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
「非典」戰役与伊拉克戰爭
「非典」戰役已經被中共定為當下中國的「重中之重」，而且大有毛澤東時代全民動員、草木皆兵的勢頭。這場戰役還要持續多久難以預料，不過，有一點是明确的，那就是這場戰役与不久前結束的伊拉克戰爭之間的相似之處。
伊拉克戰爭是美英聯軍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正義戰爭，在這一點，稍有常識和良知的人，現在都不會有任何异議了。戰爭之初，美英聯軍在伊拉克的南部城市巴士拉受阻，中央電視台聘請的軍事專家為薩達姆的人民戰爭齊聲歡呼，好象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又在伊拉克領土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實在不頂用，美英聯軍長驅直入，不到半個月就攻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當中國的軍事專家為薩達姆的几十万精銳部隊人間蒸發而大惑不解時，一位伊拉克前線指揮官道破了謎底：他們在前線連薩哈夫所說的謊話都听不到，沒有人給他們下達任何命令，也沒有人給他們提供任何信息。換言之，他們被自稱是「人民的救世主」、「先知的子孫」、「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伊拉克三軍統帥」的薩達姆蒙上眼睛、塞上耳朵之后，拋棄在陣地上充當炮灰。薩達姆本人連同他的高級官員，早已經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伊拉克戰爭實際上是擁有最先進的武器和最透明的信息的美英聯軍，与被自己一方的最高統治者切斷一切信息來源的伊拉克軍隊之間的不對稱戰爭。
連SARS也「三個代表」
「非典」戰役同樣是一場被中共的「三個代表」人為地切斷一切信息來源的不對稱戰役。中國南方的廣東就好象伊拉克的巴士拉，中國北方的北京就好象是伊拉克的巴格達。就在中共媒體隱瞞廣東的「非典」信息并為美英聯軍在巴士拉的受阻興高采烈的時候，SARS病毒從廣東北上來到首都北京，很快便造成不可收拾的大面積爆發。SARS病毒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大陸長驅直入，在于自稱是「三個代表」的中共，連SARS病毒也給全盤包辦和代表了起來，使得被強行剝奪知情權的中國民眾及外國僑民，只能被動地用血肉之軀來應付和抵擋病毒的襲擊和感染。在這場沒有硝煙更沒有知情權的戰場上，充當炮灰的是被蒙上眼睛塞上耳朵任人包辦代表的普通民眾。擁有代表權、包辦權和知情權的「三個代表」，正在所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操縱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傀儡代表」，瓜分根本就不屬于他們的公共權力。
相比之下，中國民眾比伊拉克民眾要可悲得多，伊拉克人的噩夢已經做完，中國人的漫漫長夜還看不到盡頭。伊拉克的薩達姆連在自己的家鄉提克里特也得不到支持，即使沒有喪失可恥的生命，也早已變成見不得陽光的活鬼。中國的「薩達姆」江澤民，即使不再擁有國家元首的職位和權力，依然可以憑著「三個代表」的法寶來掌控中國軍隊的最高權力，甚至于可以躲在上海根据地來遙控北京的黑幕交易和暗箱操作。在某种意義上，中國的「薩達姆」更像是古羅馬時代的奴隸主皇帝，遭受或抗擊SARS病毒的中國人，就好比是蒙上眼睛塞上耳朵之后被驅逐到角斗場上与瘋牛或野獸搏斗的黑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万眾一心，眾志成城」背后真實的潛台詞。
掩人耳目的「准公開」疫情
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當局盡管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采取了公開「非典」疫情的部分措施，這种公開依然是掩人耳目的假公開或准公開。道理很簡單，這种公開沒有給反對的聲音和民間的聲音留出自由發言的公共空間，中國民眾依然沒有得到人人平等的人道待遇。第一個站出來對中國大陸的「非典」疫情說真話的老軍醫蔣彥永，沒有得到官方的肯定和稱贊。与此同時，在SARS病毒發源地的廣東省，更發生了《南方都市報》所說的「只缺一張暫住證，一大學畢業生竟遭毒打致死」的惡性事件。沒有廣州市戶口的外地青年孫志剛，僅僅因為沒有來得及辦理暫住證，就在執法机關的非法收容中被活活打死，其真實內幕至今還處于封閉或半封閉之中。 新華社五月二日報道：「近日，我海軍一艘常規動力潛艇在內長山以東我領海進行訓練時，因机械故障，艦上七十多名官兵全部遇難。軍委、總部和有關領導對事故處理高度重視，對遇難烈士表示沉重哀悼，對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七十多名官兵犧牲了生命，只用「机械故障」和「軍委、總部和有關領導對事故處理高度重視」就解釋了一切。江澤民只出面接見死難家屬而不承擔責任，反倒成了令死難家屬感激涕零的一种恩賜。這七十多名官兵比起被薩達姆拋棄在戰場被動挨打的炮灰們，實在沒有貴重多少反而是低賤了不少。
只有逃跑的生存權
「三個代表」無法無天的「偉大」處，是無論憲法、法律乃至于最高權力机构的全國人大，都可以由特殊材料的党來「三個代表」，与「三個代表」的党去談論依法治國，簡直是走迷了路、吃錯了藥。在「三個代表」的中國大陸，除了金錢之外，再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保障和安慰被「代表」的弱勢個人的可怜人權。沒有人權的奴隸既沒有祖國也沒有義務，有的只是伊拉克軍人投降逃跑的生存權。
–轉自《動向》2003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