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產生的中國新領導層的政治走向和外交走向,取決于兩個主要因素:這個領導層的權力結构和利益背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能否奉行一种更注重于推動中國的制度轉型和戰略轉變的的長期政策。
1. 狀態:
中國的新領導層處于某种共存狀態。
1) 結构:
在中國新領導層中存在著開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領導人与新一代領導人的權力制衡与利益分割,使這個領導層呈現出”雙頭結构”。
最高領導者實際上是兩個人:胡錦濤和江澤民。這在某种程度上再現了鄧小平時代的政治結构。區別在于:新的領導層中沒有胡耀邦總書記或趙紫陽總書記那樣的鮮明的改革者;同時,前總書記江澤民的政治威望和權力基礎也不像鄧小平那樣穩固。從這個意義上講,雙方都處于弱勢。
最高層的9名政治局常務委員,2人(胡錦濤,溫家寶)是開明派,2人(李長春,吳官正)是中間派,4人(曾慶紅,吳邦國,賈慶林,黃菊)具有前總書記江澤民的保守色彩,1人(羅干)具有前總理李鵬的保守色彩。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2:2:5(4+1)。但是
,開明派掌握著兩個最重要的職務:總書記和總理。因此,雖然開明派的人數較少,在權力分配上仍然取得了對人數較多的保守派的制衡。
保守派在最高層同樣有力地制衡著開明派。曾慶紅作為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是僅次于胡錦濤的党務工作的日常負責人;同時曾慶紅又是唯一的國家副主席,這就使江澤民的這位主要支持者,能夠從党和政府兩個方面制衡胡錦濤。吳邦國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賈慶林作為全國政協主席,又從最高立法机關和最高咨詢机构兩方面制衡著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而黃菊作為常務副總理,在國務院直接牽制著總理溫家寶。最后,羅干作為分管公安、國家安全、法院、檢察院和監獄的政治局常務委員,他的保守作用不可忽視。
在次最高層(政治局和書記處),政治局的15位非常委的委員和候補委員,開明派僅1人(王兆國),中間派5人(吳儀,回良玉,張立昌,俞正聲,王剛),保守派9人(郭伯雄,曹剛川,曾培炎,周永康,賀國強,劉云山,劉淇,陳良宇,張德江),加上9名政治局常務委員,整個政治局的24名成員，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3(1+2):7(5+2):14(9+5)。書記處的7名成員,沒有開明派,中間派2人(王剛,何勇),保守派5人(曾慶紅,周永康,賀國強,劉云山,徐才厚),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0:2:5。從某种意義上講,書記處成為了保守派的政治領地,這會對中國新領導層發生明顯的消極影響。
次最高層的3個重要職務帶有江澤民–曾慶紅保守派別的色彩:賀國強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永康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劉云山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這就使任用高級官員,警察和意識形態這3個共產主義政治制度的支柱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守派控制,這也削弱了胡錦濤作為總書記的政治權力。
共產主義政治制度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支柱是軍隊。在次最高層有3位職業軍人(政治局委員郭伯雄,曹剛川和書記處書記徐才厚)。他們代表著軍隊在新領導層中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影響,并且是江澤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在領導層的第三級(國務院),開明派僅1人(溫家寶);4名副總理中2人(吳儀,回良玉)是中間派,2人(黃菊,曾培炎)是保守派;5名國務委員(周永康,曹剛川,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全部是保守派;開明派,中間派,保守派的比例是1:2:7(2+5)。這就使政治權力不很大的溫家寶總理進一步受到制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名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相對獨立于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這就使留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能夠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江澤民的政治影響力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他在領導層中擁有超過半數的保守的支持者。
中國新領導層的”雙頭結构”實現了開明派与保守派,上一代領導人和新一代領導人的力量平衡。在這种平衡的結构中,任何大步前進的改革主張都不會被保守派通過;同樣,任何過份的保守做法也會受到開明派的抵制。
2) 背景:
最高層的9名政治局常務委員清一色地出身于工程師,他們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共產主義的擁護者和受益者,他們在中國長達25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沒有突出的表現,他們在本質上是一党專制的政治制度的產物,思想落伍行事拘謹的技術官僚,派別之爭的繼承人。
1989年中國發生了”6.4天安門事件”和1991年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崩潰后,中國共產党的一項基本的政治方針,就是努力防止中國的領導層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人物。所有被允許進入領導層的人,首要的標准是必須忠誠于一党專制。中國新領導層的所有成員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偏离這個首要標准。
