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黃水在河南省的潼關至孟津，也即陝縣一帶為太行山脈所阻，以巨大的水力，沖出三路山口。后人把這三道激流，自東至西，稱為“人門”“神門”“鬼門”，即三門。而在三門之間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則分別被稱作人、神、鬼三島。 自西漢至民國，黃河一直是航運大河。在黃河弄舟，搏擊于湍急渾濁的黃水中，几成中華民族与命運搏斗的象征。三門峽被歷代行船人視為畏途，黃河水在這里奔騰咆嘯。沒有人注意狹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堅固的花崗岩，可成為攔河打壩的基礎，直到20世紀。
20世紀是人類以自己的貪婪和膽大妄為向自然界挑戰的開始。水的巨大勢能，惹動一批又一批自以為有了點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門峽在整條黃河上太獨特了，不但有堅固的河床,還可控制92%的流域面積上所產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頻頻提起。
終于，美麗神奇的三門峽，作為黃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終結在淺識而魯莽的人類之手。
三門峽水庫上馬 １９５４年４月，國家計委決定，成立黃河規划委員會，在蘇聯專家組的指導下，編制黃河流域規划；中央決定將三門峽樞紐大壩和水電站委托蘇聯設計。年底，《規划報告》出台，僅用了８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報告里，選定三門峽水利樞紐為黃河綜合利用的第一期重點工程：蓄水位３５０米，總庫容３６０億立米； 主要任務： ?將黃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為８０００立方米／秒；這樣，黃河洪水的災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黃河下游的洪水威脅自然解除。
攔蓄上游全部來沙，下泄清水，實現“黃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調節黃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万畝，遠景灌溉７５００万畝。
裝机９０万千瓦，年發電量４６億度。
改善下游航運。
結論：巨大的綜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峽大壩論證結論相同）。
但是，有兩個嚴重問題是該《規划報告》難于回避的：
水庫將淹沒農田２０７万畝，移民６０万。
泥沙淤積。雖然預留攔沙庫容１４７億立方米（總庫容的２／５），若不計上游的減沙效益，水庫壽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這個由計算而得出的數目触目惊心。２５－３０年后，黃河在三門峽處梗阻，這個問題怎么解決？于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把目標集中到“上游減沙”上。只要黃河上游不再來沙，水庫淤積的問題豈不就不再是問題？ 但如何減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給出的藥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會流到黃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關系三門峽工程的能否上馬。然而浪漫家們的“水土保持”是在書面上實現的。在向蘇聯方面方提出的《技術任務書》里，關于泥沙，中方給出的數据是：到１９６７年，來沙可減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后，可減少１００％。連以豪邁著稱的“蘇聯老大哥”對這种數据都消受不了了。蘇聯專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見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計得低些，是比較審慎的”，然后就象小學生做算術題一樣，筆下一動就將１９６７年來沙改為“減少２０％，５０年后減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從那時算起４０年之后，如果你有机會去陝西、山西的黃土高原看一看，你會看到水土流失有增無減；而如果你接著旅行到豫、魯一帶，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時間里，大片干涸的河灘間重濁的黃流在緩緩地爬動——黃河已經變成一條季節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間，斷流１９次。近年則一年就斷數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三門峽工程經全體人大代表舉手一致通過。就像今天的三峽工程給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樣，用周恩來總理的話說，“作了那么一個世界性的報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這一片興奮与騷動之中，站出了兩名書生。他們不具党派背景，也沒有任何政治沖動。他們只是科學家、工程師，是誠實的、肯用功的、對自己的專業和國家有責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當盛年，是著名學府的教授；另一名剛從學校畢業，那時才２５歲。
他們不同意在三門峽建壩，不同意高壩。他們平靜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學術見解，交到掌握著百姓命運的決策人手里。今天回過頭來看，他們當時對三門峽工程的批評意見，几乎絲毫不爽的成了這日后多災多難、狼狽不堪的工程之讖語。他們的意見當時沒有人听；他們學術的与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為身居要位的鑽謀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筆者与他們見面時，不但他們的職位与３０多年前無大差別；他們在自己更深厚的學養的基礎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舊無人理會。
一位是黃万里教授，一位是溫善章工程師。
三門峽的“捷報”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門峽工程完成對黃河的截流！ １９６０年６月，壩筑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夠攔洪！ 同年９月，實行關閘蓄水攔沙！ 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百姓一批批离開先祖聚居的故鄉。１９６１年２月９日，當壩前水位達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設計高度）的時候，泥沙淤積迅速發展；同時，原來設想得比較簡單樂觀的遷移也遇到了困難，工程實際上已無法按原設想進展。各路英雄爭論不休，拿不出個准主意。然而工程還在繼續。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壩筑到了計划高程３５３米。１０個月后，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組試運轉，從表面看，工程建設按設計完成。被大壩攔阻的河水靜止下來，泥沙沉到了庫底。沒了泥沙的河水從泄水孔流出，壩外實現了“黃河清”。
