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辛:你是否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投這一票?

——並非選舉指南

劉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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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0日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留美學人及在美國工作的中國人取得了美國國籍,開始行使作為美國公民的選舉權,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意願,並通過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對國家的政策產生影響。由於“Every vote counts”,我相信每一位手持選票的同胞都抱了鄭重其事的態度。然而新美籍華人中多數人忙於學業、生計,加上來到美國時多為研究生或直接進入工作市場,錯過了高中階段美國歷史和政治的基本教育,對美國政治生活的具體內容,尤其是當前正在競選總統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兩黨的異同缺乏足夠的瞭解,面臨投票選擇時要麼覺得舉棋不定,要麼仿效自己的同事朋友。

我認為,行使選舉權可貴和重要之處在於,我們可以憑自己的觀察,分析和思考來做出決定而不必受任何權威的左右。於是我下工夫做了一番調查研究,很開眼屆,有些發現甚至讓我自己吃驚。

另外,在考慮美國問題時,總是自然而然地與中國的相關問題聯繫起來,我想大家也會有同感。現將本人的觀察與思考發表出來,與大家分享,供大家參考。

經濟政策

代表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黨歷來奉行的是干涉經濟生活、擴大政府職能的保守主義政策。而以保守黨著稱的共和黨在經濟領域推行的恰恰是與保守主義相反的自由主義政策。主張政府應盡可能地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干預。 共和黨主張小政府低稅收政策,我們從實際生活裏不容易感受到這種政策對社會或個人的積極作用。但是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小政府低稅收的政策是與私有制一脈相承的。小政府低稅收的政策就是堅持最大程度的私有制。而私有制的確立原則 “努力使人們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對其他人的需要做出盡可能多的貢獻。”在“資本主義國家”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為人類社會不僅建立了完善的經濟秩序,同時創下了驚人的社會財富。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人們通過訴諸國家強制性行動的許多事情,實際上可以經由自願合作的方式而做的更好。”

小政府低稅收的政策也正是出於這種基本理念。而大政府高稅收的主張,毫無疑問存在著產生中央集權化的趨勢,如任其發展,結果便是社會主義乃至專制主義。 中國人歷來同情弱者,這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那些殺富濟貧的江湖好漢,始終是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一部水滸,幾百年來,能夠家喻戶曉,代代相傳,一方面確是不斷地有惡霸橫行鄉里,百姓無處申冤,不得不寄希望於能除暴安良之義士;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逐漸形成的國人對富人的認識:“為富不仁”。富人沒有好東西,富人的財富都是黑心得來的,因此“不義之財,劫之無礙”。共產黨就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下,很快就動員了千百萬農民參加到共產革命的隊伍中來了。這些農民革命者對社會不平等的認識,無非認為是財富分配不合理,你有我無,便是最大的不公;你多我少,便是最大的不平等。“窮”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富”就是革命的物件。學生在課堂裏聽到的是窮人如何聰明、善良,富人如何愚蠢、惡劣。形成了以富為恥,誰受窮誰光榮的社會輿論。雖然這種認識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主流意識形態,但數十年形成的文化心理還在不時地、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仔細分析起來,六四期間在反官倒的口號下到天安門示威的廣大北京民眾中,覺得自己在改革開放的十年裏,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占相當大的比例。

社會福利

民主黨一貫主張社會補貼,對社會的弱勢群體給予補貼是必要的,但要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一個健全的社會制度,要保障社會不同群體的平等,就要建立起合理的競爭機制,保證人們競爭機會的均等,而不是財富的均等。合理的社會是要保證全體公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至於一旦跑起來,有人跑得快、有人跑的慢,社會就管不了那麼多了。總不能背換現金;穿著一百塊一雙的鞋吃著免費午餐。他們真沒錢嗎?今年的一則新聞報導講,南方一些學校為那些在週末家裏吃不上飯的學生提供免費食品,在星期五放學後帶回家。這種用納稅人的錢,建立起來的不必要的慈善事業越來越離譜了。美國的父母若將12歲以下的兒童單獨留在家裏,是違法行為,但是不給孩子做飯是否比把兒童單獨留在家裏更惡劣?

