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工業的革命，新的秩序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的擴大。十七十八世紀，歐洲進一步的向世界擴張。引起了當年先進 的西方與落後的東方(中國、印度)之間的衝突。這一衝突不僅僅是兩種文化的衝突，實際上是多少年來從地中海地區這一最早承認個人有權支配得到認可的私人領域的地方，發展出的西方社會秩序進一步擴張的結果。
一 新秩序
這一秩序的主要特徵為，強調分立的財產，俗稱私有財產，在保障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由此產生的被保護的個人自由。這兩點，是西方秩序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要素。
在原始時代，人們群居，以採集與狩獵為生，那時不可能有個人財產。「因為在他們中間，發現某個食物來源或藏身之地的人，有義務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他的夥伴。」後來人們有了製造耐用工具的能力，而這一工具是屬於製造者，「貴重物品所有權的分化，有可能是在群體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個人開始為更有限的群體——譬如家庭——承擔起責任的時候，才開始出現的。很可能是讓一份有效益的財產保持原狀的必要性，逐漸導致了土地集體所有向個人所有的轉變。」財產的分立，創造了交換的條件。而交換的產生，又促進了分工及財產的進一步分立。逐步演化出了現代社會。這一演化過程是自然和漫長的。
在經濟秩序發展的同時，帶來了新的習慣與道德。這對許多人來說是不情願甚至痛苦的。對舊時代那種大家庭式的，集體主義的秩序的留戀，一直徘徊於人們的心底。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嚮往恢復斯巴達反商業活動行為方式的懷念，到後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都是對舊日集體主義道德的嚮往，其實是對受全權政府主宰的微觀秩序的渴望。他們導致了後來的社會主義和法西斯的產生。
在歐洲歷史上，新的秩序的發展雖然不一帆風順，但由於古羅馬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個人財產絕對觀念上的一個私法楷模，因此其發展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是先進的。
新秩序的擴張手段，是貿易。正像孟德斯鳩所說：是商業把文明和文雅的舉止傳播給了北歐的野蠻人。商業文明，帶來了更好的物質生活和更新的道德思想，所以易於被人接受，這是為什麼新秩序能夠擴張。航海技術的進步，使這新秩序擴展到東方成為可能。
二 擴展
當時的東方，特別是中國，被強大的中央政府所控制。雖然個人有自己的財產，但這個財產分立卻是極初步的。這一財產是天子所封，可以因各種原因被充公，沒收，甚至個人及家族成員生命以同樣有被消滅的危險。沒有財產分立，就不可能有大規模的交換，也不可能有以不斷分工為基礎的生產，更不可能有大的市場。人的意識，自然還是以集體主義為主流，尊儒，貶低商業。因此當時的中國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都是落後於西方的。通過貿易和傳教士，中國人不僅見到了西方的物質文明同時領教了西方的價值觀念。有關此類事件，在一些清末文學作品內都有記載。讓我們看看一些在當時出現並一直受爭議的事物。
* 租借與飛地
在中國與西方貿易和政治交往趨向頻繁之際，西方商人與政治家開始在中國長期居住，同時建立了西方的海關金融等場所，加之當時中國社會治安不佳，於是，經中國政府批准，在中國一些沿海城市出現了租借。租界的佔地一般很小。中外人士均可在租界內居住，是外國銀行和政府機構所在。由外國人管理與控制，有自己的警察和武裝，因此治安情況好於租藉以外。保證了中外之間貿易及其它交流。這種租借沒有出入限制。另外還有一出入有限制的些飛地，但實際上不管是飛地或租界，內部居住的中國人都大大超過外國人。
* 治外法權。
西方同中國往來，中外雙方都有些困惑。一則中國官員不熱心於管理國外事務，二則當時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的法律程序，並且以西方人看來，中國當時的刑律過於殘忍，因此外國人犯罪都是由本國法庭審理。以避免不必要的不愉快和誤解。後來，二十世紀初，八個國家和中國政府一起，建立了領事法庭，專門審理外國人的案子。
治外法權和領事法庭，並非在中國獨有。日本，泰國以及其他國家都有過類似的外國豁免當地法律的條約。即使目前，類似治外法權的一些條約仍舊存在。像status of forces 條約，規定了所有在自己國家以外的士兵，范了法，都要在自己本國的法庭受審就是一例。另外還有外交人員的在其服務的國家的法律豁免權。
* 勢力範圍
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殖民潮再一次興起。殖民者的注意力轉向非洲。在那裡劃分勢力範圍，進行商業開發，同時制定了有關勢力範圍的法律。自二十世紀初殖民方向轉向東方，主要是中國，西方列強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在勢力範圍內，範圍所屬國的公民，比當地居民有更多的特權。有的甚至提出領土要求。
我們可以看到，租界和治外法權，都是為保障東西貿易而立的，而勢力範圍是為了西方列強在進行海外貿易時互不發生衝突而立。雖然有利於貿易，但其貪婪歧視與無道德卻頗為露骨。
