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根據芝加哥新世紀電視臺採訪整理報導)楊逢時博士是芝加哥東西方音樂藝術團藝術總監﹐是美中地區著名的音樂家﹐九0年畢業于芝加哥大家音樂系﹐獲音樂博士學位。六四血案之後﹐楊逢時博士幾乎每年都以音樂會和演講活動來紀念這個難以忘懷的日子﹐以音樂來慰藉失去孩子的母親們﹐以音樂來呼喚人性良知。為此﹐獲得了第十一屆“萬人杰文化新聞自由獎”。談起獲獎後的感受她感慨萬千。
一﹑良知的表白
在接受採訪時她說﹕“因為六四﹐海外8萬學子有幸留在這片自由的國土上﹐為天安門母親說句話是良知的表白。得知獲獎的消息﹐心靈有一種無法承受的沉重和不安。我是個音樂家﹐並不懂政治。十四年前﹐當北京下達戒嚴令的時候﹐我正坐在芝大的音樂廳內﹐思緒紛亂地等着我的作品首演的結束。我的作品是上半場的最後一首曲子﹐結束後﹐演出出乎意料地成功。老師和同學都來向我祝賀。可是我的心早已飛回了海的那一邊。也許是心靈的感應﹐或是偶然的巧合﹐我的作品“追尋”恰如其分地吻合了我當時的心境。一個海外寒窗苦讀的學子和天安門廣場風餐露宿的學生心心相映。我想我們都有一個同樣的企盼﹐同樣的心境。然而六四的槍聲使我猛醒﹐使我看清了共產專治的罪惡。無數逝去的英靈震撼了我的良知﹐使我那游蕩的追尋終于找到了一個永恆的主題﹐就是上帝珍惜每一個生命。也激發了我用音樂來表達這個信念。
十四年來天安門母親們至今無法公開地表達失去孩子的痛苦。然而正是因為六四﹐我們海外八萬學子有幸留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們從校園生活﹐走進了社會﹐建立了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家庭﹐父母遠道而來﹐我們的孩子不用受“一胎化”制度的限制﹐健康成長﹐這些享受着天倫之樂的我們為天安門母親說句話﹐這是一個人起碼良知的表白”。
二﹑為一個人本應具有的基本品格頒獎﹐讓人不安。
記者﹕有人說你是個音樂家﹐何必要引火燒身﹐參與這些政治活動﹖
楊逢時﹕就象我剛才說的﹐這是一種良知的表白。這不是政治﹐這是良知﹗
本來獨立思考﹐說真話﹐講良知本是一個文化人最基本的品格。想想看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驅逐了專制陰魂﹐都能坦坦蕩蕩做人的世界裡﹐你說還需要給一個具有基本品格的人授獎嗎﹖可是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被專制陰魂扭曲的時代。我們的童年都是生活在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時代﹔一個為了木頭而不惜生命的時代﹔一個把大腦變成螺絲釘的時代﹔一個歌功頌德﹑指鹿為馬﹑沒有憐憫﹑沒有愛的時代。我們的心靈或多或少都會被扭曲。這種心靈的扭曲不是一下子就能糾天過來的。況且專制政權還存在﹐我們不論生活在哪裡﹐世界上只要還有專制政權存在﹐這種陰影就會一直壟罩在頭上﹐這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努力去戰勝它。從這個意義來講這個獎的存在是向人性的護照﹐是向專制的挑戰。相信有一天﹐我們每個人都能站出來向專制政權說“不”的時候﹐當每個人的生命都能被平等珍愛的時候﹐當每一個城鎮村落都被自由和尊嚴沐浴的時候﹐我相信這個獎就完成了它的最終歷史的使命。
三﹑寧可放棄藝術生涯也不會用靈魂做交易
記者﹕你想沒想過﹐在這之中你要付出很多﹐要承受很多。我們聽說你的回國簽證多次被拒﹐多年不能回國探望年邁的父親﹐你有沒有後悔過﹖
楊逢時﹕不能回國﹐ 不能探望家人﹐不能探望年邁的父親是一件很傷感的事。而人為地被剝奪這樣一個權利不僅是我的悲哀﹐而是中國人的悲哀。這更使我感受到追求自由的意義。而且﹐通過自己被剝奪自由的經驗﹐更能感受到他人失去自由的痛苦。做人應該有原則。如果是為了講真話﹐堅持真理而受到這種專制迫害的話﹐我不會後悔。
做藝術家難﹐做一個人格高尚完整的藝術家更難。對于我來說﹐我可以放棄我的藝術生涯﹐但我絕不會用我的靈魂做交易。
四﹑為了一個不再給我授獎的明天﹗
記者﹕對未來你有什么打算﹖
楊逢時﹕去紐約領獎的時候﹐恰逢美國獨立日周末﹐我特別去了“世貿”遺址。這是九一一之後﹐我第一次去紐約。我一到那裡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淚。特別看到廢虛上矗立的十字架和幾千個死亡者名單的時候﹐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如今找到了共同的歸宿﹐這讓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天安門。
我相信總有一天在天安門會豎立起這樣一座紀念碑﹐所有六四罹難者的名字﹐和所有被專制鐵蹄摧毀的生命﹐都會永遠地攜刻在這座紀念碑上。我也希望我的理念﹐我的祈禱﹐我的音樂﹐能給天安門母親和所有被專制政權迫害的人們帶去一點心靈的慰及。讓他們知道在海的那一邊還有人惦記着他們。我也希望有一天我的音樂﹐我的九九交響詩﹑一首生命的贊歌能在自己十年無法歸去的家鄉奏起﹗
實在說得這個獎的目的是為了那些逝去的英靈﹐是為了十四年前﹐不辭而別的受難者的聲音﹐也是為了一個不用再給我授獎的明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