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采訪緣起：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７日下午５點，我正在家中上网查看已傳得頗為熱鬧的“孫志剛受虐致死事件”，不料門響了，跟著闖進個不速之客——好几年不見的瘦小的行為藝術家李明凱。
“電話里老是忙音，于是我就直接上來了。”他湊到電腦面前瞅道，“又是孫志剛？當然，這一晌除了非典，只能是孫志剛。”
我關上電腦，沏茶待客。接著，有備而來的李明凱講述了他在四年前的那段被收容的經歷。他深有感触地比較道，“成都的警察比廣州的要溫和、狡猾些，認准了敲錢，往往不會意气用事，象整孫志剛那樣。人一咽气，不就人財兩空了么？”
但是，李明凱的父親卻受不了儿子出事的刺激，積懮成病，在半年后死于絕症。
從古至今，做中國人都需要鐵絲的神經，鋼板的皮肉，百毒難侵的心靈，方能善始善終。所以，作為蹲過大獄，并多次出入公安机關的過來人，我安慰李明凱道：“日子還長。”并且，國家在進步。１９９７年，全國人大廢除了暗無天日的收審制度；今年，因為孫志剛，虛擬世界里有几百万喉嚨在怒吼，所謂收容遣送及《暫住證》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了史無前例的質疑和挑戰；再過一些時候，由于某個契机，就該輪到踐踏人性的戶口制度吧？然后，再輪到……
不知道還要“進步”多少年，不知道現在四、五十歲的人還能不能看到比較順眼的結果——脆弱的神經，敏感的皮肉，童言無忌的心靈也勉強能夠在這儿存活并且生長。（以下，李：李明凱；威：老威。））
李：你還記得吧，老威，大約四年前，你象條獵狗，攆著訪談我？
威：我當然記得你的反复無常，分明約好時間、地點，事到臨頭又變卦，害得我屢屢扑空。不過，我不怪你，也不怪其他甩了我若干次的訪談對象。
李：我當時沒心情，甚至有些反感你，因為你有文字窺陰癖。別人的傷口已經在淌血了，你依舊刨根問底，唯恐傷口撕裂得不夠大。我記得你屬木，木性人是最冷酷的。
威：木性人最冷酷？那金、木、水、火、土的天下五行中，冷面人占五分之一嘍？好啦，我不爭論，不辯解，因為我這輩子，越辯越黑的時候太多了。《易經》之困卦曰：“有言不信。”意思是被認定有罪的人無法自己為自己辯誣，所以才有律師這一行當。
李：看你扯哪儿去了。我曉得卜卦是你的強項，但也犯不著趁机賣弄嘛。
威：對不起，失言了。今天的話題應該是你。
李：非典時期，我在家里憋了十來天，感覺上過了十來年，差點瘋逑了。昨天，試著給几個哥們儿打電話，約喝茶，都推有事。在成都× 報上班的老汪，已被隔离到龍泉驛的渡假中心，每天上下午都准時學習“三個代表”，眾志成誠抗非典。目前成都的新聞單位都兩班倒，一撥人馬上班，另一撥人馬隔离學習１５天，以防全軍覆沒，報紙癱瘓。約不上人，我只好獨個儿上街逛，路過磨子橋一家网吧，見里面空蕩蕩的，几十台電腦，才兩、三個不怕死的鐵杆网虫，就賊眉鼠眼地進去找個位置。打開郵箱，通過無名氏寄來的最新代理服務器上了動態网，然后遍逛海外各大反動网站，嘿，真出事了。
威：又是伊拉克戰爭又是非典，當然出大事了。
李：我說的是孫志剛事件。他是個工科大學生，剛去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裝公司任設計師。今年３月１７號晚上，他和我，和許多內心騷動、渴望聊天的他鄉网虫一樣，沒帶任何證件就出門上网，結果在大街上走著就被治安警察當作“三無”或閑雜人員抓了。緊接著，又從派出所轉到廣州收容站，最終被警匪一家，齊心協力用亂棒活活打死！
