。
于建嵘似乎接受了中國政法大學應星副教授把1982年以後的信訪概括為「安定團結型信訪」的提法，認同「信訪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化解糾紛、實現救濟。」對信訪制度的功能如此定位，實在是那些艱難奔波、求告無門的農民們極大的悲哀。在「安定團結為重」、「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框架之下，上訪者無論怎樣都在「不安定因素」中佔有重要地位。處在這種框架中的上訪者在是非判斷上首先就處於被動地位。就是得到「最好」的處理，也無非是糾紛中之一端、是「救濟」的對象，如此而已。本人不是上訪一族，可看到信訪制度被置於如此格局之中，深深感到欲哭無淚。無論政法大學那位副教授對這樣的功能定位是贊同還是批判，而于建嵘的論證顯然是以此為出發點的。
于建嵘認為，「安定團結型問題」應該由司法部門解決，「功能錯位」是信訪制度的一個突出問題。于建嵘所謂的「功能錯位」，意思是本來應該由司法部門辦的事由信訪部門辦了，但無論由誰來辦，都是為了解決「安定團結型問題」。按照于建嵘調查後所列舉的「上訪者想反映的回答涉及到土地、基層選舉、腐敗、亂收費、打擊上訪等各個方面」，如果將這些問題都放入「安定團結型」的框架里加以打點，還哪裏談得上政治民主？哪裏還談得上公民權利？就是與「權為民所用」的文件文本話語也南轅北轍。
于建嵘力主由司法部門接待並辦理信訪，原因是「信訪部門並不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並且與國家信訪局研究室主任張彭發的分析相呼應：「權力有限是信訪部門的問題之一。」調查報告說：在接受調查的2000多人中，只有3人表示因為上訪才使自己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而解決的方法是有關領導人做了批示，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重視。
當報告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信訪制度是以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存在的『人治』思想為基礎的」，筆者以為此結論頗為中的。但其進一步的論證卻顯然是大踏步的後退。于建嵘說，「其嚴重後果是，客觀上會消解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上訪者往往把信訪看成了優於其它行政救濟、甚至國家司法救濟的一種特殊權利。他們在當地有關部門解決不了問題後，動輒上訪。于建嵘說，這直接導致了司法權威在人們心目中的弱化。信訪制度最初只是供人們提意見、建議的，後來變異為一種權利救濟方式。」
正因為以前讀過于建嵘的一些文章，所以對他此處的邏輯混亂深感遺憾。
甚麼叫作「他們在當地有關部門解決不了問題後，動輒上訪」？難道問題解決不了還有別的法子嗎？求告無門、艱難奔波、甚至傾家蕩產，尤其是橫亙在面前的種種阻力，足以讓但凡有其它門路解決問題的人望而卻步，哪裏談得上甚麼「動輒」？有幾個願意象沒事出門一樣輕鬆、輕易地「動輒」？
甚麼叫做「特殊權利」？如果「司法權威」有效、或任何權威能夠改變上訪者萬般無奈的境地，誰願意享受這樣的「特殊權利」？像劉玉萍那樣上訪的悲慘和屈辱，就是「特殊權利」帶來的遭遇，如果將這樣的「權利」給你于建嵘，你願意「享受」嗎？
甚麼叫做「直接導致了司法權威在人們心目中的弱化」？如果司法機關真的是有效而公正的，其權威會弱化嗎？人們會捨近求遠地、捨有效而求無效地苦苦上訪嗎？司法權威的弱化是上訪者「直接導致」的嗎？究竟是上訪導致了司法權威弱化？還是司法權威弱化導致了上訪？況且，從那些上訪或以種種手段無奈而痛苦地提出訴求這遭到鎮壓的例證來看，一些司法權威一點也不弱化，而正是其在拒絕、排斥、錯判、鎮壓上訪方面表現的「強化」，導致了更廣泛、頻繁的上訪。
甚麼叫做「優於其它行政救濟、司法救濟」？明明是200多人中只有3人的問題得到解決，「優」在何方？況且，甚麼叫作「權利救濟」？難道上訪者的權利訴求都不是其本應享受的合法權利？難道權利被侵犯是「天災」，因而需要像「救災」、「扶貧」一樣給予「額外的」貼補？又是誰在施捨「救濟」？信訪作為一種無奈的控訴，其指向本來就是要討回被侵害的權利，是一種失去法律依托後的弱者的維權行為，政府或權利機構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的作為或不作為都是其應盡的責任，何謂「救濟」？無論是「權利方面的救濟」或「用權利給予救濟」，「權利救濟」這種概念都是混亂的，而且在臆造中有背離法治、倒向人治之嫌。
二．隔靴搔癢，捨本求末
于建嵘認為，「是制度本身有缺失。」信訪制度要改革就不能拖泥帶水，「必須徹底」。但是，他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卻分明是隔靴搔癢、捨本逐末。