在第三次總統辯論中,當凱利提到美國的最低小時工資和失業問題時(凱利說他要在幾年之內將最低工資提到每小時七美元如果他當選的話),布希總統的回答卻是用教育來回答這些問題,這似乎有些所答非所問,一些人在辯論之後的報刊上也撰文譏笑。而我認為這正是共和黨的政策較民主黨高出一籌之處。拿最低工資的人也是教育程度最低的;多年失業的人更是和他們的知識技能有關,因此教育才是最終能夠改善他們生活的唯一出路。大幅度提高最低收入標準,將會減弱低收入勞動者進一步學習的動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也會加重企業的負擔,使更多的美國企業遷往亞洲。

社會福利只應該是保證公民獲得溫飽及具備生活的必要條件和享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不應該是借助福利政策來提高生活水準。

教育政策傾斜

要保證公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傳統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少,知識的日新月異的今天,給予人們平等的教育機會是保證人人平等的首要前提。美國早就普及了十年的中小學教育;而收費的大學教育對低收入的學生,各州都制定有貧困生補助金。校方有針對優等生的獎學金。社會上大量的私人機構有各種資助窮孩子上大學的計畫。加上政府的低息貸款,使得每一個學生都有讀大學的機會。美國的教育制度做到了給予不同階層的子女平等的教育機會。中國人在美國,最不感到受歧視的地方恐怕要算是在教育上了。我不認為中國人比別的民族聰明,但中國的父母為子女教育所付出的心血是其他民族的父母不可想像的。他們可以不到餐館吃飯,不去看電影,不買新傢俱,但當孩子的教育用錢時,他們出手大方。讓人擔心的是民主黨提出的按種族人口比例錄取的大學入學政策,正在把更多的亞裔和中國孩子拒之于優秀大學之外。一些大學SAT 1450的學生不被錄取,卻錄取了SAT 1000分的,只因為你是中國人。按照自由社會的基本理念,政府或團體“沒有任何權利可以用來限制有能力的人或有運氣的人去取得他們有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就…不可以對個人所可能取得的地位施以任何僵硬的限制,而不論這種權利是用來長久地維護不平等的狀態,還是用來創造平等的狀態。”“絕不能為了滿足我們的正義感或者我們的嫉妒心理而犧牲這個原則”。(哈耶克)

農產品補貼

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國政府的巨額農產品補貼。民主黨多次否決了布希政府的要求減少對穀物和棉花補貼的議案。2001年國會通過的10年$1,710億美元的農產品補貼,即花費了納稅人的錢,又大大壓低了國際市場的農產品價格,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瀕臨破產。美國種植玉米的農民從政府每年平均大約可以拿到$20,000美元的補貼。在伊利諾州,農民的收入有一半甚至更多來自於政府補貼。在2001年,美國25,000個棉花種植者拿了39億美元的農業補貼,而所產棉花在國際市場的售價僅值30億美元。墨西哥從1993年到2000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後),從美國進口的玉米增加了18倍,大批的農民破產,連擁有100英畝 (約合六百市畝)土地的農民都被迫離開了自己數代經營的農場,進入城市。印尼曾是世界十大稻米出口國,加入WTO三年後的1998年,便淪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進口國。

如果說當今帝國主義的還有無真正的侵略,還有無霸權主義,如果說有,那麼不是布希總統領導的對伊戰爭,而是民主黨所堅持的大量的農產品補貼政策。我國已經加入了WTO,我國政府在農產品進口關稅上的承諾不是沿襲第三世界的24%而是17%,對美國是更低的14.5%。美國農民正在開著巨型拖拉機,粗壯的腰上綁著納稅人的錢,沖進了中國敞開的國門,向可憐的農民兄弟姐妹們碾去。我們在美國的中國人,如果選民主黨凱利當總統,就意味著我們要從我們的口袋裏拿出更多的錢,去補貼給美國農民,去為美國農民撐腰,讓他們去和世界上最貧苦的中國農民競爭,在他們的舊傷疤上再添新傷痕。捫心自問,這是不是有幫兇之嫌?

道德文化

民主黨曾經是富有理想色彩的自由主義鬥士,在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民主黨和隨後的在甘迺迪引導下的在民權運動時期的民主黨是當時美國進步勢力的代表。而今天的民主黨早以脫離了他當初的為了消滅種族主義、為了人民的平等權力而戰的正確道路。從宣揚社會意義上的積極的自由主義已經墮落成了縱容或提倡沒有公共意義的私人領域的自由主義。許多民主黨、新左派的激進舉動為美國整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創傷。美國的某些保守派學者曾經把六十年代以來的美國學生運動比喻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並且認為運動帶來的變化就像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浩劫。著名思想史學家Paul Kristeller在1991年說過“如果中國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們的文化革命,我們美國的文化革命卻仍然愈演愈烈,而且在可見的未來都看不到可以克服這種文化革命的跡象。”