威：我讀過有關的評論，孫志剛在三天中，挨了許多場打，尸體作解剖時，背部皮下淤了一大片黑血。幸好有互聯网在，所以《南方都市報》４月２５日一曝光，立即引起全國性的連鎖反應，因為此類事件多如牛毛。不瞞你說，我剛出獄回成都，就因沒辦《暫住證》被警察在深夜從父母家抓走過。我在白果林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補辦了《暫住證》之后，才放出來。我當時一再強調，我在自己的父母家是長住，不是“暫住”，我生長在自己的家鄉，大約在其他地方才算“暫住”。但“警察”充耳不聞，照章辦事，“無《身份證》、《暫住證》和正式工作單位的閑雜人員必須接受收容遣返。”“閑雜人員”一詞是李鵬在八九學潮期間發明的，一直沿襲到現在。
李：可人家孫志剛是三證齊全，只是沒隨身帶著而已。更恐怖的是，因為“頂了嘴”，警察不准孫的單位和朋友出證明出錢保釋，直到扔出一具死尸。目前，專家、學者都鑽出來寫文章，要求追究真凶；网上一片叫罵，我也敲了個千把字的憤青帖子，狂貼十几個地方，我還在東海一梟發起的“關于取締收容遣送和暫住證制度的呼吁書”上簽了名。
威：你是兔死狐悲吧。
李：還是要繞回几年前的老話題？好嘛，趁孫志剛的冤魂給我的勇气，就講一講。我和他一樣，來自農村。１９９３年，２０歲出頭，考上了重慶的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大二時，与美術系學生密切接触，愛上了觀念藝術，并參与成立了人民藝術公社。９７年畢業，本來分配回甘肅老家教中學，我不干，就同成千上万應屆畢業生一樣，自己入社會闖蕩。先是在文化公司打工，拉廣告、當寫手、裝修設計，什么都做；后來，積累了兩万多塊錢的小資本，就同海南籍的兩個同學搭伙，做水果汁生意，即把從海南島運來的熱帶水果兌水机榨，定點推銷給酒樓。半年之后，生意逐漸興隆，我就在肖家河的居民樓里租了三居室，融辦公、存貨、寢食、會客于一體。當時，在此出入就兩類人，一類助銷小姐，一類行為藝術家，男女都長發披肩，這肯定引起居委會老太太的注意。
威：成都的行為藝術在全國都很有影響吧。
李：同詩歌一樣，很熱。媒體作了大量報道，中央電視台《美術星空》還拍了專題片。美國在華投資的貝特· 達蒙西還出錢与藝術家們合作，在府南河搞“水的保護者”。我很熱衷，在生意的同時，弄了大量作品，如果不是后來出事，我還會在藝術的大道上不歇气地狂奔下去，直到人生有一個結果。
威：行為藝術賺不了錢，你能物質、精神兩手抓，兩手都硬，真不簡單。我還欣賞過你的環保作品“抽刀斷水”，整整三天，你舉一把菜刀不停地砍都江堰的急流。
李：看不出這是果汁公司經理吧？
威：看不出。
李：警察叔叔也看不出，所以他們在居委會和聯防的帶領下，于１９９９年一個夏日深夜，上門來了。擂門聲象爆炸一般，把我從夢中惊醒，褲子都套反了，在我邊答應邊調整褲腿時，外頭已抬出電動切割机弄開了防護鐵柵門。腦子一片空白，屋里一下子闖進來十几個警察和聯防隊員，象水缸似的，嘩嘩滿了。出于應酬的本能，我拉開辦公桌抽屜拿煙遞過去，臉熟的戶籍卻擋開，厲聲喝問：“《暫住證》？”
我松了口气，因為除了“三證”，其它的工商、稅務衛生、消防等證照皆齊全。我為此花了１万多，几乎跑斷了腿，圖的是個保險。我打開文件柜，把七、八种證照批文都攤開桌上，還包括我的大學文憑、鑒定、人才交流中心的通知書等等。警察繞到桌后坐下，挨一查驗，末了，抬起頭，仍直戳戳地把手伸過來：“這些破爛沒用，我們只要《暫住證》。”
我只好又在抽屜里翻找，渾身汗如雨下。我終于從一本書里找到，有兩個，去年和今年的。按他們的規定，一個《暫住證》管一年，但半年登記一次，交一次錢。我如釋重負地把這救命寶貝雙手奉上。警察再一次仔細驗看，然后宣布：“全部過期了。”
我爭辯說：“沒過期，今年才辦的。”
警察一字一頓地說：“你下半年還沒進行延期登記。”
我急忙說：“明天一早就去。”