報紙照例大報喜。但在三門峽主事的几位，卻是怎么也喜不起來的，因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決，在這自蓄水以來一年半的時間里，十五億吨泥沙全部鋪在了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里，把潼關河床抬高了４．５米。從秦岭下來的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本來流得好好的，此時已變成“來水宣瀉不暢”，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浸沒，老百姓只見自己的土地年年減產，不知原因何在——他們的土地實則因為水庫蓄水已鹽鹼化，甚至沼澤化。最糟糕的問題是，河床的“翹尾巴”–即泥沙淤積向上游延伸，己威脅到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電部不得不在鄭州召開會議，將美妙的“黃河清”暫時放在一邊，三門峽水庫的運用方式由當初定的“攔蓄上游全部來沙”改為“滯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頭，第一台１５万千瓦的發電机組剛剛披紅褂彩地發電不足一個月，便已沒有了用武之地，后來只好被拆遷到湖北的丹江口電站去。
運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轉彎之后，淤積有所減緩，但因泄水底洞底檻高，泄流量還是太小，“翹尾巴”淤積繼續向上游發展，潼關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黃河淤積連鎖反應。受害嚴重的陝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１９６２召開的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出壩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閘門全部開啟–換句話說，就是讓黃河按照原來沒有大壩的方式流！ 為了申訴自己遭受的災難，陝西地方官繞過以和稀泥著稱的的周恩來，直接到毛澤東那里“告御狀”。
三門峽改建 只好對原來的工程進行改建。三門峽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壩左岸增建兩條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發電鋼管，以此來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開始實施。讀者若嫌這么說不夠直觀，不好理解，可這樣想：本來黃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間用“雄偉大壩”給堵上了；２年之后開始出事，４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壩已經“巍峨聳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開洞的辦法，讓被正面大壩堵住的沙和水，盡量從旁邊的又新開出的隧洞和底下本來用來發電的管子流出去。
這就是“兩洞四管”方案。這一方案的确立，被認為是親自參与改建方案的敬愛的周總理“挽救了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然而誰都能看得出，這是一個救急方案，毫無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開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時，水庫的淤積減輕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關以上，所謂“翹尾巴”淤積還在繼續。到了１９６９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來分身乏術，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黃河防汛總指揮劉建勛外加副總理紀登奎，再度在三門峽主持召汗“四省及水電部參加的會議”。
參加會的人都知道，兩洞四管解決不了問題，“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變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偉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徑流發電”得到确認。更具體他說，是期求當水位在３１５米時，把水和沙往下排，將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還是不安全，此時已無人再提，只要潼關別再“翹”就阿彌陀佛。
這回的措施為：打開原１－８號施工導流底孔（這些孔是黃万里先生曾經堅決請求保留，以備將來排沙用，而后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張光斗按蘇聯設計用混凝上堵上的。每個洞被重新掏開都要花費上千万元）；同時，將改建過的發電引水鋼管進口降低１３米，變成“低水頭發電”。這樣一來，原本設計的大功率水輪發電机已派不上用場，只好改用５万千瓦的小發電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開了８個施工導流底孔，當壩前水位為３１５米時，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立方米／秒，運用原則變為“蓄清排渾、調水調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邊還有兩條導管的三門峽大壩的泄流排沙能力問題，算是暫時解決了。
但潼關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庫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６０多万畝，約５万返庫移民受災，近３万人無家可歸。如遇特大洪水，庫區還將遭受巨大災害。至于下游的淤積情況，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門峽水庫及運用》中寫道： （改建后），由于這几年水庫敞泄，小流量時庫水位很低，庫區沖刷后，形成小水帶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積。至于三門峽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年，庫容損失一半，曾几何時挂在嘴上的綜合效蓋：發電，灌溉，航運（維持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讀者以為改建后的三門峽終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話，又錯了。
以上只是三門峽大壩的建設和改建，還未談到那個最敏感從而也是最嚴重的問題–水庫淹沒損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設計時，要淹沒耕地３３３万畝，遷移９０万人；后來，１９５８年，周恩來總理遏制住蘇式豪邁，將初期水位運用定為３３５米時，還要淹沒耕地８５．６万畝，移民３１８９万人；后來，庫區塌岸發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万人，實際總數達４０．３８万人。他們當中，遷往宁夏、甘肅敦煌等偏遠地區的共３９９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遷來遷去，現已大部遷回。由關中平原遷往山區旱地、溝壑區的１２１１万人，也因無法生產而遷回原地。