除了貿易，洋人在中國建立了許多醫院，學校，使中國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先進技術。像清華，北大，崇德，篤志等大中學校，協和醫院等，都是上個世紀初洋人所建。另外洋教士在中國興辦教育，傳播科學知識，扶困濟危、幫助弱勢。「每到一地，都從幫助弱勢群體切入。他們建立孤兒院，收容孤兒和棄嬰。」 「而正是傳教士醫生，在臨床觀察中積累了大量鴉片毒害人身體，破壞家庭生活的資料，並在他們本國信徒的協助下，發起了抵制鴉片貿易的運動。經過他們長期的抗爭，終於迫使英國政府立法，取締了鴉片貿易。」他們救濟災民「移風易俗，提高婦女地位」為中國的進步所作的貢獻不可抹煞。
因此，西方進入中國，並不是用槍炮，而是以貿易為主，傳教士為輔。槍炮的使用是由了衝突之後。
三 衝突
當時的許多官人及平民，對外來的文化，可以說集中了西方新秩序發展中所遇到的兩種不同的感情：羨慕現代的物質，又不願丟掉舊有的秩序。特別是中央政府官員對自己地位的擔憂，與西方商人的貪婪與傲慢，使矛盾激化。
正如哈耶克所說：「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社會主義者在討論——或原始人遇到——商業活動。貿易和金融制度時，產生的一些特別強烈的態度和情緒。」因為經濟活動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為達此目的，人們在貿易活動中就要賤買貴賣，信息保密，這對習慣於原始社會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原始道德意識來說是骯髒的。因此他們把經商視為投機倒把，認為，「無商不奸」。「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視和道德詛咒的對象。……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生意人的行為違背了存在於原始群體中的互助模式」（麥尼內爾，1981：35）。加上這些生意人又是來自海外，人們不去想這些生意人是怎樣歷盡千辛萬苦，必須有多大的勇氣在各種不同民族前屈尊求助來換取利潤，不去想他們帶來的貨物，更不去想這一商業活動對中國帶來的長遠利益，只是對這些商人從中國換走的「利潤」耿耿於懷，排外主義油然而生。這一排外情懷很大一部分是對新秩序的抵制。
另一面，為了追求利潤，英商與中國腐敗官吏勾結，將被中國禁止的鴉片運入中國，以消除因中國茶葉出口帶來的赤字。最終引起了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使香港被英國租用一百年。
外商的貪婪與無理，與中國本土落後與愚昧的衝突的高峰恐怕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進犯了。當時中國北方農民，在清政府的統治下生活艱難，加之大旱，民不聊生，於是有了義和團。義和團把矛頭指向清廷和洋人。許多教士全家數口遇難。成千的洋人及中國教徒被害。當時的清朝政府明顯地感覺到了新秩序對清廷的威脅，於是提出了：扶清滅洋。利用義和團打擊洋人。致使義和團進京，洗劫外國使館。而慈禧太后不顧勸阻，向洋人宣戰。導致八國聯軍進京。
四 歷史教訓
與西方的貿易，使中國人看到了西方政治與經濟體制，及在這一體制下產生的豐富的物質文明。比較之下，凸現了中國政治的腐敗和落後的經濟，金融體制。當時一些中國官員，為了私囊，不惜將中國的資源賣給洋商。更不要說腐敗的清廷。如果當時清政府能夠順應形勢，進行改革，首先進行本身體制的改革，有了清廉的政府，和與西方接軌的政治體制，法律程序，中西的衝突就不會這麼慘烈。這就叫，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可當時的清廷並沒有認識這一點，反而以為中國的軟弱是由於沒有洋槍洋炮的緣故。更沒有想到，西方的進入，為中國的進步提供了鍥機。雖然商人們追求的只是利潤，但貿易帶來了新的秩序，帶來了進步的社會。這就叫，歪打正著。
香港的發展最能說明問題。英國進行非法毒品貿易，挨了打，中國反租香港與英作為賠償。本是個天大的冤案，可因此新秩序入港，便有了香港的繁榮昌盛。香港回歸時，不去總結歷史，只一味的聲稱洗刷民族恥辱，並不利於自己的進步。
面對歷史的是是非非，要有清醒地認識，必須有寬宏的胸懷，不能對自己有利的就宣揚，不利的就篡改。不能不承認，在這方面西方做的就比東方好。香港回歸時，英媒體就公正地介紹了歷史，並詼諧地說，原來英國政府是個「DRUG DEALER」（毒販子）。而對義和團及八國聯軍的史實，大陸仍舊是遮遮掖掖。
由於認識不清，和肆意的歪曲，許多國人至今對百年前的屈辱耿耿於懷。在討論國際和中國的形勢時，有人曾聲稱，那些為美國及西方國家說話的人請先把八國聯軍的侵略給我說清楚！認為中國就要向西方說「不！」。這對中國目前民主政體的建立是不利的。因為這一政體畢竟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如果不能對百年前的事做深刻的檢討，不能吸取教訓，甚至以此作為拒絕或半拒絕接受新秩序的借口，繼續拒絕民主改革，逆潮流而動，自己反而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另外，對西方國家百年前所幹的壞事，也不能因為他們發展了新秩序而一筆勾銷。雖然香港興旺發達了，但賣鴉片還是罪惡。可喜的是，隨著新秩序的發展，世界貿易的發達，世界公認的貿易，外交法律越來越完善。雖然那些法律主要是為世界貿易及國家關係而作，但同時也成了新秩序的擴張的保障。加之世界各國大部分進行了本土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更加有利於新秩序的推廣，百多年前在中國發生的悲劇很難再發生了。
但這並不是否認新秩序的發展仍有坎坷。目前世界恐怖活動就是對新秩序的拚死抵抗。但不管怎樣，新秩序充滿了活力，因為它的優越性已是有目共睹，致使人心所向。
（哈耶克 致命的自負）
（還歷史一個公道—簡論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歷史貢獻）
10/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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