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孔子有句名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說的是如果學生自己不為某個問題大傷腦筋、苦惱困惑的話,他是不會輕易去啟發教誨這個學生的.也就是說,自身要先有解決問題的欲望這個內因,外因才能因勢利導,起到作用.
聯系到中國當下的形勢,“非典”由天災演為人禍,大學生孫志剛被抓進收容所毒打致死等可怖事件的不斷發生,已使所有有志之士猛醒:制度之惡,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刻!
*民主改革依靠誰?
但依靠誰?怎么改?即中國民主改革的內因是什么?對這個重大問題,很多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似乎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大家齊刷刷不錯眼珠地將目光聚焦在中國共產党身上—上書進諫也好,撰寫調查報告也好,發表文章言論也好,大多是寄希望于中共中央幡然悔悟,自我革新,自己對自己下刀子.
這實際上是在不覺之中將共產党自身當成了改革的內因和主導力量,將希望寄托在共產党的自我洗心革面上—這可能嗎?
當然歷史上有項羽兵敗自殺、關云長刮骨療毒的美談,但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壯舉和傳奇.共產党在中國的專制地位如同不受轄制的獸中之王,你能期待老虎自己給自己拔牙剝皮嗎?政制改革的核心是還政于民,可以想象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大批不經民選的党政官員丟官去職,甚至因各种經濟犯罪和踐踏人權的民事,刑事犯罪蹲牢入獄,連江澤民等最高層官員也很有被起訴的危險.
共產党從高層到低層并不弱智,民主改革利國利民的道理他們都懂,怎奈利國利民但最不利党,民主改革從根本上触動各級党政干部的切身利益,意味著靠大權在握吃香喝辣,為所欲為的美好日子將一去不复返,這叫党如何下得了手呢?因此,十多年來,口號翻新了不少,什么“反腐敗”,“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情為民所系”,痛心疾首而又冠冕堂皇,但始終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實質性的舉措一項也沒有.
所以說,共產党是民主改革的對象而絕不會是改革的內因和動力.以為可以將希望寄托在共產党身上,坐在一邊“樂觀其成”,根本是一种不切實際的幻想.廣大在專制党權下權益被剝奪、被損害,創造性、積極性得不到充分發揮的民眾才是要求民主改革的主體,也是民主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民眾的素質和覺悟是中國民主改革進程的內因和決定性力量.
*韓國民眾歷史經驗值得借鑒
在專制力量和民眾這一對互動關系中,民眾越是馴順“善良”,逆來順受,麻木沉默, 專制力量就越是“穩定”,越是肆無忌憚,更懶得搞什么民主改革自找不痛快;反之,民眾血气方剛,不甘為奴,抗爭不斷,群起攻之, 專制力量就惶惶不可終日,疲于應付之下不能不對民眾的要求嚴陣以待,予以重視,心里一千個不愿意也不得不改.這方面韓國民眾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
許多人可能對2002年世界杯中韓國足球隊“拼命三郎”的精神有著深刻印象.他們踢球的技術也許并不比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高明多少,但他們有一种面對強敵勇于抗爭,精疲力盡也要奔跑到最后一刻的意志和品格,這同中國隊諸位不時在場上“悠然散步”的“軟腳蝦”們在精神風格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精神風格上對比鮮明,結果也對比鮮明:一個沖入四強,一個差點排倒數第一.
民主化的歷程也是如此.七八十年代朴正熙、全斗煥治下的韓國,人民無選舉權,無出版言論自由,監獄里政治犯人滿為患,工人勞動條件惡劣,同當今中國社會低下的人權狀況不差伯仲.但有所差別的是民眾的覺醒程度和抗爭力度.韓國民眾,從普通大學生到工人和知識分子,在專制力量的淫威下,冒著入獄,流血,迫害,死亡的危險組織活動,示威游行,不斷与政府沖突,對抗,二十几年來一直不讓專制政府安安穩穩,片刻消停.