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帶的几十万人，２０多年來毀家遠遷、困苦輾轉。他們為返回家園而進行的斗爭一直在持續。最終，因為三門峽大壩降低了原來的蓄水高程，他們才得以回到家鄉。可他們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黃河泥沙厚厚地覆蓋。許多地方，已經被軍隊和國營農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們又不得不開展曠日持久的斗爭，要求退還他們被占据的土地。
小浪底又上來了 改建后的三門峽，將与沒有修建水庫前的自然情況無大區別。三門峽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庫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興建三門峽工程初衷–“攔蓄上游全部來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轅北轍。
折騰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財力，又回到了初始點–力爭變成無庫自然情況！ 這時，當年建三門峽時的初衷–改善黃河下游河道的淤積和防洪靠什么來實現呢？讀者讀到下面一段活時，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為黃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脅越來越大，防洪形勢更加險峻綜合效益解決黃河洪水威脅顯得 更為迫切 有點耳熟，是不是？這和當初論證三門峽上馬的口徑几乎一模一樣。但這已經不是在說三門峽，而是另一座黃河上的新壩–小浪底。當年三門峽工程沒有做到的，這回又全交給位于三門峽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總庫容１２６５億立方米，也要搞攔沙減淤，据說能對黃河下游減淤２０年左右。黃河上的浪漫派們這回又有新寵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會是什么呢？ 還有三門峽水庫該怎么擺？當初把話說得那么滿。不過這區區小事是難不倒掌握了輿論宣傳工具的當權派的。三門峽工程依舊偉大，因為它顯示了“黃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沒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當然還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來了美麗的白天鵝云云。
三門峽工程的成敗，在中國至今不容許公開切實討論。
不過帳總是需要算的。先讓我們看直接經濟損失： 高壩工程低壩運用，這意味著，僅工程本身，就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兩次改建，包括至今還在修補那些磨損的洞和水輪机的費用； ?多淹沒的耕地和毀坏的耕地； ?當時多遷移的３０多万人和后來返遷的１５万人； ?水庫運用以來，由于河流自然狀況的改變，庫區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兩岸的防洪設施、鹽鹼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須修建的防護工程； ?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鹽鹼化而導致的減產；在“蓄水攔沙”時期，因下放清水而沖刷了的下游生產堤內的良田； 這些，最保守的估計，不下百億。
再看對環境的破坏： ?由于水庫周圍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鹽鹼化５０多万畝； ?由于水庫蓄水導致塌岸而損失的耕地； ?毀掉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跡； 還不必說時間上的失誤：如果將這些人力、物力、財力投到黃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設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訊系統；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設施；哪怕僅僅投入到黃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樹造林、防護与灌溉，全流域的情況也不至于像今天這樣。
那么，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說不愛國、更不能說不具業務專長的中國人跌了這么大的一個跟頭？
“黃河清”
１９６４年，決定三門峽第一次改建的時候，周恩來的解釋是： 看來，１９５８年決定三門峽工程急了點。１９５５年人大報告黃河清把我壓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頭腦發熱的時候，總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視另一面，不能辯證地看問題。原因就是認識不夠，認識不夠自然就重視不夠，放的位置不恰當，關系擺不好。
為什么會“急”？頭腦為什么會發熱？“黃河清”這三個字怎么會造成壓力？為什么在如此顯而易見的問題上，會“放的位置不恰當，關系擺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過重，因此要犧牲掉其他呢？ 作為后世的觀察者，我不傾向于將他們這批五十年代的“三門峽迷”与１９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長江干流筑壩的三峽“大庫迷”們等同，也就是說，我不認為他們也像那些鄧小平時代的人一樣怀有對錢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１９８９年春親眼見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賓館院子里的該工程籌備組的豪華進口車隊，還有他們在北京為自己蓋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計，工程尚未正式上馬，這類雜項已用去了不下４個億），只說他們在可能達到的技術成就面前太執迷、太浪漫、太簡單。那么，當時的政府——或者說党——的決策者們呢，李葆華、鄧子恢、周恩來、劉少奇，還有大救星毛主席，他們圖的是什么呢？ 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來說過這么几句話： 三門峽工程我們打了無准備的仗。建國后才五、六年就決定興建三門峽工程，當時想要黃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這反复被提到的“黃河清”，出自自古以來的一句話，知道的人馬上就能跟著念出隨后的那三個字：“圣人出”。
全部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后面三個字上面。
三門峽的上馬，說出來的理由是為了“黃河清”，而沒有說出來的理由就是為了證實“圣人出”。自古誰能讓黃河清？共產党，偉大領袖毛主席！那么，誰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嗎？！ 不要說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億中國人也還生活在企盼明君的歷史陰影里。在我們這個千年農業古國，治水從來是明君的大業績，不但史不絕書，實在已經鐫刻在每個人的意識里。
“黃河清”既成了一种標志，為達成這种封神式的祭祀，當時從上到下所怀著的主要驅動力，其實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樣一种狂熱虔誠–當然，使用的語言是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其實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當全國的資源得以以計划經濟的方式集中調用的時候，种种偉業自然就“無往而不胜了”。