四、五十歲的中國人或許還記得,冷戰時期,共產黨往往列舉一些美國的怪異現象以證明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在惡意中傷的同時,也確實披露出了一些腐朽的美國垃圾文化現象。其中大多數是屬於民主黨所主張或認同的自由主義的範疇。如西皮士、校園裸體快跑、性氾濫、同性戀等。美國自由主義左派的老巢—好來塢更是以色情和暴力的垃圾影片腐蝕著一代代的全世界的年輕人。這些嘬死的闊佬把美國—這個富有與正義的國度貼上血腥和色情的標籤出賣給了全世界。那篇罵布希是混蛋的像是由“中共左派業餘評論員”所寫的所謂“選舉指南”中指責布希政府輸出意識形態,這既冤枉了布希又抬舉了布希。我真希望共和黨能向世界輸出他的保守的道德理念,回歸傳統的人類道德,用“好”與“壞”重新替代“進步”與“落後”,用作為民主社會基本理念的真正的自由主義替代無限膨脹著的假自由主義,讓各民族人民在各自的國度裏尋找人類共同的和有民族特色的永恆的價值。洗刷掉那些走火入魔的激進派畫在美國人民身上的塗鴉,恢復美國民族—這個上帝的選民的本來面目。

最近的十幾年,民主的意識、民主的方式、民主的政權,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之勢,波及全世界,形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這不能說是民主國家在輸出他們的意識形態,而應將民主看做是一項人類社會創造的實驗成果,而這項成果正在世界推廣應用。就像網際網路那樣,沒人強迫你使用他,但他正在深入到千家萬戶。

同性戀

同性戀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性關係,這種關係多出現于同性人群裏。中國人知道的同性戀往往發生在軍隊、紡織廠、或是在舊戲班等同性集中而異性短缺的地方。中國的父母發現自己的子女有同性戀傾向時,首先想到的是去看醫生,他們把同性戀看作是一種病態。中國人有陰陽說,視陰陽平衡為美、完整和健康。中醫將陰陽的失衡如:陰虛陽亢,陰盛陽衰視為疾病之因。“男女之欲,乃陰陽自然之道”,“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西人將男女之交看做造物主的安排,非此之舉,人類何以延續?對同性戀者當然要持平等的態度,就象對待其他病人一樣。同性心態治不好,堅持同性戀,也是這些人的權利。同性戀者固然沒有什麼抬不起頭來的,可也沒什麼可炫耀的。

凱利支持同性戀結婚這種違反自然的變態行為,認為這是美國人的自由人權的一部分。在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愛德華茲,在數千萬電視觀眾面前提到切尼的同性戀的女兒。愛德華茲實在沒有必要提及切尼的女兒,實際上看得出愛德華茲是在幸災樂禍。哪個作父親的都不願意有一個同性戀的女兒,更不願意由於自己的原因,讓自己的女兒被人拿出來說三道四。愛德華茲故意點擊別人的痛處。英俊的外表下,竟是如此一個小人之心。

墮胎

中國人對墮胎早就習以為常了。甚至六、七個月的孩子放在空屋內,讓他們“自然死亡”的事也已經不是聳人聽聞的故事了。墮胎涉及一個複雜的倫理問題,那就是生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生命從嬰兒出生開始,還是在娘胎裏就開始了。在娘胎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一個月還是三個月、還是七個月?在還不能確定生命從何時開始的時候,墮胎算不算謀殺?這個問題對我們這些無神論者尚且是理性所不及的,又怎能動搖那些基督徒的信仰。著名“右派”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論”中堅決反對墮胎,但他強烈呼籲搞計劃生育。他認為墮胎就是屠殺。我支持個人的墮胎行為但反對墮胎合法化,因為確實不該通過一條容許不知道是不是屠殺的法律。共和黨反對墮胎合法化,布希誓言要使最高法院重新審議墮胎合法化的問題,都是出於他們對生命的基本認識。

我還認為美國應該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在美國一些少數族裔裏你可以看見像五十年代中國農村的情景,一家七、八個孩子,本應窮得一塌糊塗,但是有政府補貼,活的滿不錯,據說有三個孩子,政府的補貼就夠了,不用工作。這種實際鼓勵生育的政策,不但會造成人口素質的下降,而且給納稅人帶來了愈來愈大的負擔。這仍然是那些自由主義的左派們、民主黨的議員們為了滿足他們的“正義感”而制定的社會主義的福利政策。可是,在美國,哪位議員要是敢提出計劃生育的提案,他一定會被看作是個瘋子。因為在美國這個基督教國家裏,生育是屬於生命這個人類最高命題的,生育與經濟問題無關。此外,經驗告訴他們,他們之所以走向了富裕,與計劃生育毫無關係。

