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8日訊】自由時報記者蘇永耀╱特稿
媒體改造與提供健康的資訊環境，原本就是永無止境的工作，不能因為台灣已從威權轉入民主社會後，改革便可止步；相反地，做為第四權的媒體，更不應該迴避任何檢討。
台灣的政體雖轉為多元與開放，但媒體結構仍存在長期的壟斷遺緒，如果說這些壟斷是市場的自然形成，那是閱聽者的選擇權利；但事實上，這些都是過去黨政不分時的私相授受，並不符合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精神，當然有重整之必要。
然而，建立媒體的新秩序，無法僅依賴廣電法規範的黨政軍退出媒體經營後，便可克竟全功，這是因為過去的特權結構已經散佈在社會各個領域，即便政治勢力撤出，其他的舊勢力仍有可能遞補位子繼續維持壟斷局面，甚至以合法外衣保護，讓威權思想繼續殘留。
這些媒體改造，固然有賴閱聽者的智慧選擇，或是媒體間的自律行動；但兩難的是，閱聽者既已養成長期接收的習慣，又如何能夠辨明表象與深層之差異，加上商業掛帥讓媒體自律不足，整個改革動作便僅能依賴行政部門的推動；如同追討黨產，執政者反而變成改革者，這樣的時代弔詭，其實是反映台灣漸進式民主「分期付款」的做法。
威權與民主的交錯，使得既得利益者反撲政府的媒體改革措施，往往以「箝制新聞自由」為訴求，但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正是一種假民主口號，維護過去反民主利益的遁詞。
為何民營的中廣可以擁有壟斷式的頻率數，而當政府推動廣播頻譜重整時，讓更多的民營電台可參與經營，減少並集中公營電台，這豈不更能體現新聞的自由。
號稱達一百多個的無線與有線電視頻道，則是另一種商業壟斷的問題。台灣民眾可能會慨嘆，何以這麼多的頻道，選擇空間卻為有限？如果純粹依賴市場的力量，那麼所期待的結果可能是曠日廢時，甚至無法達成；許多經濟學家也已承認，對全民有利的公共財，往往必須透過政府的力量才有可能形成。
較佳的電視頻道與節目要能出現，政府的引導、民眾反應便相當重要，這已與干預新聞自由無關，而應看成政府、業者、民眾三者共同合作後現代社會發展模式。
font color=#ffffff>(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