七八十年代看國際新聞報道,常常可以看到韓國學生示威游行的場面,許多人對此應留有印象.你隨便問任何一個韓國人,就有他認識的親友長輩曾為當年的民主抗爭受過審訊,甚至坐過牢挨過拷打.韓國現在的國會議員當中,當年因從事民主運動而入獄三四年甚至十年以上者大有人在,比比皆是.民眾參与民主抗爭的熱情和廣泛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 朴正熙、全斗煥治下的韓國,七八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特別是朴正熙為推動韓國經濟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韓國民眾并不因此感恩戴德,膝頭發軟,認為獨裁者發展了經濟就擁有了專制統治的合法性,樂顛顛地堅持朴正熙、全斗煥的“堅強領導”;相反,韓國民眾經濟上“小康”了,還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尊嚴.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要求,專制政府一日不答應,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就一日不消停地痛斥揭露,集會示威,漢城工人不堪低劣的勞動、生活條件甚至舉行過暴動.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中三百多名示威學生被全斗煥政府派軍隊槍殺,慘烈程度不亞于”六四”.其他因參加民主抗爭而被警察抓進監獄,拷打致殘者更是不計其數.僅我工作的韓國圣公會大學,就有多位教授在七八十年代曾嘗過鐵窗的滋味,有一位教授竟蹲了二十年黑牢!韓國知識分子主流不苟且,不与專制力量同流合污的骨气由此可知.
這樣的不懈抗爭,終于使專制制度不斷動搖和松動,終于最后崩潰.韓國民眾在九十年代將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對人民犯下過罪行的總統送進了監獄,這在富于專制傳統的亞洲國家中開了先河.韓國人民迎來了民主化時代,總統直選,市長直選,直接對選民負責,干得不好馬上下台讓賢;總統金大中的儿子受賄与庶民同罪,被起訴逮捕—韓國民眾今天享有的這一切權利,絕不是專制政權自行禪讓出來的恩惠,而是民眾不畏強暴、不懈抗爭贏得的.他們用有力的雙手將民主自由的花冠自己給自己戴在了頭上,何等自豪.壯哉,韓國民眾!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韓國民眾的歷史經驗比台灣更值得推崇.台灣民眾也進行了民主斗爭,但相對而言蔣經國自上而下開放党禁、報禁起了更大的推動作用. 蔣經國的明智是台灣的幸事,但以此為安慰,一味消極等待,無所作為,在中國大陸期待蔣經國式的“明君”是要誤事的,會將中國民主化進程拖得遙遙無期.
*中共改革取決于民眾抗爭力度
因為,就專制政權的本性來看, 蔣經國式的拱手讓權,還政于民從來都是極少的特例,相反不見棺材不落淚,垂死掙扎不交權倒是極多的歷史常態.英國查理一世如此,清政府慈禧太后如此,49年前的蔣介石國民党政權也是如此.所以,共產党能否改,何時改,恐怕不會取決于它自己的良心發現,而是取決于中國民眾的覺醒程度和抗爭力度.
曾看到有新浪网友這樣說道:“什么制度不制度,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就行.”似乎是說能過上吃飽喝足有錢花這樣的“好日子”足矣,夫复何求?莫談國事,那可是要掉腦袋的……這种心態,在中國民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一方面說明了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一代又一代的專制恐怖極大打擊了中國民眾的抗爭勇气,養成了怯懦的民風;另一方面,在嚴酷統治下只要給民眾稍微松一下綁,讓民眾生活稍有改觀,民眾就極易感到“幸福”和“滿足”,意識不到這是自己應得的,反而對專制政府感恩戴德,死心塌地……
所幸現在已進入网絡時代,中外交流日益頻繁,彌天的謊言和重重的新聞封鎖已不能完全遮蔽中國民眾追求真知灼見的視線.像蔣大夫這樣的個人和最近香港民眾反二十三條惡法斗爭的胜利,為中國民主之路的實踐樹立了行動的榜樣,點燃了希望的燈火. 蔣大夫的拍案而起戳穿了一個彌天大謊,迫使中國政府一夜之間“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避免了多少人的薩斯慘禍! 像蔣大夫那樣敢怒敢言,敢說真話,有行動勇气的人物在中國不能只是零星地出現,而是要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地出現,成為民眾中的主流,才能以正壓邪,在較短歷史時期內打破和動搖專制壓抑的社會气氛.
香港從知識界的聯合署名抗議,到市民五十万人七一大游行,終于迫使二十三條惡法流產,更是證明了民眾的覺醒和抗爭創造歷史的轉折和進步這一真理.香港市民首先是清醒地意識到這一惡法對自由构成的潛在威脅,然后從知識界到民間齊聲反對,民怨沸騰之下政府不得不擱置惡法.假如香港市民無聲無息,或者聲音很小,這一事件將完全會是另外一种結局.