《讀者文摘》與人文關懷

中國的《讀者》雜誌,在八十年代時叫《讀者文摘》,該雜誌當年一反文革時期的文風,從世界各國的許多報刊雜誌摘錄精品妙文。一篇篇可視做經典的短文如涓涓甘泉注入中國讀者的心田,文革和幾十年階級鬥爭造成的國人扭曲的人格、枯萎的人性開始蘇醒、覺悟。這份雜誌刊登的文章中有許多是從美國的《讀者文摘》中摘錄來的。人們不知道的是,美國的《讀者文摘》是屬於美國保守派雜誌。在五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共產主義風靡世界的時候,這份雜誌是美國唯一一份堅守陣地的保守派雜誌。但他在美國出版業確能獨領風騷,雜誌上的廣告要在一年前預訂。該雜誌當時就以遠離政治著稱,避開一切時髦的左派說教,相信和努力追求人類永恆的價值。自那時以來,期期雜誌、多多精彩,充滿了樸實、溫馨、友愛、寬容的人文關懷精神。影響著全世界一代代的人,是全世界讀者最多的雜誌。90年代,礙於版權問題,中國的《讀者文摘》不得不改名《讀者》。但不論是叫《讀者文摘》還是叫《讀者》,中國的這份雜誌創造了中國出版業上的奇跡。和美國的《讀者文摘》在美國曾經創下第一一樣,也曾是全中國銷售第一的雜誌(僅出於本人印象,未經核實)。由此看來,中國讀者對美國保守派所宣導的傳統價值觀念不但瞭解而且喜愛。這當然不是偶然的,這表明了各國人民在追求傳統價值,追求共同的永恆美德的理想是一致的。

兩黨的選擇

美國的保守派是在與共產主義的長期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隨著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不斷衰落以至蘇聯的最終解體,保守主義才最終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代表自由主義的民主黨自然陷入了歷史的困境,資深記者朱爾斯.威特考弗在他的《人民黨:民主黨史》一書中認為:“該黨從來就沒有很好地給自己找到定位,甚至直到今日,在面臨大選的關鍵時刻,自由派的“美國未來運動”(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和中間派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還在進行著爭論。威特考弗認為,目前的民主黨還處在“身份危機和兩難”之中,尤其是在他們經歷了2000的大選失利後,更加難以抉擇,是該與共和黨拉開距離,往左轉,還是繼續走克林頓嘗試的中間路線。”(劉見林,《華盛頓觀察》週刊)這也就是為什麼民主黨候選人凱利在競選過程中給人的印象是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翻雲複雨。你投他的票,他就揀你愛聽的說。你支持伊戰,他就說取締薩達姆是正確的,儘管他反對第一次海灣戰爭;你反戰,他就說伊戰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戰爭;減稅能得選票,這位在當議員期間有過78次投票同意增稅,127次反對減稅的凱利就說他也要減稅了;窮人多,他就說給富人加稅、給窮人減稅。這不僅是讓凱利現眼,更讓人看出今天的民主黨已經失去基本理念,成了一個既無主張、又無立場,只剩下如何才能滿足選民心裏的卑鄙伎倆。在今天–共產主義正在全面崩潰之際,是民主黨為他們的左傾路線作出歷史性的總結的時候了。

凱利其人

凱利的政治生涯是從反對越南戰爭開始的。他從一個耶魯的大學生自願赴越作戰到成為一位反戰英雄,由於他出色的辯論才能使他在六十年代以來的美國學生運動包括反戰活動中漸露頭角,成了一名領袖人物。當時他的表現的確可以證明他曾是一位充滿著激情和正義感的熱血青年。但是我們中國人見過的這種青年還少嗎?當年的紅衛兵是這樣的青年人,當代的憤青是這樣一些人;那些穆斯林社會中的自殺攻擊者也是這樣的一些充滿了活力、富於崇高理想、勇於獻身的熱血青年。但是他們方向錯了、目標錯了,行為錯了。熱血沸騰和忘我犧牲既可以造福社會,也可以對人類造成巨大損害。作為領導人只有熱情和犧牲精神是遠遠不夠的。

不管美國人如何看待越南戰爭,我們這些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過的人,受過共產黨壓迫的人、對共產國家有正確認識的人、有良心的的中國人,對越戰早已達成了共識,那就是越戰和韓戰一樣,是美國人民為了遏制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蔓延而進行的一場防禦戰爭。美國人民為此付出了史無前例的代價。戰爭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其中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國內的反戰運動。歷史地看,美國對越南,不去不為過,但去了又在中途撤出,是對越南人民的背叛,這和一些學者對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國政府的表現所提出的批評一樣。

