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8日訊】 1966年，我不知怎麼被領導選中，指派到四川資中縣參加一期「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簡稱「社教」，又叫「四清」，時間是6個月。
我被社教工作團分配到一個偏遠的農村公社，任務是駐一個生產小隊。當時的公社實行三級管理，（公社、大隊、小隊）。也就是說，我算下到了最低層。我除按規定行「三同」外（與貧下中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再就是參加工作團召開的會議，向生產隊傳達會上佈置的任務，比如抗旱、搶種等。我沒有任何雄心壯志，只想混滿6個月回去。
可惜好景不長。不久麻煩來了，因為這個小隊所屬大隊的大隊長的家，就在我進駐的小隊。不知何故，該大隊長被列入四清運動重點審查的範圍，並要求本小隊負責整理收集材料上報。工作團還指派一名材料員來本小隊，說是專案負責。此公姓張，按照當時的習慣，稱為「張同志」。張已搞過兩期「四清」，很有經驗，聽說正在爭取入黨。張同志到來後，生產隊的社教工作很快由他包了，我的任務就只剩下「三同」了。
那位大隊長三十出頭，身體較好，性情急躁，唸過初中，在那個偏遠的農村也是一個人材，何況當個大隊長只不過是一個部份脫產的農民。據我聽到的反映，無非是群眾態度生硬、罵人，有時說粗話之類，這些缺點怎麼能與「四不清」掛上鉤呢﹖張同志當面笑話我「你太天真了」。他說﹕毛主席說過，群眾中有95％的人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剩下的5％就是壞的。四清就是要把5％抓出來，純淨階級隊伍。如果沒有壞人，都是好人，那還搞甚麼「社教」呢﹖我體會到，這叫做莫、須、有。難怪解放後老搞運動，每次運動都有人倒霉，可能就是根據這個5％來分解的。
張同志根據上級的要求，圍繞著明確的目標開展工作。首先，是發動群眾，主要是發動年青人，據說所紀大比較保守，動員困難。指名道姓要他們大膽揭發，努力回憶，有甚麼說甚麼。並暗示若在運動中表現積極，可以火線入黨﹔有立功表現的可能有機轉成吃商品糧的幹部等，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非常誘人的陷阱。果然，不久年青社員們陸續開始揭發大隊長的罪行，有在人實在找不出揭發內容，乾脆向張同志說「你指點方向，我編點來說」。可見，這些人在張同志的鼓動下，立功的心有多麼急切﹗只半個月時間，張同志就整理出這位大隊長二十多條罪行。其中，有條「調戲」婦女的罪行，起因是大隊長幫一位女社員運了一車紅薯（該女社員出身不好，丈夫在外當工人）。接下來，就是召開群眾大會，批鬥大隊長。在批鬥會前，張同志已佈置完善，誰發言，發甚麼內容，怎麼說才能打中要害等。
批鬥會上，大隊長被強迫站在一張八仙桌上，社員群眾自帶小凳子坐在下面。會場像在演戲，年紀大的社員都默不作聲，年青的都按照張同志等演的內容表演，哪知大隊長偏不服氣，當場反駮對他的批責，拒不承認罪行。於是，張同志便帶領大家呼口號，當然，這也是事前準備好的。
批鬥大會結束後，大隊長的罪行又增加一條，態度不老實，想反案。
儘管張同志搞的材料諸多失實，且許多內容是莫、須、有，上級仍然批准大隊長是「四不清」幹部，撤去大隊長職務，回生產隊監督勞動改造。
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和恐懼，我發現要整倒一個人實在太容易了。誰知道下一輪又該誰劃入那個5％呢﹖我後來隨大流回單位了，但這種恐懼和不安卻多年難忘。
程 實 2004年12月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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