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崩潰后,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共產主義 孤島”。中國共產党的根本目標,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党執政地位。為此他們需要壓制國內的民主要求并抗衡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中國的上一代領導人和新一代領導人在這個基點上具有共同的政党利益,政權利益和個人政治利益。
中國新領導層中相對開明的一派和相對保守的一派之間并不存在重大的尖銳的政治對立和政策分歧。更可能的前景是:開明派為了消除共產主義的某些弊端,推出有限的改革措施;保守派為了保住個人職位,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某些改革措施;雙方從而保持共存。
2、建議:
中國新領導層的”雙頭結构”將會持續5年,共同保衛”共產主義孤島”的利益背景將長期發生作用。所以,美國的對華政策既不應該建立在中國的新領導層大幅度改變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假設上,也不應該建立在中國新領導層內的開明派与保守派出現政治分裂的期望上。
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需要著眼于培育中國內部的改革壓力和加大中國外部的戰略壓力,以便促使中國逐漸走向民主并逐步實行靠攏自由世界的對外方針。
1) 政治改革是中國轉型的關鍵,也是對中國新領導層的最大檢驗。
民主國家應該鼓勵中國的新領導層啟動政治改革。
民主國家的對華人權政策應該同中國的政治改革相聯系。
要求中國盡快批准《公民權利与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國際社會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促進中國的人權狀況發生結构性變化的一個合适的入口。
如果中國在國際呼吁下批准了該公約,國際社會就可以進一步要求中國執行該公約。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將十分不樂意執行該公約。但是由于中國政府在形式上承擔了執行該公約的國際義務,中國的民主力量就可以依据這一國際義務合法地向中國政府提出民主化的具體要求,民主國家也可以依据這一義務合法地支持中國民主力量的民主要求。圍繞批准和執行《公民權利与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展開的國內交鋒和國際交鋒,有可能真正打開中國政治改革的大門。
胡錦濤在2003年7月1日并沒有象一些西方人和中國人預測的那樣提出政治改革設想,這突出地表明了中國新領導層在回避政治改革上達成了一致。中國的新領導層最終仍將拒絕兩個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在中國政權的各個層次進行人大代表(議員)和行政首長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選舉;承認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地位。但是沒有這兩項根本改革,中國不會形成實質性的民主。因此,民主國家在鼓勵中國新領導層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需要將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焦點集中在敦促自由選舉和支持政治反對派這兩個根本方面。
2)徹底解決北朝鮮問題有助于為中國的制度轉型和戰略轉變創造條件。
北朝鮮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中國的一党專制的重要政治盟友。北朝鮮龐大的軍事力量是中國抗衡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前沿。中國和北朝鮮在政治利益和戰略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國現在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延續北朝鮮的共產党政權,而不是如何中止北朝鮮的核冒險。中國力圖將美國及其盟國拖進一場曠日持久的同北朝鮮的外交談判,從而幫助北朝鮮爭取更多的討价還价的籌碼和時間。中國和北朝鮮的最終目的,是利用冗長的談判過程使北朝鮮成為事實上的核國家,并迫使民主國家承認北朝鮮是核俱樂部成員。如果北朝鮮成為了合法的核國家,將使東亞的戰略平衡發生有利于中國和北朝鮮的重大變化,這對一切極權國家是一個支援,對所有流氓國家是一种鼓勵,對國際恐怖主義是一個喜訊。這是現實的危險前景。
運用外交手段解決北朝鮮核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采用經濟制裁迫使北朝鮮放棄核開發也難于奏效。因為極權國家可以無視外交義務,北朝鮮在核問題上多次違反先前的外交協議預示了今后的外交協議的暗淡命運。極權國家對經濟制裁也有超常的承受力,對伊拉克長達13年的經濟制裁并沒有導致健康局面的出現也預示了對北朝鮮的經濟制裁的無效結果。況且,几乎可以肯定,作為北朝鮮最大援助者的中國不會加入制裁行列。
外交手段和經濟制裁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但不是決定性的。美國及其盟國還需要采取決定性的有力措施制止北朝鮮的核活動,絕不允許北朝鮮成為事實上的核國家。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核開發的同時應該相應地推動北朝鮮的政權更換。不改變北朝鮮的極權政權,它的核企圖和軍事威脅就不會徹底消失。
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是:中國的新領導層會不會為了挽救北朝鮮的核計划和共產党政權提供軍事支持?