警察又是一字一頓地說：“已經晚了。”然后當眾把《暫住證》內頁夾出來，撕得粉碎。聯防受了警察示意，几間屋竄來竄去地搜查，水果踢得滿地都是，鮮榨机和助銷的鍍銀盤子也踩爛了。我心里著急，就根据有限的法律知識，指出不能毀坏私人財產。警察說：“我們依法搜查罪證。”還命人把我的ＶＣＤ机和一箱光碟全抱走。他們還搜出了５０盒避孕套，于是我看黃碟、賣淫嫖娼的嫌疑更大了。
威：你用得了５０盒避孕套么？
李：你這口气跟警察差不多。本來“三無人員”就該直接送收容站的，那晚上，成都市拉网清查外來人口，肖家河出租房多，屬重點，所以居民樓下，四周都停著警車，警燈跟夜總會的彩燈一樣，閃個不住。后來听說，光肖家河一帶，就抓了几百，面包車不夠用，就弄了几輛公共汽車。天快亮了，才顛到郊外多寶寺。警察個個干勁十足，這是綁肉票啊，抓一個沒《暫住證》的，要贖回來，至少５００元。少了這個數，就得繼續在里頭挨打、挨餓、干苦力，直到油水榨得差不多了，才“降价處理”。我太倒霉了，平常受到居委會的嚴密監視，一舉一動都匯報到派出所，什么“小姐和嫖客頻頻出入，是個大白天也賣淫的窩點”啊，什么“毒品交易”啊，捕風捉影。其實，小姐賣果汁，藝術家搞行為，各干一行。
威：你的避孕套与他們有關？
李：放你娘的臭屁。我是藝術家，要做作品。我原准備親口將５００個避孕套吹脹，在車輛最密的傍晚，拿到春熙路旁邊的天橋上去放，我將留在原地，觀察人群和車輛的反應……
威：你想制造交通事故啊？
李：許多哥們儿都這樣問。人群混亂還沒啥，怕的是司机們突然見這种東西降落前窗，一走神，就撞一串，那藝術的性質就變了。所以我這名為“人欲橫流”的妙作，只得因現實的難度而暫時擱淺。
威：你可以拿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去搞。
李：行為藝術是互動的，沒有受眾的反應，還不如一個人躲家里煽嘴巴——我也曾這樣對警察解釋，他們的回答是：那你就當眾煽嘴巴，看我們有沒有反應。我不動，他們就找來個小偷，与我面對面站著。小偷又瘦又臟，可還在警察的鼓勵下對我呲牙裂嘴地笑。這下熱鬧大了，派出所的警察和聯防都過來圍觀，警察說，藝術家优先，動手吧。我羞憤交集，渾身都哆嗦了，卻不提防小偷惡狠狠地甩過來一耳光，腦袋嗡地一聲，炸開了。我本能地揮起右臂，要回敬，圍觀者卻鼓起掌來，只听警察笑得气喘吁吁說：“勞動人民先動手？沒教養。”我突然想起耶穌的至理名言：“有人打你的左臉，你就把右臉也湊上去。”于是就听天由命地放下手臂。小偷劈劈啪啪煽了我２０多個耳光，見我仍不還手，竟被激怒了。扑上來，揪住我的長發，兜兩圈，就按趴在地下拳打腳踢。我暈暈乎乎的，一會儿抱頭，一會儿抱腰，實在受不了，就往圍觀者的腿上滾，許多雙腳把我踢出來，小偷已累得气喘如牛，最后干脆坐在我的背上，揪住我的腦頂蓋，一下一下往地上磕。
圍觀者打著哈欠散開了，都說：“捶一頭死豬，莫趣莫趣。”此時派出所長裝模作樣地過來制止小偷，并演講了一通依法治國、嚴禁刑訊的官話。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天一夜，他們仍然審不出“避孕套的真實案底”，就丟下一句“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后來我才知道，為了掌握我嫖娼賣淫的證据，派出所出動警力，傳訊了我手下全部的助銷小姐，無結果，只得將我作為三無人員，与打我的小偷同鎖一副手銬，送進收容遣送站。
威：他們沒有釋放你？
李：喬石任內修改《刑法》，取消了收審，警察失去了無限期地關押嫌疑份子的依据。幸好收容遣送制還在，２４小時破不了“案”，警察就可以將你從公安机關“釋放”到由公安机關、民政部門共同管轄的收容所。這里形形色色，無所不包：妓女、嫖客、賭棍、上訪人士、民工、下崗工人、乞丐、無照經營者、底層文人。總之，品种齊全，社會上有的這儿全部有。我一進去亮出身份，大伙都笑了，問：藝術家？畫畫、寫詩還是唱歌的？我說搞行為。大伙說，那叫啥藝術家？我們都搞行為。
