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據《新京報》９月２６日報導：“建設部官員近日披露，中國６６２個城市、兩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五分之一存在“形象工程”。城建司副司長王天錫說，由於一些城市長官意志嚴重，不按科學態度搞建設，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仍較為突出。寬馬路、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無論在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舉例說，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一個５萬人的城鎮，卻要建能容納６萬人的大廣場的笑話。”
說是“形象工程”，實質是“政績工程”（或曰“首長工程”）。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報刊文章就經常提到“長官意志”，歷數其“不按客觀規律辦事”的種種惡果。但之後因“動亂”而嚴加管束之故，人們便箝口禁聲了。不料二十多年之後，竟然從高層官員嘴裏又吐出了“長官意志”之語，且加“嚴重”二字，且以“五分之一”為佐證！這不能不給人以小小的驚訝。
回顧歷史：五十年代，從信函中尋章摘句而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胡風冤案，到“畝產萬斤糧”、“爐產千噸鐵”的絕頂荒唐，到六十年代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及今日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的政績工程，無一不是“長官意志”下結出的苦果。不同的是，彼時乃領袖一人說了算，以一人之旨意驅策十億之眾。而今呢，則是地方大小“官員”們的各顯神通。揀好聽的說，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戳穿了說，不管三七二十一，慷國家之慨，全不顧效益如何，大建工程快上專案，以樹立個人之豐碑，為晉級升官鋪設道路。此風一刮，自上而下，紛紛效仿。由昔日領袖一人之獨斷，到今日地區長官的各行其是，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變化。這意味中央集權的衰落，和地方主義的興起。對於中央來說，更是一個尾大不掉的棘手問題。
據亞洲時報報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坦言，大陸貸款資金壓縮結構不如人意，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貸款減緩速度並不十分理想，顯示宏觀調控政策可能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周小川出席“2004中國金融國際年會”專題演講時表示，宏觀調控雖然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但發現流動資金貸款減緩速度較大，固定資產投資貸款壓縮得少，顯示企業已經動工的專案不會因此停止，只是延緩動工時程。據瞭解，目前大陸金融機構的流動資金貸款比重高達70％。
有銀行專業負責人表示，去年，大家都是超常規放款，在今年的宏觀調控後，很多放款可能收不回來。北京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副總裁肖偉表示，不良資産已經成爲銀行發展的瓶頸。
周小川表示，由於大陸企業長期以來股本與債權比例失調，流動資金主要依賴銀行貸款，宏觀調控產生的企業流動資金吃緊現象越來越普遍。
另一方面，周小川表示，目前很多人抱怨當前因流動資金緊縮從銀行貸不到款，抱怨銀行實行的審貸權上收。他表示，在不良資產多、存在官員腐敗的情況下，銀行要內控，要優化管理，不放鬆對貸款審批許可權的限制。
而由於宏觀調控的衝擊，大陸企業面臨嚴重的資金短缺現象。據大陸媒體報導，橡膠製品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與供應業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應嚴重不足。因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帶來的運輸緊張，也使許多企業面臨產品運不出去、原料無法運進的困境。
上述這些只是一些表像，根本問題則在於，地方長官們頭腦發熱大幹快上，所造成的高耗、低效、劣質，及重複建設工程，造成銀行壞帳激增，使國民經濟處於失序失控的嚴重困境。當前中央出臺的“遏制經濟過熱”政策，實出於不得已。但卻受到地方官員們的抵制而收效甚微。這一點，並不難理解，中央從大局著眼，要進行宏觀調控，而地方諸候們眼盯著本地區利益與個人的政績，已上馬的工程怎捨得砍，欲上馬的專案要擠末班車。於是，亂紛紛，各唱各的調，各走各的道。而這與毛時代的特徵（思想一律、輿論一律，行動一律）顯然大相徑庭。也就是說，由於發展經濟的需要，中央不得不放權和讓利給地方，而不再是“全國一盤棋”，可以任由中央擺佈調控的了。但利與弊共生，有一正必有一反。放權之後出現的各自為政，難以駕馭的局面便如此發生了。這與經改過程中體制的不完善，存在弊端與漏洞有關。而更為嚴重的是，它大敞了巧取豪奪的方便之門，催生了邪念，膨脹了私欲，以至於上行下效，蔚然成風而越發不可收拾。
一年來中央宏觀調控雖也取得一些成效，但類乎於強弩之末，這不僅是地方勢力的阻遏，也有國際經濟形勢的制約：中央要考慮調控對外資投入的負面作用，要考慮調控造成的外貿損失，要考慮在國際經濟環境中的影響和地位的下降，要考慮在制止通脹時可能出現的通縮，以及擔心可能發生的“硬著陸”，尤其要考慮金融信貸已瀕臨嚴重的危機邊緣，等等。而這一切無疑將使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深度大打折扣，難以期望能夠按照預定方案切實到位。
倘果真如此，那麼，由於宏觀的欲控而不能，彼時將出現的局面，便有可能是這樣的：一、金融界將承受更大的衝擊，不測的風險或崩塌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二、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將進一步凸現，地方將以各種對策（或消極抗拒，或聯合抵制）來保證地區與集團利益不因調控受到損害。三、由於經濟現況如此，有可能引發動亂，社會管制將會更為嚴格，新聞與言論將進一步受到管束，當局對一切持異見者的手段將更為強硬。
2004-10-17
－－轉載自《議報》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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