當年凱利反對越戰,不是他對邪惡的共產主義制度缺乏認識,就是像許多左派那樣,對那個制度有所偏愛;作為國會議員,他多次反對雷根政府的武器研究計畫,證明凱利對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沒有戰略眼光或者說對世界形勢一無所知。而這些無知又進一步決定了他反對由美國領導的對伊拉克的第一次海灣戰爭。他一口咬定此次伊戰是錯誤的,因為是本拉登而非薩達姆對美國本土進行了攻擊。薩達姆領導下的伊拉克政權是唯一公開支持對平民進行自殺攻擊的政府,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他與恐怖主義的緊密聯繫嗎?冷戰已經結束,在新的世界格局尚未讓更多的美國人瞭解的今天,選這麼一位沒有戰略眼光,缺乏對世界格局清醒認識的總統對美國人民是十分不利的。凱利不過是一名當年的美國造反派而已,只不過不知道是不是手拿紅寶書的那種。

伊斯蘭復興運動

貧窮和步入現代社會的無望,加上專制政權對穆斯林的殘酷壓迫導致了世界性的伊斯蘭復興運動。9.11又是一個轉捩點,它標誌著伊斯蘭復興運動已經全面進入了法西斯主義時期。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多數人將本拉登看作英雄,而布希是他們的敵人。在他們心目中,自殺攻擊者像中國的黃繼光、董存瑞,可以光宗耀祖。“革命”自有後來人,大量的穆斯林學校對成百萬上千萬的兒童和青年宣講著“聖戰”,每天都在播下仇恨的種子。這樣的學校在巴基斯坦就有一萬到七萬個(THE NEWYORK TIMES)由私人或國外機構資助,學校裏不講科學,數學或英語。一位資深英國情報官員說過:“沒有全球的“蓋世太保”,我們怎能阻止他們?”本拉登雖然只是一個人,但下面有成千上萬的追隨者,就像希特勒一樣。誰會想到當初在大文學家、大哲學家輩出的德意志民族裏,會允許法西斯主義主宰國家的命運,把人類推入戰爭呢?穆斯林社會在世界上,在一戰以來的一百年間,人口發展最快(穆斯林國家的人口增長通常在2.5%以上,高的可達3%以上。(伊拉克年人口增長3%、勞動力增長2.8%)、經濟發展最慢(除了石油)、農業資源日漸衰敗(伊拉克農業收入占GDP的5%並且以年5%的速度遞減),這個遍佈世界的十六億人口的民族,如果僅僅是貧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愈來愈多的穆斯林相信這是由於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一位著名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預言:西方“下一步面臨的無疑是來自穆斯林世界的對抗。從馬格裏到巴基斯坦,一場席捲伊斯蘭國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鬥爭即將開始。”本拉登代表全球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早就向以美國代表的西方民主國家宣戰了,可是西方社會裏的許多善良得近呼癡呆人們,還在自己的法典裏尋找著如何反擊的法律依據。沒有地方去找依據!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的戰爭。舊有的規則已經被穆斯林極端主義者打破,新的規則正有待建立。

薩達姆政權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公開支持恐怖主義的政府。薩達姆又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專制主義的暴君。取締薩達姆政權,在中東地區這個穆斯林社會的中心地帶打入一個民主的楔子,無疑是決定全局的一手高棋。沒找到大規模殺人武器,並不影響對伊戰爭的正義性。可怕的恰是這些大規模殺人武器或製造設備的消失。這些武器如果落在恐怖主義手裏,西方國家就再也沒機會去翻那部作為民主社會基石的法律條文了。在和穆斯林恐怖主義的鬥爭中,只能將現有的法律條文看做是一部黃曆。而猶豫、畏縮、止步不前將為美國和全世界帶來原子彈的滾滾濃煙。

請看加州州長施瓦辛格是怎麼說的。

“我的移民同胞們,我的美國同胞們,如何確證你自己是否是個共和黨人?讓我告訴你。如果你相信政府應當對人民負責,而不是人民要對政府負責,那你就是共和黨!如果你相信一個人應當被視為獨立的個體,而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成員,那你就是共和黨!如果你相信你的家庭比政府更懂得如何花你的錢,那你就是共和黨!如果你相信我們的教育體制應當對我們孩子的進步負責,那你就是共和黨!如果你相信這個國家,而不是聯合國,才是世界民主最大的希望,那你就是共和黨。此外,女士們,先生們……如果你相信我們必須強有力地、毫不留情地結束恐怖主義……那你就是共和黨!”(美聯社稿,北明譯)

在認真考慮了上述問題之後,我決定投共和黨一票。你呢?在決定投誰一票之時,你知道為什麼嗎?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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