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據香港明報星期天的報導說，由於近來四川、河南、重慶等地陸續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事件，中央高層感到震驚。為避免社會持續震盪引發連鎖反應，中宣部將所有此類惡性衝突事件列為禁止報導的內容。中宣部還要求各級報刊堅持發揚“黨管宣傳”的政治優勢，以高度政治責任感確保黨對輿論宣傳陣地的掌控，確保社會穩定。“有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以及罷工等事件”的報導，必須由新華社統一發稿，不准擅自報導，違反宣傳紀律規定者將被嚴肅處理云云。（何須如此費神？乾脆把全國新聞媒體都撤了，只留個新華社豈不更爽！）
這種“捂”為能事的“政治優勢”，正是令路人側目的“政治闌尾炎”。動輒“不准擅自報導”！眼裏還有“憲法”麼？現在的老百姓日益覺悟，維權意識空前。面對巨大的社會不公和官員們的貪得無厭和巧取豪奪，他們再也不肯逆來順受了。加之通訊手段日新月異，消息傳播速度堪稱空前，一味靠槍桿子高壓和筆桿子欺瞞的二杆子“政治優勢”是愈來愈沒用，即將壽終正寢了。
即使沒有眼下此起彼伏連綿不斷日趨激烈的官民衝突，只說中國人要養活從上到下最少四套“公僕”班子，（“黨、政、工、團”尚不計預算編制外巧立名目花樣繁多的臨時性機構）這是當今哪個國家能“消受”得起的？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我在一篇紀念杜牧誕生1200年的文中談到歷史上有名的“會昌滅佛”，對今天以“政治優勢”驕人的洋和尚們或不無啟示：
東晉南北朝以來，佛教東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唐武宗時全國大、中型寺院近五千座，小型寺院四萬餘座，僧尼近三十萬人，全國寺院共占良田數千萬頃。由於從唐太宗起，歷代皇帝就帶頭禮佛，“以身作則”，佛教幾乎成了與政合一的國教。時“王公庶士，奔走舍施”以祈來世，老百姓亦步亦趨，多“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舊唐書•韓愈傳》）且圖今生快活者。阿育王把釋迦牟尼遺骨分為四萬八千份，出口分送世界各地建塔奉養，陝西扶風迎得半截佛指，建阿育王寺以奉之。此寺唐時更名為法門寺，占地百餘畝，跟著半截佛指受供奉的僧侶盛時竟多達三千之眾。易佛為祖，便有現成齋用，能捧正經，誰種苦地？本應清靜之地的佛門卻變成了寄生蟲們的樂園。對這些唯捧經誦佛為務，整日忙於教誨人、引導人、鼓舞人、大慈大悲普渡世俗凡人去彼岸，除了救苦救難拯信徒于水火，舍此再無其他謀生手段之士、如來佛的東土全權代表們，杜牧是深惡痛絕的。他不但揭露佛教生死輪回、極樂世界純屬虛妄，更是尖銳指出佛教的善男信女們頂禮膜拜舍財拜佛無非是“買福賣罪”、偽善而已。這在當時舉國上下一致禮佛誦經“全盤佛化”的大環境下獨發異聲，不畏被人誣為“異教徒”、“異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中借武宗之口道：“窮吾天下，佛也。”僧侶集團惡性膨脹，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終於鬧到了朝庭供奉不起的地步。逼得唐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於會昌五年不得不下“廢浮屠法”，直以邪教視之予以取締。廢全國佛寺，折毀寺院44600多座，勒令26萬多名僧侶還俗“解嘴歸田”，沒收寺院僧侶的奴婢15萬人並轉為稅戶，（吃不成大‘廟’飯還得交稅！）寺院所占數千萬頃良田被收歸國有，毀銅像、鐘、磬以鑄錢。所鑄錢正面鑄有“開元通寶”，背面為“昌”字或各州州名。史稱“會昌滅佛”。實在是結結實實地為農民減了負，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杜牧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中引用文宗皇帝對宰相的話說：“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這段精采的話使我甚至對唐文宗也充滿了敬意。
“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 ，“窮吾天下，佛也”，言簡意賅，雖事隔千年，猶能震撼人心。不知道以撒謊為飯碗的“政治優勢”們讀了後有何感想。
我在文中還引用了一條新華社播發的消息：“目前我國平均每28個人就養著一個‘吃皇糧的’，全國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高達4500萬人之巨，每年僅工資一項就吃掉大約4500億元的‘皇糧’！如果加上辦公設施、住房、醫療保障等等支出，那將是接近萬億元的財政支出！”老百姓與“吃皇糧的”之比從盛唐時的500∶1到如今的28∶1，相差了多少倍！農民被多少人所食？ 是否可以把陝北、四川、河南、重慶、廣東揭陽等地陸續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事件看作是“惡僧尼耗蠹天下”的結果？把唐武宗之“惡僧尼耗蠹天下”與今日之“惡僧尼耗蠹天下”作個豎向比較或不無意義。唐武宗於會昌五年下“廢浮屠法”，是自上而下客觀上的為農民減負，有利於社會穩定。而眼下漸呈燎原之勢的“惡僧尼耗蠹天下”卻是自下而上的維權，是老百姓不堪重負多年積怨的結果，確有引發社會動盪之虞。眼下這種激烈的衝突如何化解，有無靈丹妙藥？靠印度佛爺、特色僧尼肯定是不行的，靠吾土的儒家、儒教（儒家與儒教不是一回事）恐怕也不行。馬恩列斯毛半個多世紀的折騰留給我們的只有血和淚的教訓。信奉“真馬列”者雖大有人在，卻至今也拿不出“真馬列”的成功先例和經驗。如何避免以暴易暴的王朝週期律，黨內外有識之士早有共識，那就是儘快學習借鑒三權分立和完善憲法。