冷戰之后,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已經在國際體系中取得了絕對优勢。1991年的海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都向世界說明了挑戰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力量是無益的。中國的新領導層最重視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權。沒有任何理由促使中國的新領導層發動類似于半個世紀前的”抗美援朝”,因為他們知道第二次”抗美援朝”注定失敗。
如果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鮮的核開發并改變了北朝鮮政權,至少會在下述方面對中國產生積極影響:
‥ 更明确地向中國新領導層展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 進一步鼓舞中國的民主力量;
‥ 緩解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和軍事壓力;
‥ 削弱共產主義在東亞的戰略地位。
3) 徹底解決伊朗問題有助于改變中國的戰略態勢。
中國和俄羅斯在伊朗上演著令人擔懮的二重奏:俄羅斯向伊朗提供核技術,中國則向伊朗提供導彈技術。中國和俄羅斯在伊朗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伊朗是中亞和中東強烈對抗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專制大國,有利于中國和俄羅斯聯手抗衡美國。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同伊朗展開政治,安全,經濟和技術合作是中國在中亞和中東獲取戰略立足點的重要途徑。
美國及其盟國可能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伊朗的核開發和導彈開發,并支持那里的人民改變神教政權。
如果能夠建立一個和平的,世俗的,自由的伊朗,將對歐亞非大陸的戰略格局產生重要的積極影響:
‥ 中國失去在中亞和中東最主要的戰略伙伴；
‥ 中國,中亞前共產主義國家,俄羅斯組成的新的集團勢力(“上海合作組織”)的實際作用進一步受到限制；
‥ 有利于解決敘利亞,利比亞,蘇丹等流氓國家的問題,有利于中東和平進程,有利于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4)有效阻止中國的武器擴散應該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長期以來,中國將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常規武器和敏感技術,作為支持流氓國家和專制國家,抗衡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戰略手段。
民主國家需要制定全球范圍內的預防,監測,制裁,打擊擴散活動的全面安排,并督促中國嚴格遵守這些規則。
有必要提高對中國的擴散活動的制裁強度。目前的制裁僅僅針對直接從事擴散的特定公司。這是不夠的。中國從事擴散的公司都是國有企業,有的是軍工企業。它們的擴散活動絕不僅僅是公司行為,也絕不僅僅出于牟利動机。它們的背后是政府行為和戰略動机。因此,制裁的對象可以包括主管這些公司的政府机构:中止同該政府机构官員的交往;停止同該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的官方經濟技術聯系；限制該政府机构主管的其它公司在民主國家的商業活動等等。
還有必要將防止擴散同對中國的高層外交,國際援助,技術交流和軍事交流挂鉤。如果中國新的領導層堅持擴散,民主國家可以降低同中國的高層外交的規格;可以減少國際机构和民主政府對中國的發展援助;可以進一步限制向中國的高技術出口;可以停止与中國的軍事交流。
不僅要讓共產党中國為它的擴散行為付出更大的經濟代价,安全代价,外交代价,而且要讓它的擴散行為在實際上歸于無效。這就需要建立能夠及時發現,攔截 ,銷毀正在擴散或已經擴散的危險物品或危險技術的能力与机制。
5)削弱中國同俄羅斯的戰略聯系。
中國大量引進俄羅斯的先進武器,先進武器生產線和軍事技術,迅速提升了中國的整體軍事能力,對美國及其盟國在亞洲的存在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
中國的具有明顯軍事意圖的航天計划得到俄羅斯的重要幫助,這將增強中國的戰略競爭能力。
中國同俄羅斯的戰略合作与外交合作對建立以民主國家為主導的新的國際秩序十分不利。
民主國家可以將對俄羅斯的經濟援助和向俄羅斯開放市場,同它是否減少對中國的軍事出口挂鉤。
民主國家可以敦促俄羅斯,支持將中國納入國際核裁軍和裁減常規軍備的實際進程。
民主國家不需要將俄羅斯視為亞洲事務的主要參与者,鼓勵俄羅斯更多地面向歐洲,融入歐洲,防止中國和俄羅斯在亞洲地區形成緊密的戰略利益。
6)中國能否如期,切實地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仍然是一個疑問。
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義務最有力的保障不是領導人的口頭承諾,而是敦促中國新領導層加快一部分國有經濟的私有化,進一步放寬對私人企業的發展限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國有企業的壟斷,為外國資本和外國商品的進入提供盡可能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競爭制度。
共產党政權不會允許全面的私有化和充分的自由市場經濟,不會允許私人企業家和中產階級挑戰共產党的政治權威。因此,一方面民主國家不應對私人經濟和外國資本在促進中國的自由化上的作用估計過高,另一方面民主國家應該將對華政策的核心放在推動中國的民主過渡与戰略轉變。
2003年7月1日
(在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報告)
──原載《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