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張聲肇紐約二十四日專電）根據紐約時報今天一篇報導，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打擊多倫多，不但考驗加拿大醫醫療體系，也讓美國醫學專家發揮醫療無國界以及互相學習的精神。
這篇由阿爾特曼(LAWRENCE K. ALTMAN)醫師撰寫的長篇報導，題目是「口罩的背後，是SARS的恐懼」，從美國頂尖傳染病學家波爾(Trish M. Perl)在多倫多幫忙對抗SARS蔓延的個人經驗，描述兩國醫療界的互動。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的首席傳染病專家波爾兩週前應加拿大同業之邀抵達多倫多，到了醫院，她發現今年初春起即和SARS奮鬥的加拿大醫護人員，已經累得幾乎崩潰，「他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
多倫多大學醫院傳染病學科主任布藍頓(JamesBrunton)也認為SARS對多倫多醫療人員造成太大的壓力，因為「一半員工遭到隔離，」其他人長期加班，睡眠不夠，又要隨時穿上厚厚的防護衣罩，同時得擔心自己也會被感染。
星期六離開多倫多的波爾觀察了兩週，發現多倫多即使有諸多問題，加拿大醫療官員比美國同行處理SARS重大爆發疫情，準備工夫可紮實得多。她說，美國人雖然自認為準備工夫也下了很多，「我不斷跟我的同事說，要做的事還多得很，」美國醫療人員可從加拿大經驗學到許多。
譬如，她說加拿大在提供醫護人員心理輔導方面，比美國要先進的多，特別是像這次SARS長期襲擊，醫療人員身心俱疲的情況。另外，多倫多公共衛生官員和醫療人員之間資訊交流的情形，也讓她印象深刻，「美國很少見到這種程度的合作。」
她說，美國應該仿效家拿大，由一個有經驗、明白醫院運作的醫師，擔任發言人，和民眾溝通抗疫的細節。還有，多倫多醫院員工上班刷卡時，同時把體溫記錄下來，這種做法，也值得美國仿效，她說。
布藍頓說，凡SARS病毒肆虐過的地區，都有許多醫師、護士和醫院員工感染、病倒，甚至病死，這場大劫難幸而不死的醫療人員，難免有點「為什麼他死不是我死」的罪惡感，同時又擔心此時雖未被感染，明天呢？
根據波爾的觀察，多倫多士嘉堡葛雷絲醫院一千兩百名工作人員當中，有七十名感染SARS，直到上周，只有六人完全恢復上班，二十九人半恢復上班，其他三十五人仍告假。曾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的被感染員工，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恢復正常上班。
和台灣一樣，有些拒絕照顧SARS病患的多倫多醫師已經辭職，另一方面，有責任感的加拿大醫師看到本國醫療人員不夠，籲請美國同業前去幫忙「戰疫。」
布藍頓說，加拿大政府本來不願意讓美國醫師插手，「把我們幾乎急瘋了，我們自己的員工都快累瘋了，醫師們安排自己的美國好友前來幫忙，費了好多天才說服衛生部。」
加拿大政府終於答應，如果美國醫師肯過來幫忙，它會在七十二小時內發出工作簽證，替他們出旅費、食宿費、以及每天兩千加元（一千四美元）薪餉，還幫他們買「誤診」險。
在加拿大官民聯合號召下，三百名美國醫師願意前往多倫多「戰疫。」是不是需要這麼多，安大略衛生廳本週內將決定。
波爾是受到兩位在國際委員會認識的加拿大同業的呼喚，才考慮前往，不過一開始也很躊躇，因為自己的工作走不開，霍普金斯大學醫院也不願讓她走，三個小孩沒人照顧也是原因。
最後，因為也是醫師的先生德利索(Dr. SylvainDeLisle)是加拿大人，三個十到十五歲的孩子是雙重國籍，讓她認真考慮。「我丈夫呼籲我去幫忙，他說這是公民的義務，也是專業上的好機會。孩子們也很贊同」，她說。
她和另兩名傳染應學家同往：耶魯大學的丹卜瑞(Dr. Louise M. Dembry of Yale)和威克森林大學的卡其莫(Dr. Tobi B. Karchmer of Wake ForestUniversity)。
她說，她和小女兒擁別的時候，心裡在想：「我這是在幹什麼？這麼做聰明嗎？一開始我也很害怕。我不知道正要投入什麼情況。」
美加兩國的醫療水準差不多，兩國醫師卻不能互換，像計程車司機換班那樣，因為兩國的制度不一樣。例如，加拿大醫院裡面，傳染病學家就很少，波爾前去工作的葛雷絲醫院，一個都沒有。
第一天，她就發現多倫多的醫院雖然收集了感染者接觸過的人的姓名，卻沒有作成有系統的檔案，也沒有圖示每一個感染病例的日期－－這是控制病疫蔓延很重要的資訊。
於是她就幫葛雷絲醫院建立疾病觀察體系，把該檢查核對的事項一一列出，並且請院方根據病患感染程度，分到不同的病房去。
僅僅兩週下來，這家士嘉堡綜合醫院在衛生廳的等級就從第三級降為第一級，也就是說，還有SARS病患，但已經沒有院內感染。
不過，她也從多倫多學到「我永遠也不會想到」的控制病疫爆發的妙招－－把民眾和醫院員工分別用兩種隔離方法隔離。該隔離的民眾，就隔離在家；醫院員工則只准開自己的車來回於醫院和家裡，別處不准去，連買東西都不准。醫院特別在餐廳開設小雜貨店，讓這類員工補充日常所需。她說，SARS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爆發﹑蔓延，「如果在美國發生的話，希望加拿大人也會來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