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哈爾濱市的寶馬車撞人案在網上被炒得沸沸揚揚，網民反響之烈，可能超過孫志剛事件。後者借助網路的力量，給政府形成了強大的壓力，最終導致惡法的廢除。寶馬案最終能否給中國社會帶來類似的進步，目前尚不得而知。同後者一樣，寶馬案被社會聚焦，反映了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尤其是貧富矛盾的激化。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人是共同貧窮。1978年後，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思路，使中國社會開始出現貧富差別、甚至貧富懸殊。隨著改革的逐漸推進，這種貧富懸殊不斷拉大。目前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已超過了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貧富矛盾，已經成爲當下中國不容回避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寶馬案中的當事雙方，恰恰代表著社會的貧富兩極。一極是擁有億萬財産的富婆，雄居金字塔的頂端；一極是爲生計而奔忙的農婦，屈身於金字塔的底部。富婆駕駛的寶馬車朝農婦輾去，似乎象徵著上層富人對底層窮人的蹂躪。在缺乏正常的創富機制的中國，有多少富人不是依仗與權力的結盟、並對窮人壓榨、盤剝而致富的呢？財富並不是一種罪惡，罪惡的是攫取財富的非法和非道德途徑。寶馬事件中民衆的憤怒，表面上指向的是富人，實質上指向的是産生貧富懸殊的不合理的畸形的社會制度。
很早就有人指出，中國只能産生因官商勾結而致富的胡雪岩，而不可能出現因勤奮、智慧而致富的比爾．蓋茨。即使寶馬案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民意對寶馬車主作出幾乎一邊倒的道德譴責，也是事出有因的。在當下體制的中國，“爲富不仁”不是窮人對富人的一種偏見，而是一種社會現實。實事求是地說，改革開放的最初一段時期，還是整個社會群體普遍受益的時代。但改革越到後期，隨著金錢和權力結合得越來越緊密，受益的群體也是越來越少，廣大民衆、尤其是農民成爲改革後期直接的利益受害者。這種利益的受害，不僅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和法律的。比如，在對寶馬肇事車主判二緩三的司法裁決中，民衆就很難相信司法的天平不向代表權錢一方的寶馬車主傾斜。因爲，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司法，司法不可能是捍衛社會正義的公器，而只能成爲權貴者手中所擺弄的工具。如果不是相對獨立的網絡媒體的出現，那無權無勢的窮人面對富人以及富人後面強大的國家，才真正地可以說是孤立無援。
如果說，當今中國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而來的貧富矛盾的不斷激化，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機所造成的，那麽，目前中國同樣沒有緩解矛盾的某種社會機制。寶馬案由一起交通事故演化成一個影響廣泛的政治事件，表明，極端的貧富矛盾已使社會走進了一個非常脆弱的危險境地。啓動1980年代末遭到停滯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走出危境的唯一路徑。否則，傾巢之下，豈有完卵！一旦國家出現全面的社會震蕩，不論是富貴貧賤，都終將無法逃逸。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