三層樓，２０多間屋都關滿了，我被塞進頂樓２號房，進門就一大馬桶。我在看守人員的一再吆喝下，好歹背靠馬桶坐下去，下巴正好擱在別人的后頸窩上，一轉臉，又碰上了另一人的鼻尖。不過几分鐘，我就被臭哄哄的熱气給蒸熟了，襯衣粘在累累傷痕上，疼得我絲絲抽气。就這樣磨了一會儿，有人划船一般從屋子另一頭過來屙尿，我只好站起，待那人瞄准馬桶頸方便畢，企圖坐回原位，不料地盤已消失。
万般無奈，我墊腳上了馬桶，高僧一般俯視眾生。我總想在下一個屙尿的光臨時，奪回坐位，可人太瘦小，臀部不丰，屢屢敗北之際，還飽嘗了陣陣老拳。堅持到天晚，我已沿馬桶上下了十几次，幸遇開門領飯，眾犯列隊而出下三樓，才透了口气。
晚飯是兩個夾生饅頭，塞進嘴里粘牙，無法下咽。湯桶立在院子當中，我四處尋碗，沒有，就問身邊犯人，那人指出一個窗口，我去領，卻被告之一個土碗五塊錢。我搜遍褲兜，有十几元錢，買了碗去院中舀湯。我閉眼硬灌了三碗，爛菜葉味直熏鼻腔——由于腸胃不敵這种豬狗食，當夜我就拉了三次，第二天大早，竟奇餓難忍。
我在頂樓號子里蹲了三天，与几十人一道苦撐苦熬，不刷牙洗臉。這世界上最臭的就是漚在一塊的人肉，久了，連虱子也受不了，往頸窩、下巴、肩膀等明處爬。管理員每日早晚兩次，收電話號碼，通知外頭來交錢贖人。市話一個５元，長話在原价的基礎上漲５倍，暫記帳上，待解脫之日一次性結清。
每個人都爭先恐后地遞電話條子，所以三天后，號子漸漸松了。戶口在本市的，走得較快，特別是嫖賭犯，進來就喊爹叫媽，頂多熬一宿，就不惜血本，也要讓外頭來贖人——干這勾當，警察高興昏了，盡量把罰金往高處抬，１万到３万。我覺得成都的警察比廣州的要溫和、狡猾些，認准了敲錢，往往不會意气用事，象整孫志剛那樣。人一咽气，不就人財兩空么？前兩年，《南方周末》曾登載一篇報道，重慶的水上警察為了逼良為娼，增加收入，曾把兩位誤抓的良家女子扣押三天，調戲拷問，注射毒品杜冷丁，使其上癮。
威：你在里面待遇如何？挨打沒有？
李：同派出所相比，我的待遇還是有改善，至少沒刑訊。孫志剛是學工科的，腦筋轉不了彎，嘴硬，激怒了警察。我做了多年行為藝術，見過些場面，要油滑些。不過，整整三天都沒人來贖，我還是慌了。在外頭，我的朋友都是藝術家，窮，听說要出几百上千贖我，就有些遲疑。無奈，我一咬牙，雙管齊下，也把甘肅老家的電話提供了，——這是個令人后悔終身的致命錯誤！
熬過７天，有點門路的几乎都走了，剩下的多是盲流。管理員說，政府沒錢遣送諸位，你們得自己掙路費。過兩天，就分期分批集合去搞基建，要么挖地基，灌鋼筋混泥土；要么運鵝卵石，學做磚瓦。如此勞動三個月至半年，就免費遣送回原籍。
威：這是法律么？
李：不曉得，也千万別提法不法，否則哪天成了孫志剛第二，你還蒙在鼓里。總之，我的運气不算太坏，因為收容站里大隊人馬轉移去做苦力時，我被留下來，看管法輪功分子。其實這些老頭老太太都挺老實，不用“看管”。底樓的號子比頂樓大許多，按照二比一，一個法輪功由兩個人犯貼身守護，不准閉眼，不准動嘴，不准打坐。一見有盤膝的趨勢，兩人就一左一右，將法輪功的大腿掰開。我是文化人，還兼有高聲朗讀《人民日報》的重任，上午兩小時，下午兩小時，都是欽定反邪教的狗屁文章。咽喉都冒煙了，但法輪功們挺頑固，哪怕四五個人輪番讀報也難干擾。半夜三更，乘人打盹，就神不知鬼不覺地坐起來盤膝抱掌。此時困得不行，也就由他去，可一旦被管理員發現，我們就得挨電棍受罰。
威：法輪功也關這儿？不可思議。
李：都是由北京遣送回川，据說是在天安門聚會，演示法輪大法時被抓的。其中還有教授、編輯、高級工程師等等。他們被關在這儿，等著單位領導來交錢領人，訂保證。這有些象行為藝術，比如一察覺某個老頭嘴唇顫動，我們馬上就湊上去，貼耳朗誦
——這相當于美國對付伊拉克軍隊的噪音炸彈。
威：你還干得上癮呢。