*以血肉之軀磨鈍屠刀
而大陸雖有十三億人口之眾,面對召開十六大,共產党關起門來自顧自地決定新一代國家領導人的做法,選擇了心情复雜的沉默.就事論事,一個泱泱大國要更換最高領導層,這是天大的事,而不給民眾任何參与決策的權利,這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种公然的侮辱,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一原則的肆意踐踏.但老百姓,乃至大學生,知識分子,只是私底下議論几句,沒有成規模的抗議行動.這只能向專制政權傳遞這樣的信息:“您這樣干,我們可以忍受.”很擔心專制政權會因此下出這樣的結論:這樣干下去也沒什么嗎,不必改……
說中國民眾過于馴良,安于小康而怯于斗爭,似乎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畢竟,香港民眾發表言論,示威游行所冒的風險不可与大陸民眾同日而語.像“不鏽鋼老鼠”劉荻在网上說了些真性情的政治話語就突然在人間“蒸發”的事情,在香港是沒有的.大陸民眾要做任何突破專制禁錮的舉動,都是要冒身家性命之險的.
但陷于恐懼,屈服于恐懼,就會永遠生活在恐懼之中而無出頭之日.跟中國民眾所處的當下狀況相比,韓國民眾二十年前所處的專制環境有過之而無不及,韓國民眾不屈不撓勇于斗爭,以血肉之軀磨鈍屠刀的精神,值得國人深思和學習.
*知識分子應承擔歷史責任
這里要特別提請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學生界勇于承擔歷史的責任.畢竟一個上訪農民可能遭到被割掉舌頭的酷刑,民工往往被收容毒打冤死卻死而不聞,而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上受人尊重的階層承擔的風險相對要小一些,特別是知名度高的人士,一旦受迫害會鬧得海內外沸沸揚揚,專制政府不能不有所顧慮,像六四那樣大開殺戒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在制度之惡已成為共識的今天,民眾的覺醒和抗爭已如箭在弦,思想上應走在前列的知識分子應發揚五四時期的行動精神,站出來振臂一呼,像五四知識分子一樣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不能因為在經濟改革中利益未受損就被麥芽糖粘住了嘴,也不能因為八九民運的挫折就一蹶不振,灰頭土臉,不哼不哈集體成為犬儒主義的信徒.遠一點的想想康有為們的公車上書,近一點的想想五四運動,當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已昭然若揭.
*莫做當代”孔乙己”
北京大學最近搞教育人事改革,信誓旦旦地要誠聘英才,罷黜庸才,創辦世界一流大學.說白了就是拿了國家十八億撥款不能不有所交待.從官場哲學來看,是奉中央之命要出政績.但招海歸派博士也好,末位淘汰制也好,教師不出活儿就下崗,政工干部人浮于事卻高枕無懮的游戲規則,跟改革國有企業砸工人的飯碗,党政干部卻無風險還能大撈一筆的不公狀況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大學之為大學,最根本的制度環境是學術自由,精神獨立, 這一點卻被熟視無睹,忽略不提.回避教育改革的最要害處,不思從党政管理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北大照這個路子改下去,頂多成為一個熱火朝天的學術論文的大作坊,想上層次是上不了的,別說追赶哈佛大學,就是恢复上世紀前半葉的光榮也難.
北大的教授們乃至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們若沉溺于不痛不痒的學院式論文生產之中而喪失人文關怀,將無异于被八股取士麻痹了精神的孔乙己.而竊竊私語,或發表几篇避實就虛的文章,恐怕也不能有力推動歷史的發展和進步.蔣大夫的挺身而出,香港市民的積極抗爭,韓國民眾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都為國人樹立了扭轉歷史的行動楷模.我們為這种行動的勇气和魄力拍手喝彩,拭目以待更多的國人覺醒,憤怒并奮起抗爭:网上熱情討論關注國家的命運前途也好,公開站出來揭穿謊言也好,聯署上書,集會呼吁也好,示威游行也好,組織真正代表工農權益的工會農會也好,競選人大代表也好—總之要千方百計發出聲音,才能給專制力量以改革的壓力和動力!坐等“施恩”=遙遙無期!
人生在世,誰不想干一番大事業?當今中國,打破專制集權制度黑暗的鐵屋便是最大的事業.在當下歷史進程欲轉不轉的時刻,沉默不是黃金而是廢銅爛鐵,万馬齊喑則是國哀和國恥.如整整一代人無所作為,那么,正像當代憤激的青年批評家力逼文革中無行的知識分子忏悔一樣,焉知后人不會指著這一代人的脊梁骨冷冷來一句:你忏悔吧!
(發表于香港<爭鳴>雜志2003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