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近日，互聯網和海內外華文媒體廣泛報道了《中國青年報》刊載的這一消息：十年文革浩劫中的一對大冤家–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後人–兩個家庭的三代人，由受害的當事人、劉少奇遺孀王光美牽頭，由身處高位的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源張羅安排，毛、劉兩個“仇家”的後代在北京聚首一堂，“相逢一笑泯恩仇”。
這是一篇讓人有不勝滄桑之感的感人報道，同時也是今天這個神經緊繃、充滿緊張、敵視和仇恨的中國大陸社會，一個富有指標性的、有利於促進社會走向祥和安定的良性事件。
隨即，這兩天的華文媒體又報道了一個更為有趣、更富有歷史感的事件：歷史上的一對著名仇家–南宋愛國將領岳飛的三十代孫，準備和殘害岳飛至死而擔了千年罵名的奸臣秦儈的後代子孫握手宴聚，達成隔世隔代的和解，同時聯手合作，從兩個家族各自的文化遺存出發，共同研究南宋這一段聚訟紛紜的歷史。
這兩則消息一近一遠，一重一輕，因為都涉及知名歷史人物，因此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而其共同的主題都是–以民族大愛，促進社會和解。
或許有人說，這樣的事件僅止於象征意義，它對於已經受害的歷史人事、被害者家庭甚至包括社會的現實進程，都是無補於事的。筆者以為，這是一種短視的看法。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由於共產黨為政幾十年的欠債太多，積怨太深，歷史遺留的問題和現實迭增的問題太多太重，客觀地說，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江澤民之後的胡錦濤，面對的都是一個千頭萬緒互相糾纏、捉襟露肘而顧此失彼的大攤子甚至爛攤子。
今天的“胡溫新政”有各種各樣的燃眉之急–三農問題、宏觀經濟調控問題、深入政體骨髓的貪污腐敗問題、貧富差距造成的嚴重社會不公問題、各地下崗工潮、土地爭執及其上訪問題、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問題，等等等等。筆者無意於在此作“策論”–為北京當權者為政之輕重緩急出謀獻策，但以上事件提示的社會人心及其民意走向，卻是值得特別加以指出的：放鬆整個社會的神經，為實現社會和解創造良好氣氛，是“胡溫新政”逼在眉睫而可以舉重若輕的一個大課題。
沒有社會祥和的氣氛就不可能有真正穩定的社會局面，依靠高壓、緊縮、嚴控、堵塞言路等等辦法，只能是在不斷地填充社會的火藥桶；而一個坐在火藥桶上的政權，是不可能從容治理國家的；一個坐在火藥桶上的國家，也是不可能真正搞好和平建設的。那麼，當今社會的各種利益沖突和歷史欠債如山如海，“實現社會和解”談何容易，要疏解社會情緒，創造祥和氣氛，該從何著手呢？這，就是本文所強調的象征事件和象征人物的重要性了。
近一段時間以來，從中共高層內部到社會各階層人士，包括海外人士與西方人士，都向中共官方提出，應該盡快解除對前任總書記趙紫陽的軟禁問題。美國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甚至為此專門發表了社論。趙紫陽已是垂暮老人，他在實際政治運作層面已經不可能對現任執政者造成威脅，他所擁有的舉世同情和社會影響，主要也是象征性的。但是，惟其是這種象征性的作用，正是一個具有政治智慧的為政者最好利用的巨大資源。也許在實際政治操作層面，在政治上徹底解決“六四”遺留問題尚需時日，但由沒有“六四”情結的“胡溫”為趙紫陽的軟禁鬆綁，卻是一件疏通全社會民意、消解六四積怨的一件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的事情，舉手之勞，容易操作，也不容易失控。
又如，因為“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劉賓雁、戈揚、許家屯、趙復三、劉再復等知名人士，都曾是對國家有過深重貢獻的人士。歷經十五年海外滄桑，大都進入暮年，並且許多位身患重病，來日無多而期盼葉落歸根。無論從人道著眼，或是從創造社會祥和氣氛著眼，去除黑名單，開放這些老年流亡人士回國治病、居留，都是一件有益社會而功德無量的事情。前不久，北京官方為瑞典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知名漢學家馬悅然開禁，給予馬悅然進入中國的旅行簽証，就在海外引起相當積極正面的反應。
對於上述這些深具象征性的人物和名字，只要北京當局釋放一分善意，整個社會就會有十分的良性反映。對於當今“胡溫新政”的放鬆神經、從容上路，其實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一念之間，可以興國，也可以誤國。而且這些人物大多垂垂老矣，其可資利用的促進社會和解的政治價值，可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比方，設若趙紫陽一旦在軟禁中逝去，反而會變成一個政治大麻煩–此中時機和分寸的拿捏把握，端看今天北京領導人的胸襟與識見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