三門峽与三峽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長江上的三峽工程宣布正式開工，距黃河上的三門峽工程開工３７年。這兩項工程有沒有什么關系，或者說，它們之間，有哪些异同呢？ 它們都是在中國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記錄的、舉世矚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頭都是“下游洪水災害”，都是“一旦發生特大洪水”，將“直接威脅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財產”，都會“嚴重影響國民經濟”； 都具有“巨大的綜合經濟社會效益”，都能發很多電，三門峽當時說“將占全國總發電量的三分之一”，三峽說“將占總量１／１１”； 都能發展航運，三門峽當時說“保證下游航運所需的水量”；三峽說“可使万吨船隊由武漢直達重慶”；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遷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門峽４１万，三峽１２０万； 都要毀掉作為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物古跡，三門峽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峽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獲益，卻實實在在地將受到損害：三門峽是陝西，三峽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學工作者也像陝西人一樣吁請、告誡，直到今天，他們的意見，如陝西當年的意見那樣，在沒有告急之前，當局只虛与委蛇，并無人真正理會； 兩個工程所面臨最大同題都是泥沙。三門峽庫尾淤積在西安，三峽在重慶；它們都是省會、工業重鎮。重慶還是“黃金水道”（長江）的咽喉； 如何對付泥沙，兩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門峽說的是“水土保持”三峽說的是由三門峽工程取得了經驗的“蓄清排渾”水庫運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辦法，其失誤在三門峽工程上已經得到證明，但三峽工程還准備推行； 都有過激烈爭論，反對派都是絕對少數，他們的言論部遭到封鎖，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擊； 都有頂尖權勢人物的“關心”，這“關心”都是工程推進的動力。三門峽是毛澤東。三峽是鄧小平； 都以獲得了人大的通過而標榜為“人民的決定”——仗聲威并最終逃避責任；三門峽是真正的“全體一致熱烈通過”，三峽是在發動了輿論攻勢并做了手腳的情況下以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獲得通過； 都是靠計划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撥款支撐，也就是說，無論造成多大災難，從上到下一系列責任主管的個人財產包括官聲官運都不會受到任何損失； 都不見在論證過程中當局委托專家從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這兩項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沒有人對它們的社會性与政治性后果作過預估； 都是在基本數据甚至運用原則都沒有确定的情況下搶先開工； 都使得撫育民族文化、激發創作熱誠的自然景象永遠失去，三門峽是气派雄渾的奇偉峭峻，三峽是無可言喻的蒼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錢都大大超出當初預算，三門峽大約增大了１０倍；三峽按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億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億，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過是剛 剛開工，后面不知道還有冒出多少。
還有一個極為偶然的共同點：這兩項工程都面對著一個最堅定的反對者——黃万里；都有一個反對高壩大庫而主張低壩小庫的堅韌的建議者——溫善章。
對這兩個工程，黃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對，認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闡述對三門峽工程的反對意見時，他３５歲；介入三峽爭論，７５歲。他一再請求闡述、討論、辯論，當年主管三門峽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峽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學論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會，更遑論他充滿了豪情与哀嘆的詩篇——只能在友人之間散發的詩集《治水吟草》。其中一首詩這樣寫：
自古長才難為用，
孔丘汲汲屈原慟。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對黃河哭禹功。
在三門峽工程上，溫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方案；對于三峽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獲人大通過，而且正熱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發點和３７年前一樣單純朴素：減少水庫對耕地的淹沒，減少移民，合理解決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利用要求。 黃万里對三門峽工程所作的預言，一條接一條成為事實。三峽工程呢？他的預言是：“凡在干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三峽筑壩的結果，礫卵石夾粗沙積在壩前，是一塊都出不去的。”
他反對三峽建壩的根据之一是：長江上游各支流每年沖刷下來的沙石量高達一億吨，三峽建壩後這些沙石都將積存在水壩上，數年之後將導致長江上游水位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嚴重，影響所及可能有數十万人，影響的地區遍及四川省面積的四分之一。他提醒當局，對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視。他說：“四川的保路運動誘發了辛亥革命。”
黃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長江的梗阻；而溫善章工程師呢？三門峽現在實際已不得不按溫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張的低壩方案運行。三峽工程的結局，又會是怎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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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員,阿諛奉承的”御用文人”,簡直比殺人悍匪,汪洋大盜還要可恨,可殺!!
──原載《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