李：沒人贖我，不上癮，我怎么活？在收容站熬了１１天，最后都怪罪爹媽不該生我了，才被一個助銷小姐弄了出去。她花了６００，我還了她１０００。這娘們同我耍了三個月，曾哭著要嫁給我，我沒干，怕失去單身的自由和樂趣。這個小趙人不錯，她不計前嫌，還為我父母安排了食宿。重逢的那一幕就別提了，經歷這場惊嚇，父母死活要我跟他們回甘肅，我卻私下打定主意去北京漂几年。
威：故事就這樣結尾了？
李：大約半年以后，我爸爸得了胃癌，住進蘭州× × 醫院。我變賣了所有的東西，籌到８万塊錢，赶回去盡孝。我在病床邊守了三個多月，一言難盡。
威：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李：爸爸他活了５６歲，在這５６年中，大約只有這３個月，才算父子有了真正的精神交流。我們這代人都這樣，自我中心，不屑于了解父輩的內心世界，卻口口聲聲稱自己為“藝術家”。
妹妹告訴我，自從出了事，家里就一直提心吊膽，父母更是吃不香，睡不著。他們在天祝那樣的窮縣，教書育人几十年，除了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奉獻給社會了。我考上大學，父母高興坏了，以為這下子苦出頭了，卻沒想到……
當地觀念保守，這种事還不敢張揚，爸爸肯定積懮成病。因為以前他的身體一向健康，為供我上學，他甚至背著母親，悄悄去賣過几次血。在老家，由于地薄人窮，四周的農民都賣血成風，但中學教師賣血，就不是啥光彩的事。
威：我似乎讀過有關賣血村的報道，据說從６０年代至今，已經形成了一种賣血傳統。
李：對，沒有其它掙錢法子，不僅農民，連縣城里的一些居民也賣。人長到１８歲沒賣過血，在鄉下會招人笑話。也許在內地，人們認為賣血養家或供學是多么凄慘，可在天祝縣，稀松平常，一星期賣兩三次，只要不把人抽得爬不起來，就稀松平常。
威：一次能得多少錢？
李：抽４００—６００毫升，得１５０—２００元，除了給疏通關系的血頭百分之十的勞務費，統統歸己。另外，賣血當時還能混免費午餐，得一包白糖、奶粉之類的營養品。所以農民覺得划算，甚至下館子吃酒也付血錢。小時候，爸爸為了激勵我發奮苦讀，總是說：“沒出息，將來就只有賣血糊口。”
孩子能回報父母的，只有“學而优則仕”，我的高考成績在縣上名列前三位，卻仕不成，愛上了不中用的觀念藝術。幸好掙了几個錢，能夠體面地為父送終。
威：你父親的醫療費該報銷吧？
李：無論啥病，一年至多只能報５０００元，對于癌症，這只夠十几天的費用。父親只拖了三個月，也算他老人家生前修來的善果。假如拖一年，莫說８万元，就是１８万也不夠用。醫院太黑了，爸爸整夜呻吟，杜冷丁、嗎啡，什么毒品都用了，每次只能管一小會儿。后來，他比划著，拍床，盲目地在半空指指點點。我知道他想回家，他心疼錢，我對他說：“我有的是錢。”他不以為然地搖頭，含混不清地說：“用一個少一個。”
老威你看，是我害了爸爸，我不出事，不刺激他，怎么會得絕症呢？爸爸他雖出生苦寒之地，但家族中沒有癌症基因。他不抽煙喝酒，更沒有不良嗜好，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這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醫院一心整錢，明明所有的藥都沒用了，還一瓶接一瓶往身體里灌。手背扎不進針，就改腳脖子；腳上也倒流了，就直插大腿根的股動脈。爸爸他一次次扑騰，要拔管子，扯氧气面罩，我都抱住他。他給我的遺言就一個字：“忍。”我大聲回答：“爸爸，我會忍了，我不會出事了！”就泣不成聲。
我再也說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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