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以上兩篇就“崛起”的質疑和及經濟的現狀作了一點簡析。本文打算從國內的政治與有關問題略談看法。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存在決定意識”。故後者理應服從和服務於前者。然而，中國的實際情形卻是倒置了的：只“政治掛帥”4個字，便獨領風騷了30年。彼時的經濟，便是“計劃經濟”，其特點是由領袖意志和行政命令主宰。只須黨主席一句話，就能掀起全國工商業資本主義改造的高潮來，就可以“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了。今天雖已不提“掛帥”，卻換了個詞兒：“講政治”，語氣雖略輕些，但並無實質的不同。“講政治”自然也得“與時俱進”，故盡管不再強調“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優越性”了，但“四項基本原則”和“黨的領導”卻是必不可少的，更不能允許唱反調。此種政治上的定調（清規戒律）作爲思想統治的延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依然引領中國。其中也有當局難言的苦衷──從穩定大局考慮，法統與政策應有其連貫性，不宜大改大動。但隨著社會的對外開放，封閉之高牆業已拆除，民主自由觀念隨西洋舶來品長驅直入，於是，一放而不可收，種種久受壓抑的也就趁勢反彈。先是北京的“民主牆”、《中國之春》，繼而是《河殤》的電視連播與社會討論，再下去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精神污染”的批判整治，劉賓雁、王若望等人被開除出黨。改革的初始，主導權無疑操控在政府手裏。但漸漸就起了變化。學生與民衆不滿足於現狀，提出了更多政治權利的要求，漸漸地，對抗也就發生了。而胡耀邦的下臺和猝死更引發了不滿。北京大學生集會遊行，喊出了“反腐敗”、“爭民主”的口號，掀起了波及全國的抗議浪潮。而在官方報紙社論裏，則被說成是“動亂”，是“西方黑手”操縱下旨在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圖謀（這越發使風潮擴大升級），最後以所謂的“平暴”措施動用軍隊強行鎮壓了下去。
15年前的“6．4”，是一個轉折性的標誌：此前，中國的民主幼苗，處於醞釀萌動之中。黨政高層中，胡、趙是開明派，對於民主人士比較寬容，而鄧小平也曾表現出政治改革的意願。在“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號下，“民主政治”是國人的向往和追求。然而，黨內更多的是守舊的元老重臣。他們贊同“撥亂反正”，是因爲文革中曾身受其害。他們心中的“反正”，只是恢復到文革之前，而決非可能動搖共產黨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這，便是彼時中國社會的背景。“6．4”則成了上述兩種觀點和力量的一場較量。結果是，中共內部開明派失勢被逐，保守派勢力則迅速上升，獨攬大權，一切民主的訴求及企圖改變現狀，皆被視爲異已分子，當作反黨反政府的敵對勢力而迅予鎮壓。故慘案發生後，儘管國外輿論譁然，同聲譴責，但國內卻是萬馬齊喑，一片蕭索。
經此轉折，15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種完全不相對稱的怪異──一種經濟上開放引進，效益可觀；但政治上卻是固守陣地，拒不變革。呈現在人們眼前的，仿佛是一個下半身粗壯、而上半身細弱的畸形兒。此種情狀之造成，在於政治上的因循保守、不欲有所作爲。（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上的頑固守舊，更有既得利益上的緊抓不放。）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被強行分割了。中國特色的改革，竟然可以是政治上一切照舊，而經濟卻能“高速”增長。國內、外媒體廣爲宣傳，說成是中國經濟的一大“奇迹”！
但，究竟是什麽樣的“奇迹”呢？這裏要指出一點：規律無奇迹可言。規律這個東西，有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國內、外有人宣稱：“不需要政治改革，經濟也能上得去。”但，這可不能當作規律來看，因爲它並非是必然，也不具有普遍意義，僅只是某一時期的現象。不信嗎？請看看今日的狀況吧：繁榮背後泛濫的泡沫，迷幻的五彩正在破滅；“過熱”的效應下，各地紛紛上馬的政績工程，或是“豆腐渣”，或違反環保規定，或高耗低效；再加上金融信貸的壞帳驚人、ＧＤＰ統計中的浮誇和水分，等等。這一切表明了，警報正在拉響，危機已經迫近。而這，並非是聳聽之言。
下面，我想簡要地說說：政改的滯後是如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崛起。政治和經濟，猶如國家的兩條腿，不可缺一，也不可一長一短。而當前中國的情狀恰如一個跛足者。經濟固然是基礎，但請別忘了專制政治在中國所具有的傳統威力。中國的計劃經濟特點是，一切要爲政治讓路，而領袖與長官意志可以操控一切。開放後，轉變爲市場經濟，但，轉變並不到位：計劃的成分、長官的意願，仍有十分可觀的影響力。不妨設想一下，在政治集權、一黨獨大制度下，社會能實施公正的經濟改革嗎？市場的競爭會是公開、公平的嗎？當然，口號會喊，改革也會進行，但，必定是淺嘗輒止，不深不透。而結果則是：由於出臺政策的漏洞，給官吏和投機分子大把大把地開了方便之門。譬如，緊俏産品價格上的雙軌制即是；譬如，出售國營企業中的高值低購、化公爲私，等等。其他如金融放貸的血本無歸、國企改革的屢遭失敗、貪汙腐敗的屢禁不止、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權力資本和特權階層的形成、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等等等等，都與改而不徹底、革而不除弊有關。這也可以歸結爲政經的嚴重失調──一輕一重、一長一短有其因果之關聯。
政治改革的作用，是它的監督力度和推動促進，以保障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公正。當然，政改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須得先易後難，循序漸進，並持之以恒：各級政府要保證一切政務公開透明，並定期述職；公民有質詢和批評權利；幹部的考核與任用，要實施差額選舉（或群衆推薦）制，廢除等額選舉；制訂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加強新聞輿論監督；重視民情民意，倡導和鼓勵群衆督察政府，並制訂有關之保障法規；強化人大、政協作用，代表與委員應改業餘參與爲專業從政，以加強幹預政事；要明文規定有對執法機構的質詢和否決動議權，譬如，應廢除一切與憲法不合或抵觸的各類法規及地方自訂之律法（如勞教法、網路禁令中某些條款、不當之治安條例或其他等等，以切實保障人身的自由安全。）等等。
綜上所述，可以歸結爲三點：一是百年來的中國史，乃是一部雖欲崛起而不能的歷史。之所以不能，是因爲我們背負的包袱（封建專制）過於沈重，卻又遲遲不肯捨棄。二是民衆心生期盼，是由於相信“撥亂反正”後出現的轉機──改革開放。三是時至今日，改革開放不免使人失望，實踐證明，中國若要真正“崛起”，關鍵在於必須打破專制牢籠，毅然決然走民主政治的康莊之路。（2004.9.11）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