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日訊】現在，備受關注的朝核危机北京六方會談已經結束。處于會談關鍵地位的美朝兩國，沒有談出實質性成果。但是，無論會談的結果如何，對于北京政權而言，能夠促成這次會談的本身，就已經極大地提高了其國際的地位和信譽。北京在解決朝核危机上的外交努力，确實得到了國際主流社會的高調贊揚。有外界評論說，六方會談的最大贏家是北京；法新社甚至說：借助六方會談，開始了中美關系的新紀元。近些年來，中共政權的外交動作，第一次得到如此廣泛的國際認同，布什政府的要員（如國務卿鮑威爾等）也公開宣示“中美關系進入最穩定時期”。
北京新政權在朝核危机上的態度，之所以迅速轉向美國的多邊會談的立場，就在于這樣的立場有助于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穩定，有助于中國的地區大國作用的發揮，有助于亞太地區的和平与穩定，有助于中國的國際信譽提升……總之，無論對于北京新政權的鞏固權力的利益，還是對于中國的國家利益，北京在朝核危机上与主流國家保持一致、并對金正日采取強硬立場，無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最佳選擇。就當下國際關系而言，維持穩定的中美關系，也就等于中國擁有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無疑是中共政權的最大利益之所在。
事實上，如果不是基于一党私利來看待中美關系，無論從歷史的角度看，還是從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的角度看，美國非但從來不是中國的敵人和威脅，反而是推動中國融入主流文明的最大友邦。在歷史上，清末民初時期，諸列強中對積貧積弱的中國最為友善的國家，無疑是奉行門戶開放政策的美國；在抗日戰中，對中國的民族利益而言，最大的友邦也是美國；1949年后中美的敵對，其主要責任不在美國，而在毛澤東政權。要不是毛澤東政權被金日成和斯大林所利用，甘愿充當金家極權和斯大林霸權的炮灰，百廢待興的中華民族，非但不會付出90万生命、100億財富、中美敵對和喪失台灣的巨大綜合代价，也決不會在日趨封閉的國內政治上走向狂妄、愚昧、好斗，更不會以弱國的實力硬撐著同時抗衡兩個超級大國，在把自己的國家折騰得傷痕累累的同時，又將大把的金錢送給那些有奶便是娘的第三世界無賴國家。
晚年的毛澤東之所以毅然聯美抗蘇，不僅在于前蘇聯的武力威脅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机，更在于他在与前蘇聯及金日成的多年周旋中發現：与來自敵對陣營的“右派們”打交道，遠比与同一陣營的“左派們”打交道容易，前者坦率誠實，后者狡猾虛偽；對于極權中國的真正威脅，恰恰不是自由的美國及其西方聯盟，而是東方同盟中的極權國家。毛澤東為緩解日趨孤立的內外交困而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權宜之策，恰恰以不經意的方式，為后來鄧小平時代“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奠定外交基礎——所謂鄧氏的對外開放，無非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開放。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事實證明，推動中國經濟連續多年高增長的主要外來動力，無疑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主流社會。而共產獨裁陣營的諸政權，要么是全面崩潰（蘇東），要么成為中國的經濟包袱和國際麻煩的制造者（朝鮮与古巴）。所以，無論中共高層在內政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在對外關系上，毛澤東晚年對國際關系的醒悟，已經得到不同時期的中共高層的認同，鄧、胡、趙的時代如此，江朱時代如此，新上台的胡溫體制亦如此。只要中國繼續奉行改革開放，并顯示出逐漸完成政體轉型的趨向，而不是頑固堅守跛足改革和維持一党獨裁，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就不會把中國視為主要對手，正如西方各國政要一再強調的那樣：一個自由而強大的中國，非但不是國際主流社會的敵人，反而會成為朋友。轉載自《觀察》http://guancha.org ）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