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余杰﹕為了女兒、妻子和母親

——寫給為李思怡而絕食的朋友們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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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3日訊】李思怡,是女兒,是中國的女兒,是死於冷漠與邪惡的女兒。一個女兒悲慘的死亡讓我們每一個人看到了自身的罪,也讓我們每一個發現了愛的價值。學者任不寐說的不錯——「李思怡之死終結了一個時代,也開啟了一個時代」,為了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我們必須站出來,我們必須行動。那麼,被終結的時代充滿了罪惡、傷痛和眼淚,而即將開啟的時代則有可能充滿愛、希望和笑聲。

在毛澤東之流的惡魔眼中,李思怡之死「輕如鴻毛」。誠然,與獨裁者們用鐵絲網圈起來的龐大帝國相比,女兒、妻子和母親顯得無比渺小和軟弱。帝國不會在乎女兒、妻子和母親的眼淚——秋瑾、劉和珍、林昭、李九蓮、張志新們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丁子霖和路坤們依然在路上。

作為「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丁子霖第一個站出來揭示大屠殺真相,承受著中共政權長達十多年的監視、騷擾及恐嚇,她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與和解。作為「新青年案件」當事人之一楊子立的妻子,路坤由不問時事的傳統「賢妻」變成勇敢無畏的妻子,她說:「我用蔑視的眼光看著那些便衣,他們自己處於恐懼中,而不是我們。」丁子霖永遠地失去了她的兒子,而路坤新婚的丈夫楊子立被判處八年重刑,這就是「三個代表」的帝國施加給她們的「仁政」。苦難還遠遠沒有結束:卑鄙的特務們給丁子霖打去匿名電話,辱罵她「賣國」;同樣卑鄙的特務們登門威脅僱用路坤的公司,強迫其解雇工作出色的路坤。

所有這些凌辱和折磨女兒、妻子和母親的惡行,都在以「人民」的名義浩浩蕩蕩地進行著。然而,女兒、妻子和母親們並沒有屈服,她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她們要為李思怡們帶來一片藍色的天空——與海子的追問「天空一無所有,有誰給我安慰」不同,這片天空將充滿愛、幸福和快樂,將被安慰、同情和關懷所包裹。丁子霖和路坤們知道,李思怡也是她們的女兒,李思怡需要她們來安慰和拯救。我想,在上帝慈悲的眼裡,女兒、妻子和母親其實是一個人,女兒終究會成為妻子,妻子終究會成為母親。她們都將是愛、正義及和平的堅守者。

在這個「遺忘」成為一種生存本能的國度裡,我們確實應當為李思怡們,為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們做點什麼。如果我們習慣於奴隸的命運,那麼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也自然成為了奴隸的女兒、妻子和母親。如果我們依然保持沉默,那麼我們的所作所為與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麼區別呢?

日前,在中國大陸的多個獨立網站上,一場為紀念李思怡而進行接力的絕食活動正在展開,已經有幾百人報名參加。就在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有若干位我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朋友正在體驗著飢餓的滋味。這一自發的絕食行動是為了對李思怡表達遲到者的懺悔,它既是一種向外伸展的抗議與批判,更是一種直指內心的自尊和自愛。在我看來,無論是對於真實的日常生活還是對於虛擬的網絡空間來說,這一事件都具有「震撼性」的價值。「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比「暴風驟雨」更有力量。如同當年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掀起的「公民抗命運動」一樣,這次事件點燃了我對於中國未來的信念,這種信念建立在每一個信仰愛與和平的普通中國公民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所謂「胡溫新政」的海市蜃樓之上。

同時,這一事件也大大地改變了我對網絡的負面看法。網絡不再是一個我們逃避殘酷現實生活的避難所,也不再是一種物美價廉的「精神鴉片」。相反,網絡有可能像一張堅固的魚網,聚集起「沉默的大多數」對自由和權利的呼籲。這種呼籲也正如一九八零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根廷「為正義與和平服務」組織領袖埃斯基維爾在頒獎典禮上的講話:「我們相信我們人民的使命和參與,他們每天都更加認識到他們的政治良知,表達著對於他們改變現狀、對於社會全面民主化的渴望。這是建築在正義之上的改變,用愛來建築。這種社會將為我們帶來我們最渴望的和平之果。」在天安門的血泊之後,這種呼籲已經久違了。

我曾經用這樣三個詞語來形容中國:「太監中國」、「優孟中國」和「流氓中國」。中國的這三大特性在「薩斯時期」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李思怡之死告訴我們,「薩斯時期」並沒有結束,我們依然置身其間。孫志剛之死和李思怡之死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罪惡之中而不自省,麻木不仁地與黑暗共舞而不自覺。如此殘酷的事件已然發生並還在發生著,那麼我們如何確立我們自身的尊嚴、愛與憐憫?

在拉美諸國的暴力和專制統治之中,埃斯基維爾選擇了非暴力,甚至選擇了像甘地一樣絕食,他在諾貝爾和平獎受獎答詞中說:「我來自一個人們生活在痛苦與希望之間的大陸,我自己的歷史是在那裡書寫的。我相信非暴力的真理的力量代表著一種抉擇,這種抉擇向我們提出了採用全新視野的挑戰。它提供了一種選擇,這種選擇將基督的基本價值置於優先地位,這就是人類的尊嚴,人類神聖的、超越一切的、不可改變的尊嚴,由作為上帝之子、作為基督的兄弟和姐妹,因而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而獲得的尊嚴。」今天,每一名為我們的女兒、妻子和母親絕食的公民朋友,所作出的也是與之相同的抉擇。如果說絕食更是一種象徵意義,那麼我更看重「絕食之後」能夠發生一些什麼實質性的變化——比如建立一個「兒童權利基金會」,並且將對人權的關懷拓展到每個公民的生活中;比如起草並簽署一份中國的「七七憲章」,並在此基礎上重建我們的道德和信仰。

我們需要一個充滿愛的中國和世界。在這裡,女兒、妻子和母親們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兒子、丈夫和父親們,能夠免受逼迫、誹謗、囚禁和折磨。當然,為了那一天的到來,我們在今天就得勇敢地承受種種逼迫、誹謗、囚禁和折磨。這是我們的重軛,也是我們的光榮。

登山寶訓中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思怡悲慘的死亡不是對我們信仰的打擊,相反乃是對我們信仰的驗證;不是讓我們失望,相反乃是讓我們振興希望。正如埃斯基維爾所說:「我們抱有希望,因為我們像聖保羅一樣相信愛是不會死亡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總是用團結和為了人們充分權利的積極活動創造著相互之間的愛。為了這個,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就不能僅限於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中的非正義的識別,或者是隨之而來的對那些應負責任者罪惡的譴責。基督徒必須行動,基督徒必須和所有心地善良的人們一道行動,用他卑微的力量去支持一個更加正義和更有人性的世界的建造。」那麼,讓我們與所有心地善良的朋友們共勉吧。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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