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胡不如江”。這是一句最近在中國大陸知識文化界人士中廣泛流傳的評語。說的是胡錦濤上台以後，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收緊動作頻頻，特別在江澤民卸任軍委主席後，坐穩了位置的胡錦濤更加收緊了言論尺度，繼逮捕《紐約時報》北京辦事員趙岩、對廣東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南風窗》、《同舟共進》兩雜誌開刀以後，最近，中宣部又下達正式文件，將北大教授焦國標、毛澤東前秘書李銳、作家王怡、余傑、經濟學家茅於軾、農民維權人士姚立法等六名經常寫文章批評時政的人士，列入全面封殺的禁止見報名單，一時引起海內外輿論大嘩。
近日網上流傳的一個胡錦濤對中宣部人士的講話，殺氣騰騰，凶相畢露，公然鼓吹在控制言論上“決不手軟”，“要向古巴、北朝鮮的同志學習”，更是引起海內外網民與輿論的一片鞭撻之聲。《紐約時報》近日甚至發表資深“中國通”記者紀思道的文章，用中國俗諺直言：所謂“胡溫新政”，看來是“驢糞蛋子，表面光”。
中共領導人在扼殺人權、剝奪公民權利方面的劣跡斑斑，其中包括中宣部的文化專制嘴臉，這些都不是新鮮話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胡不如江”這一個知識分子的評語的過早出現，說明胡錦濤又在重蹈中共前任領導人的覆轍–看來，胡溫第四代領導人在面對三農問題、下崗工人問題、上訪潮與民眾暴力抗議等等棘手的大問題之外，也需要以全新的思維，面對他們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了。
自1949年中共建政後，如何處理知識分子問題，始終是中共為政者的死穴和硬傷。芝加哥大學著名華裔學者周儻曾一再指出，從政治學的角度，一個政權的道義合法性，是由知識分子確定的。
毛澤東之所以在重視“槍桿子”之外，特別重視“筆桿子”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靠“筆桿子”來確立這種道義合法性。但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從來都只是把“筆桿子”問題簡化為“宣傳”問題，而不是通過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來確立政黨自身的社會尊重與社會認同問題。
因此，他們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方法，便是用“槍桿子”的專政機器去處理“筆桿子”們的思想話題。以強制洗腦、思想改造加政治運動與文字獄雙管齊下的方式，從評《武訓傳》、評《紅樓夢研究》、反胡風開始，反右、文藝整風、四清、文革，一直到批《苦戀》、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中共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和整肅，一個接連一個。以至各種“內行必須由外行領導”，要由“非文化人管理文化人”等等帶著明顯“反智主義”色彩的行政措施，成為中共文化出版部門內部多年來不成文的主流政策。
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的歷年僵局，在胡耀邦、趙紫陽時期稍有修復，但是，一場六四天安門屠殺，鄧小平的鐵血鐵腕政策，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湯然無存，更加徹底粉碎了執政黨與知識分子之間微弱存留的那一點良性依存關係。
江澤民主政的十數年間，盡管基本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但社會民眾對江澤民從來沒有好臉色，關於江澤民的各種政治笑話更是無日無之。其根本症結，正是知識分子在整體心理上，與中共黨人的分道揚鑣。
江澤民其實是意識到這一點的。整個九十年代，他對知識分子採取的是“贖買政策”–以改善薪資、待遇的方式，將知識分子群體本身變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以換取知識群體的合作與認可。這一政策，與九十年代知識界大為流行的犬儒主義、玩世現實主義相合流，在許多方面是奏效的。
但是，從本質上說，正如薩伊德所說，“所謂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知識的批判性本質，決定了政黨與這一群體的天然關係。胡錦濤不是強調“以人為本”嗎？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所謂全新的思維，就是必須把知識分子問題置放在“人的權利”的範疇去思考，所謂尊重知識，首先要回歸到尊重人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這些公民的基本權利上來。
可以說，中共領導人一天不改變他們的知識分子等同於“筆桿子”，“筆桿子”等同於“宣傳”，而“宣傳”和“輿論控制”等同於知識分子政策的陳舊思維，就一天不能走出中共歷年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深陷的泥潭。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執政多年來犯的錯誤，其根源駁雜，其核心因素之一，就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栽跟斗。“胡不如江”，只是今天中國知識界的一句“耳語”。如果胡錦濤一天不改變他在政治上的僵硬思維，還想把中國拉回到“古巴、北朝鮮同志”的意識形態老路的話，我們等著聽中國老百姓換上新主角的政治笑話吧！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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