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編者按：
大紀元專欄作家杜導斌上個月底被有關當局拘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並不令人意外，中國政府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非始於今日。
中國自由作家前赴後繼，堅持批評社會不公和卑劣現象，竟至身陷牢獄，亦非自杜先生起。杜先生及其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識份子，堅持為底層民眾呼籲，堅持不諂媚金錢和權力，在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恰如螢火蟲一般，點綴在一片黑暗的中國知識界。黑夜的手雖然扣住了星星光點，但卻無法扣住無數渴望光明的靈魂。
杜導斌文章的觀點，或許尚有討論商榷之處，但他獨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絕不後退的道德勇氣，卻是堪使吾輩仰視而慚愧不已。從今天起，大紀元網將逐日重登杜導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獲得自由，能夠重新再次為大紀元撰稿為止。
大陸的民主化道路如何走？這是目前體制內外人士普遍都十分關心的大問題。這樣的問題有沒有標準答案？顯見不爭的是，標準答案只能出現在民主化成爲既成事實之後。
阻撓民主化進程的觀點
就目前而言，雖然不少智識之士提出過種種極有價值的理論預設，但是，這些「制度安排」到底會指引我們走向成功，還是再一次重復試錯？誰也無法打保票。筆者認爲，我們也許無法建構民主化路徑，卻可以通過掃除籠罩在民主化道路上的種種迷霧來接近正確的民主化路徑。在目前大陸學界有代表性的言論中，阻撓或極可能阻撓民主化進程的觀點大抵有四：一曰經濟增長爲共產黨繼續執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二曰「民主化要花三四十年之久」，三曰激烈的民主化言論有害無益，四曰配合執政黨的政治改革是中國順利實現民主化的唯一途徑。本文的任務就是對這些橫亙在民主化進路上的暗堡一一清除。
第一，現在有些人常把「GDP增長四倍」作爲共產黨繼續執政的合法性依據。我要請教這些先生們，改革開放取得初步效果的功勞到底該算到誰的頭上？是小崗村的農民，是來自民間強大的改革開放的需求和推動力，還是在經濟上屢戰屢敗的共產黨？政府若以經濟成就論合法性，美國現在只應該是一黨制，那個曾經剛好趕上經濟繁榮時期執政的政黨將永遠偉大光榮正確，而創造了康幹盛世之發展速度的大清帝國，在今天也可以合法地執掌政權。我們還應當看到，二十五年中，國家經濟總量的發展是以對大部分人平等自由的嚴重侵犯的狀況下取得的。這種「成就」僅僅相對於最壞結果——如文革——而言有確定的積極意義，對於社會上大多數被剝奪者來說，則二十五年中他們所獲得的與他們所應獲得的之間距離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一個不義的權力難道還會合法嗎？
第二，有的論者（而且是在大陸民間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斷言「民主化一定要慢慢來，它要花三四十年之久」。我要請問這樣肯定的斷言的人們，你們可有什麽根據沒有？社會演進不是物理化學試驗，可以人工控制，也不是中國股市，可以莊家操盤。蘇東體制崩潰之前，也許那裏的預測學家們正在做著二十一世紀社會經濟預測。臺灣由專制走向民主，也不過是轉眼之間的事。中國會不會像蘇東、臺灣那樣，在不太長的時間裏跟上世界民主潮流？我不能預言。同理，現有體制再運行三十或四十年或多少年的預言也不可相信。
民間力量催生民主改革
第三，激烈的民主化言論果真有害無益麽？這些年政治改革受阻，原因究竟是民間講話有欠「心平氣和」、不夠「禮貌」、「批評性的討論占主導」，還是當局根本就不尊重這種在他們眼中被視作「與虎謀皮」式的對話？對社會構成危害的只能是危害社會的行爲。
從民主國家的歷史可以看出，溫和派創造歷史是小概率事件。立憲民主的歷史是鬥爭的歷史。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英王約翰在大憲章上簽字被公認是開啓現代憲政的標誌性事件，不過，這個文件能最終形成，並不是有誰與英王溫和地說理的結果，而是在貴族聯合社會其他階層以武力相威脅所造成的態勢下促成的。同樣，現代憲政制度的「先進代表」美國，其憲法的誕生，並不是溫和派成就，費城會議得以舉行，全賴新大陸軍隊在獨立戰爭中取得勝利。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沒有二戰的失敗，日本也許至今還是明治維新體制；蘇聯解體之際，葉利欽依靠坦克的保駕才得以入主克里姆林宮；韓國、臺灣的民主轉型，好象是挺溫文爾雅的，但誰能否定光州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對這兩處政體和平演變所起的促進作用呢？
筆者認爲，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最初的動力無不來自於權力的落空，來自於民間對非法權力的不合作，其後續的動力也只能來自於民間的巨大阻力，正是來自民間的強大的批評意見構成催生了歷次改革。毫無疑義，溫和派是中國民主化促進力量中的重要一冀。他們的努力和言傳身教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我對所有有志於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人們都是尊敬的，無論他們在野還是在朝，不論他們作出的貢獻是大還是小。同時，我對只有溫和派才有積極價值的觀點也要表示堅決反對。對以溫和的建設性對話來謀求專制獨裁得到分期解決的主張，我認爲並非不能這樣設想，只是不大現實，不大行得通。
不能幻想施恩式政治改革
第四，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的「正牌」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失敗的史實爲我們送來了一條公理，除全民面對突發性災變或戰爭等爲數極少的異常情況外，社會不應存在一種共同的特定的目的。正是和平時期追求共同目的的觀念，把我們拖入專制的深淵，成爲今天社會分裂和潛伏動蕩不安的根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不應該仰仗一個權力中心的設計，不能幻想一種施恩式的政治改革「一聲炮響，爲我們送來立憲民主」。
民主化不是民間自主力量收斂起來服膺於一個有組織的權力中心，任何單一組織化的傾向都必須予以警惕，任何這種設計所造成的都只是另一種變態的集權。可以認爲，胡錦濤（可能）啟動政治改革，在黨內競選是民主化的一種可能成功的道路，如果後來的事實證明其切實可行，當然皆大歡喜。但在民主化成爲既成事實之前，絕不能鼓吹來個「全民認定」，「全民統一思想認識」，這是回到了專制的老路子上，由此帶來的結局有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有再造出一個大救星的可能性。而且，以中國文化的高度專制化特徵推測，後面一種可能性更大。
勿寄望於一元化手段進行政改
民主化的核心力量是發展多元的民間力量，並由此力量推動建立由正義規則主導的憲政秩序。民主化進程的結果是多元化，爲了達到多元化的目標，就不能把希望寄託於一元化的手段。正是多元化的激流在推動胡錦濤改革，如果因爲他啟動政治改革就拒斥社會作用力的多元，無異於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釜底抽薪。我認爲，當前的民主化努力最合適的策略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通過「合法」的途徑盡可能地提高民間輿論的分貝，形成強大的壓力，迫使威權政府不得不主動採取溫和態度。即，溫和不能由被剝奪的弱勢一方提出，而只能由剝奪的強勢的一方作出。只有自由力量的持續努力，才有可能把民主化進程的主動權掌握在民主派手裏。
(7/2/2003)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