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
美國思想家愛默生一直到晚年都在思考東西方對個體生命的不同態度，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我論‘文明’的那篇文章里，我忽略了一個重要特點，也就是人對生命的日趨尊重。東方國家和歐美國家的區別主要也在于此。据說在法國的日本人對執行一次死刑所需要的巨大准備和耗費感到惊奇”与日本相似，中國也是最不尊重人的生命的東方國家之一。其中，農民的生命受到了最為極端的蔑視，“草民”、“草民”，也就是是說人民的生命像小草一樣卑賤。直到今天，數量超過十億的中國農民，依舊終日生活在恐懼和匱乏之中，大人物的一舉手一投足就能讓他們家破人亡。
几千年來，中國一直都在不斷地演繹著“苛政猛于虎”的悲劇。在毛澤東統治的時代，出現了大飢荒餓死數千万農民的慘劇，而且農民還出門逃荒的最后的自由也被剝奪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于農村改革嚴重滯后，激發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農民收入越來越少、負擔卻越來越重。中國的鄉級財政普遍都已破產，有的一個鄉就有上億元的財務黑洞。在此背景下，一些基層干部對農民的無情盤剝和粗暴干預便越來越厲害，“官逼民死”的現象怵目惊心。那么，逃到城市討生活的農民情況如何呢？城市不是農民的家。領袖喜歡在“國慶”的慶典上揮手，然而就因為領袖要揮手，數十万記的民工便被警察驅逐出北京城。“我愛北京天安門”是每一個中國孩子都耳熟能詳的儿歌，但一個殘酷的現實卻是：天安門從來都是帝王們的天安門，天安門從來不會“愛”一個農民的孩子。農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机會，而那些自愿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務的好心人，卻被政府看作搗亂分子和坏人。在北師大組織“農民之子”社團的大學生徐偉，因為摯愛農民兄弟并質疑官方的農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門秘密逮捕并以“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這樣，誰還敢為農民說一句公道話呢？
在中國，“農民”不是“公民”，“農民”是可以被政府和高級華人們任意掠奪、欺凌和侮辱的對象。農民沒有未來，他們只有過一天算一天的“無主名”的生命：他們被當作“盲流”關押在收容站以及遣送回鄉的悶罐車中，他們因違反計划生育政策被拆毀了房屋而成為流浪在他鄉的“超生游擊隊”，他們因為沒有錢去醫院看病而只好在家中等待死亡，他們因為繳不起苛捐雜稅而只好喝農藥自殺，他們因為拿不到建筑公司的工錢而被迫跳樓他們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是對于他們來說，此生的痛苦并不亞于死亡的恐怖。
偶爾，農民也會揭竿而起，以暴易暴。不抗爭是死，抗爭也是死，他們無法做出更好的選擇，只好仿效兩千多年以前的陳胜和吳廣。据說，某党國要人到農村視察，到一農戶家中，見其家徒四壁，乃故作關心狀，問道：“大爺缺點什么？党和政府會很快就給你送來。”老農答曰：“我們什么都不缺，我們就缺陳胜和吳廣。”老農說的是一句大實話：從被動的“民不聊生”到主動的“民不畏死”，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据陝西《華商報》報道，2000年八月二十日晚上，因為西安市北郊徐家堡一鋼厂拖欠工人工資及一名工友被打，數百名四川籍民工群起抗爭。有的手拿鋼筋、有的手執木棒，聚集到工厂里，砸毀了四五間辦公室，還砸坏兩台電机。聞訊，西安市治安局巡特警隊、西安公安局未央分局以及譚家派出所、徐家灣派出所出動大批警力赴現場制止。
勞工与資方的對峙，一直持續了整整一個通宵。到了二十一日上午，雙方協商無果，矛盾再度激化。當四川籍民工得知他們當中有四人被工厂的值班人員用鐵絲捆綁毆打、老板也沒有答應給他們回家的路費之后，群情激憤。民工們持械將厂里的圍牆砸開個大洞，沖出厂外繼續鬧事，場面一度失控。在有民警被打傷之后，警方鳴槍警示。當時真可謂千鈞一發。十一時許，未央分局所有派出所包括特巡隊前往鋼厂支援，這才勉強控制了局面。下午一時許，老板和十多名帶頭鬧事的民工被警方帶回訊問。
關于沖突的起因，十余名四川民工告訴《華商報》記者：八月二十日下午五時許，一名四川籍民工唐某想不做了，要求發放七月份的工資，在与老板理論時遭到厂里的值班人員（民工稱是老板雇的打手）用磚頭和鐵棍毆打。唐某被打得跑向車間，隨后又向東翻過圍牆跑，隨即失去蹤跡（民工們猜測是被打手們抓住關了起來）。晚上八時許，數百位民工再次來到厂里，一方面繼續討要工資，一方面尋找那名被打民工下落，但是工厂老板一直躲著不出來。隨后雙方發生激烈沖突以至于警方介入。
此次西安警方出動的警力，分別隸屬不同的部門，拼湊起來簡直就是一支小型的軍隊。為什么政府要出動如此龐大的警力才能控制局勢呢？為什么警察要把槍口對准手中只有“冷兵器”的農民呢？在這兩個問題的背后，其實還有更加深層次的疑問：一向純朴老實的民工，為何要拿起武器來抗爭？一向膽小怯懦的民工，為何突然間變得毫不畏懼死亡？
由此事件可以看出，首先是“民不聊生”，接著才是“民不懼死”。這個制度已經蛻化成一种不讓人好好活著的制度了。農民們失去了“活著”的希望，便不得不挑戰這种邪惡的制度，盡管農民的挑戰通常不會有好的結果，反倒會導致更加悲慘的命運。但是，他們還是孤注一擲，我能想象他們蜷縮在工棚之中時的絕望、無奈和痛苦。他們知道沒有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或者民間机构能給他們“主持公道”，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僚中也不可能出現一個“包青天”式的人物。哀莫大于心死。
從“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中國的“三農”問題似乎進入了一個死胡同。那么，還有沒有解決的方法呢？《南方窗》雜志在一篇題為《給農民以憲法關怀》的社論中提出：“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只要給農民自由，農民就會創造出惊人的歷史奇跡。現在是進一步解放農民的時候了。這就迫切需要我們虔誠地恭請神圣的憲法之母從幕后走向台前。理性在召喚我們，賦予農民以真正的憲法關怀，是解放農民的終極選擇。憲法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最神圣的法律，沒有憲法就沒有共和國。憲法的根本功能在于:一方面約束政府易于膨脹的權力，一方面慈祥地保護人民易于受害的權利。在憲法之母的眼中，沒有權貴和賤民，也沒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區分；在憲法之母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憲法之母的高貴之子。”讓憲法真正成為農民的“保護傘”，看起來似乎是一种好的解決之路。只是，我認為文章的作者未免過于天真了：那些長期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會自愿放棄他們的權柄而給予農民充分的自由嗎？而早被獨裁者們玩弄得遍體鱗傷的中國的憲法，還能夠發出“憲法之母”的光芒來嗎？
2003年八月二十六日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原載《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