就在介紹于建嵘調查報告的同一篇報導中，記述了來自湖南衡陽的劉玉萍，七年來因為上訪的花費已經超過了10萬元。接受《時代人物週報》採訪時，她手裡拿著幾枚硬幣，正站在北京街頭為晚上的住宿問題發愁。由於兒子因舉報犯罪人員卻被抓，她昨天又趕到了北京，「找有關部門反映問題」。本來打算多找幾個部門的，但在公安部填了張表後，她決定不再找其他部門了。旁邊的一位上訪者告訴她，自己的材料已經遞上去10天了，還沒有消息。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自1993年以來，信訪量連續11年增長。2004年第一季度，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來信同比上升20.2%。
問題在哪裏？于建嵘所看到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職能部門都設有信訪機構，但相互之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隸屬關係。中央信訪機構對地方及其他部門信訪機構之間的管理協調能力也十分有限，這樣很容易導致各級信訪機構在缺乏必要監督情況下對信訪案件層層轉辦，結果是信訪不斷升級，最後各種問題和矛盾向中央彙集。」
這樣的分析能說明甚麼？能說明「是制度本身有缺失」嗎？其實，調查報告所列舉的現象早已超出了信訪制度本身的「缺失」。比如「國家幾次有關信訪的新舉措都帶來了新的信訪高峰」；比如：中央高層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根據胡錦濤總書記批示而設立的信訪「聯席會議制度」，就要求各部門合作，跨部門、跨行業解決信訪突出問題。但劉玉萍表示，她是在當地的聯席會議工作組沒有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才來北京的。又比如，中央曾確立了信訪責任追究制，並按信訪量給各地排名。這個政策的初衷是想把問題解決在基層，但客觀上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壓力。一些地方政府在高壓下，對信訪者進行收買、欺騙甚至打擊迫害。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632名直接被訪者中，有56.2%的上訪是因為「政府打擊、拘捕領頭上訪的農民」。再比如： 來自遼寧的一位上訪者表示 「來（上訪）了，沒解決問題再回去，他們更會整死你的。」調查數據顯示，50%以上的上訪者，曾因為上訪遭到各種報復。不能回家的上訪者一般聚居在北京南站的「上訪村」。對他們來說，上訪儼然已成了一條「不歸路」。
在于建嵘列舉的資料和他分析的癥結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張耀傑指出：「中國政府在現行憲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設計的疊床架屋且等級森嚴的信訪機構，根本就不是讓本國公民走向陽光大道的「鞋子」，而是誘導本國公民跪著請願甚至於跪著造反的永無出頭之日的制度陷阱。它所預設的根本前提是地方政府當局可能會腐敗墮落，而代表最高權力的中央政府及其領導者卻是絕對正確的，本國公民不可以享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當人權，只可以享受到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奴隸權利。」這樣的分析顯然更為中的，因為在信訪制度本身說「制度」，無疑於是為制度開脫。
實際上，在現行制度下、在實際發揮作用的政治機制中，人民「反貪官」的權利也根本無法實現。「遼寧省某個城郊的幾千名失地農民，在上級政府官員面前黑壓壓跪倒一片，要求該官員主持公道，結果卻是慘遭鎮壓。」——這樣的「跪著造反」，其實哪裏是甚麼「造反」，是在認可為奴、甘心為奴前提下的苦求生路，他們不僅被剝奪了所訴求的權利，而且也被剝奪了提出訴求的權利。于建嵘的調查明明顯示：「在接受問卷調查的632位進京上訪的農民中，有401位在上訪之前就上訪的問題到法院起訴過，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佔到42.9%；認為法院不依法辦事判決敗訴的占54.9%。」
在信訪制度本身作文章，在信訪辦和司法機關、人大機關之間調來調去，解決所謂「功能錯位」問題，就像一個人在一套別墅中從樓上到樓下、從走廊到衛生間；說得難聽一點，是在虎穴和狼窩之間的選擇，于建嵘「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的真誠，在其論證中被打了折扣。
正如批評者指出：眾多上訪者本來就是在司法部門不受理、或不公正審理判決的情況下尋求上訪的，「功能」回到司法部門有甚麼意義？至於人大，君不見在對付冉金菊、冉金玉上訪時，「直接參與此案的」不僅有「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浙江省公安廳、檢察院，杭州市信訪局、公安局、檢察院，上城區信訪局、公安分局、湖南省龍山縣信訪局、司法局」，而且還有「並沒有公開露面卻一直在暗中操縱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某官員」。對付來自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他砂鄉冉家村的一對上訪姐妹尚且如此，更何況「長期上訪」、「專業上訪」、「聚眾上訪」、「集體上訪」、「長年上訪」……。根本用不著于建嵘挪移「功能」，許多地方在對付上訪上，人大也罷、司法部門也罷、地方政府也罷、信訪部門也罷，他們早就聯手了！上訪者面對的是權力的互動，是官官相護的聯盟。對付上訪、維護「安定團結」，他們的「功能」一點也不錯位。
