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今年全球盛夏高溫，大陸浙江等地亦曾高達四十一度，几构成天災。對高溫的關注掩蓋了更廣泛和重要的自然災害：今年6月以來，大陸旱災嚴重，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四省出現1971年以來最嚴重的伏旱，截至8月12日，12省市農作物受災面積775.6万公頃，成災455.8万公頃，絕收113.2万公頃，受災人口達九千万人。此次旱災，對南方省市工農業生產沖擊嚴重，官方迄今尚未公布經濟損失數据，但不難推算其龐大。
會提到旱災，是因為進行中國問題分析，天災常常是被忽略的因素。對大陸存在的危机，外界較多關注的是金融危机，失業問題，“三農”問題，邊境地區動蕩等等。其實從歷史角度看，中國改朝換代的社會達動蕩很多是從嚴重的天災導致的。中國青年學者任不寐去年在美國成家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災變論??關于中國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發現】曾提出獨特的觀點，認為中國的自然災害及其相關的社會動亂遠遠頻于西歐，并因其反复不斷而塑造了中國的文化品質。而中國文化的本質是災民文化，即作者所說的“災民理性”，其核心內容是生存恐懼。中國現代的基本要務是如何超越災變給人帶來的生存恐懼。
任不寐是從文化角度看災變對中國的影響，但也提醒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相當資源少的大國，自然災害是影響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而中國，又是一個災害頻仍的國度。首先是地震，全時間每次死亡5万人的17次地震中，中國發生過13次；唐山大地震導致几十万人死亡，令人至今心有余悸；二是水災，黃河、長江几乎年年有水災，這對于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經濟極具威脅性，一九九八年大洪水也曾撼動全國經濟；三是旱災，中國700多個城市中三分之二處于缺水狀態，山東，河南等較貧窮的地方旱災更為嚴重。根据統計，中國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呈遞增狀態，80年代受災面積是70年代的1.7倍，是50年代的2.1倍。
自然災害導致的不僅僅是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它更嚴重的影響是社會心理与社會情緒。任不寐提出的“災民理性”，實際上說明的就是災害對心理的影響。大的社會運動或動蕩，往往是在普遍、廣泛、持久的社會預期下形成的，對于動蕩的預期也往往會因之“自我實現”而成為現實，而嚴重的天災就會加強這种預期。我們一向認為，中國發展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大的天災的可能性，以及這种天災會對社會造成的沖擊，就是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
最后，大家都知道中國已經積聚了太多的社會矛盾和內在危机，只是對于到底什么會触動這些危机的總爆發還不得而知。但是，巨大的災害顯然是未來可能導致危机爆發的可能的引爆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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