三權分立是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和智慧結晶，只有三權分立才能切實有效最大限度地抑制腐敗，這是視力正常的人都看得見的。改革闖將袁庚曾提出：“三權分立是制約權力的手段”，主張中國應該學習借鑒“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德高望重的任仲夷先生坦誠直言：“我完全贊同袁庚的觀點。現在腐敗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三權分立’指的是這三種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平衡，它的本質就是制約權力的手段。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不搞‘三權分立’難道要搞‘三權合一’？過去我們搞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那一套教訓還不深刻嗎？”的是讜論。（《同舟共進2004.8》）
關於完善憲法，胡錦濤先生在2002年12月4日紀念憲法公佈施行二十周年講話中說道：“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式”，“在立法過程中充分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堅決糾正違憲行為”。 我在去年《人性與詩歌》一文中引用過這段話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大象無形，大音稀聲。這看似平平淡淡的54個字，實在是字字千鈞，石破天驚。我認為這是繼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以來最重要的講話。監督機制不健全的憲法形同廢紙，監督程式不明確的憲法也無法成為立國的基石。
對胡錦濤先生要“依憲治國”的話，陳奎德先生在《“葉公好龍”與“胡公好憲”》一文中說得好，徒法不能自行，雖然幾乎所有憲法都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但僅僅依靠憲法的權利條文並不能自動地保障公民權利。倘無保障憲法實施、防止和懲處違反憲法的人和機構，憲法就是一張廢紙。對胡錦濤先生何時才能把承諾付諸行動，陳奎德先生感慨萬端：
時至今日，在“依憲治國”如雷貫耳的中國大地上，仍然缺乏違憲審查機構，仍然沒有可資具體操作的憲法訴訟制度，憲法權利仍然一紙具文，公民的憲法權利仍然不時受到踐踏。這是中國的奇恥大辱。這種現狀，已經令人再也無法容忍了。國人對胡溫當局強調憲法、強調依憲治國的承諾是歡迎的，但大家更加歡迎和看重的，是政治實踐，是實際舉措。人們翹首以待的，是組建違憲審查機構、憲法法院的具體步驟、議事日程。如今，還有什麼理由不實施實際操作呢？沒有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政治意願了。創建憲法法院，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中國的《憲法》已經明確寫上“尊重和保障人權”，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也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當公民的上述權利遭到侵犯時，人們過去是投訴無門的。但若有了憲法法院，人們就獲得了進行憲法訴訟的機構與程式，一場場違憲官司將於焉興起。對此嶄新局面，胡先生是迎之還是拒之？他有這種政治胸襟和政治意願嗎？他有政治勇氣真正面對時時準備挑戰政府侵權的憲法訴訟嗎？他有政治氣魄真正面對一部有生命有活力的憲法嗎？我們不知道。而目前的前景，似乎是晦暗的。
從中宣部違憲封殺《同舟共進》到今天仍然以“政治優勢”自詡來看，奎德先生“胡公好憲”的感慨大有道理。
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漢朱浮•與彭寵書》）。胡錦濤先生在紀念全國人大成立50周年的講話中說：“歷史證明，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是的，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確實證明瞭易馬克思為祖宗、奉蘇聯為老大哥必然是死路一條。但倘若據此否定現成的、己被幾百年人類實踐證明有效的經驗，就犯了一個極低級的邏輯錯誤。完全忘記了鄧小平奉為圭臬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三權分立和憲法法院，尚未實踐，安知不通？！胡先生又說“中國目前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與已實踐成功運作了幾百年的三權分立相比，中國人大“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何在？既然“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願望。”眼下日趨激烈的官民衝突卻從何而來？衝突雙方“共同利益和共同願望”何在？如果真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中宣部又何必草木皆兵？順時乎，逆理乎？
普京訪問中國前夕接受了央視記者的採訪，記者問普京，您能受到俄羅斯人的愛戴，甚至還有一支“嫁人就嫁普京這樣的人”的歌曲流行不衰，您的魅力何在？普京回答說大概是由於自已待人真誠，從不說假話云云。政治家的“真誠”當然是要打折的，但普京決不會拿自已的政治生命和國人信任當兒戲。真言無價，希望胡綿濤先生重信守諾，不要葉公好龍。“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式”，“在立法過程中充分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堅決糾正違憲行為”，儘快落實承諾。對能切實有效最大限度地抑制腐敗團夥“耗蠹天下”的三權分立，也希望胡先生能認真考慮令人尊敬的仲夷老的建言，不要冷了眾元老元老之心。
2003.11.17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西安
－－轉載自《觀察》網站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