信訪者、上訪者也好，「跪著造反」者也好，本身決不是人治的受益者和維護者，他們是人治、極權體制的受害者，是民主憲政改革實際的呼喚者和追求者。離開民主政體核心內容之一的司法獨立，離開憲政制度框架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離開憲政主旨所必然包含的公民言論、集會、結社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實現，離開鄉鎮治理結構和基層政權的深層改革，要想解決「安定團結型」問題，解決信訪、上訪問題，只能是空談。歷史、現狀、越來越多的事實冷鐵般地證明了這一點。
問題的癥結明白無誤，治本之道顯而易見，于建嵘的調查報告在呼之欲出的結論面前嘎然而止，思想者本應堅持和發揮的力度被隔在厚厚的「靴皮」之外。
三．信訪、上訪問題並非孤立
據悉，于建嵘在給友人的電話裡不無憂傷地感到自己「陷入孤立」。其實，孤立不孤立並不重要，于建嵘先生大可不必為此而憂傷，倒是的確值得反思一下自己的價值取向。
于建嵘在《啟蒙與知識精英的話語霸權——來自田野的思考》一文中曾經說：「顯然，我們在這裡並不是否認啟蒙主義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更不是在排斥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以及市場經濟這些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只是在強調中國民眾社會的田野經驗和田野智慧所具有的巨大張力。這種張力在自於民眾社會最為現實的生存需要。廣大民眾正是根據自己生存經驗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的特有的行為方式，來抵制那些與當權者結合在一起的知識精英們的話語權的。這種抵制的意義絕不是可以輕視的，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或影響到中國社會真正的走向。正是其於這種認識，我們才認為，中國社會的確需要進行一次新的啟蒙運動。但為了克服以往失敗的宿命，首先要做的這是要破除精英主義的迷信，走向平民主義。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那些知識精英應該到中國民眾社會裏去，將自己的理論交給廣大民眾評判，去從民眾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獲得最中國社會最為基本的常識。也就是說，這場『新啟蒙』應該是對那些企圖掌握中國社會發展話語權的知識精英的啟蒙，是要讓他們從那些西方化的話語體制中走進『鄉土中國』，到民眾社會裏經受常理和常識的啟蒙。」
看來，于建嵘先生此刻才的確應當檢視自己是否真的「並不是否認啟蒙主義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是否真的「更不是在排斥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以及市場經濟這些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不是需要「到民眾社會裏接受常理和常識的啟蒙」嗎？那就認真地、客觀地聽一聽在民眾社會之中、在鄉土和田野深處震顫的弱者的吶喊吧。曾經在歷史上為國運變奏發揮過深刻作用的啟蒙主義，與歷史上和當今民眾社會常識常理的啟蒙之間，一直是內在的呼應和共鳴。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即使再調查上三年五載，也不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比如，張耀傑並沒有參與那「最大規模的調查」，但他僅憑著幾次維權活動的經歷便痛快淋漓地指出：「弱勢公民被政府當局惡性侵權的問題，最終只能在公民本人與政府當局的平等對話和良性互動中得以解決，當下的根本問題是現行體制只允許政府當局為所欲為地亂動亂打，卻不允許極端弱勢的本國公民組織自己的農會和工會來平等對話和理性抗爭，更不允許本國公民通過自由言論和自由出版對政府當局的惡意作為進行有效地限制和監督。廢除機構龐大卻毫無作為的信訪部門的法外人治，在現行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還本國公民以組織農會、工會和自由言論的合法人權，才是解決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積怨的唯一出路。」在這樣的聲音裡，難道可以聽到啟蒙主義與「鄉土啟蒙」之間的甚麼異調嗎？
信訪問題、上訪問題，是不可能從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框架中孤立出來的。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張耀傑推薦）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