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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
一、sars打擊資本市場
如果說伊拉克戰爭對中國國內經濟的影響力度有限的話,sars疫病的爆發則無疑給中國經濟迎頭一擊。sars疫病這個本來只屬于衛生健康范疇的微生物卻引發了一場令中國政府丑態畢現的國際風波，同時也對國內政治經濟造成巨大震動。中國政府史無前例地迅速推出兩名替罪高官以泄世界民憤的作法，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各种各樣的政治解讀，但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不听話的sars病毒在國際上四處游蕩，造成國際社會的同聲譴責，哪怕在國內死人再多也不會掀起這么大的風浪。不擇手段地采用隱瞞欺騙來保證中國經濟的惡性增長，這是中國政府的正常方法，國內資本市場上具有呼風喚雨之力的國有机构當然深通此義，即使他們早就了解sars在海外的情況，他們仍然可以化”非典”為動力，按照既定方針，繼續大力營造資本牛市。然而，隨著中國政府在sars問題上對國內資本市場的”呵護”節節失利，終于至4月25日以6連陰打亂了市場主導力量的原有部署，階段性的市場恐慌情緒伴隨著sars的陰影席卷而過。我們知道，中國的資本市場面臨著許多嚴重問題，普遍的虛假帳目与內幕操控，毫無責任感的大肆圈錢，股票价格嚴重脫离實際价值等，然而，在把資本市場作為國企脫困的工具這一政策定位的框架里，上述現象實際上就是政策環境下的正常產物，這些現象反過來由于制度的推動而又變本加利。應當說，這些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許多市場人士以及某些經濟專家都已正确地指了出來。然而，為什當市場預期要進行政策性結构性大調整從而迎接市場較大動蕩的時候，股市卻反身向上，并且輿論也開始大唱牛市之歌了呢？在對sars的影響出現始料不及的誤判后，市場主力無功而返，接踵而來的壓力對原有計划來說是否需要暗中支持著的政策公開化呢？
二、從”非典型資本市場”說起
中國資本市場的特异（怪异）首先表現在把股份人為地分割成不能流通的國有股和可流通的社會公眾股，前者大約占到市場的三分之二，后者占三分之一，這樣，整個市場的情況實際上就是由少數的流通股來代表或表示的，也就是說，我們通常用來描述市場基本狀況的”指數”僅僅只代表了小部分，而我們卻一直用這种指數來理解市場整體。以偏概全的數字計算使中國資本市場的指數一開始就是非真實的，因為這個市場一開始就是非典型的。中國市場上表面的市贏率過高問題、深層次的”一股獨大”問題，實際上都根源于這种畸形的制度設計。讓不流通的國有股流通起來，把先天的畸形矯正過來，可以說是中國資本市場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然而，在現有既成事實的情況下，從三分之一的流通走向全流通，返回到設立資本市場的歷史起點卻絕非易事，因為它還存在一個中國特色的”股””權”分裂問題：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的荒謬現象。我們先來看一下這种分裂的基本含義。假設一個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時的資產評估值為2000万元（暫不考慮自己給自己評估的真實性），按照通行的每股1元面值計，共2000万股。向公眾募集1000万股，每股溢价發行4元，共得到4000万元，這樣，新組成的企業總股本3000万股，股金6000万元，每股价值2元。于是，一股獨大的國家股在賬目上立即從1元升值（巧取豪奪）為2元，而公眾股的實際价值則縮水2元。從此以后，按照國際慣例，所有的股份一律”平等”，每股股份具有相同的發言權和收益權。這种起點的不公平，使得后繼的任何公平的市場規則都是在加劇和掩蓋更加的不公平，這也是為什我們會看到在資本市場上政府扮演積極的市場化角色而市場人士卻表現出反市場化這一奇特現象的深層原因。這种讓國有資產”巧妙”升值的辦法，是在設立資本市場之初時突破計划經濟的政治約束條件的權宜之策，它允許了一個一直宣揚要消滅資本的意識形態國家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成為可能，從這一點來說，它是一個起過積極作用的舉措。而作為冤大頭的流通股份購買者同時得到了承諾：國有股不流通。由于可流通股份的大幅度減少，使流通中的股份价格具有天然的趨高潛力（高市贏率傾向），在起點被剝奪了的權利只好在后繼的股份買賣中靠獲取差价來補回（高投机傾向）。這樣，一個非典型的資本市場就在典型的市場游戲規則的名義下粉墨登場了，然而，當十年后典型化了的”海龜派”要以”市場”的名義按市場价進行國有股減持或流通時，其對流通股份持有者的嘲弄打擊是非同小可的，整個市場應聲而落自在情理之中。在資本市場的十年風雨中成熟起來的市場人士，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懵懂易欺，一場激烈的大爭論席卷6000万投資者，一時間在市場上指謫”海龜派”不懂中國特色（即非典型本質）和咒罵政府流氓圈錢之聲不絕于耳，最后不得不匆忙以”暫停國有股減持”的國務院指令草草收場。在收到全國几千份民間方案后，所謂”雙贏”的最終方案仍不見蹤影，而目前甚至連討論熱情都已經減弱，顯然，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被拖延擱置的拿手好戲再度掩蓋了。
三、經濟的基礎是政治
經濟与政治的复雜關系絕非”誰決定誰”、”誰是第一位”的簡單線性問題，甚至也不是抽象的”相互作用”所能夠說明的。特定的經濟形態与特定的政治形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揮不同的關鍵性作用，這是需要生活在當時代中的人們細加考察的事情。不存在古今未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社會規律。”經濟的基礎是政治”是這樣一個歷史性命題：它是為了理解現時的歷史時期的實際狀態而提供的說明性解釋，這种解釋的歷史視界，規定了它無意去充當理解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的通用標准，就像所謂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非歷史命題那樣，与其相反，現時的中國倒是處在”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的歷史時刻。實際上，對經濟和政治進行觀念上的區分本身就具有相對性，現實的社會行為往往既具有經濟意義又具有政治意義，既屬于經濟范疇又屬于政治范疇，中國的經濟改革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策，這一政治拐點導致了經濟形態的巨大變化，划定了經濟變革的方向、方式和范圍。正像單純的經濟分析不能完整理解經濟，單純的政治分析也無法完整理解政治，而以經濟分析來推斷政治走向更是一個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誤區，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說和大前研一的中國前景說，就是過分看重經濟因素來推斷社會變化的兩個極端的例子。同樣，國有股減持問題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這一行為涉及到經濟利益的公共分配（政治），也涉及到深層次的政治理念問題，市場人士已經明确指出這是一個是”与民爭利”還是”讓利与民”的問題，基本上挑明了是”國家”与”人民”的利益之爭。在一個一向宣傳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且標榜國家利益”代表”了人民利益的社會中，第一次最直接最明确地遇到了”國家”与”人民”的分裂局面，這個經濟問題的處理若有不慎，其政治意義一旦明朗化公眾化，就會造成難以估量的政治后果。這個問題使中國統治者無法再套用”國家”和”人民”的雙重名義來推行經濟政策，如果”國家是國家，人民是人民，兩者不是一回事”的思想在6000万投資者的頭腦中蔓延開來，可以想象這是多可怕的政治事件。當經濟行為挑戰到政治基礎，拖延与擱置國有股問題就成為目前政治環境下可接受的選擇，即使是號稱施行”股市新政”的新的管理層也難以有所作為。十几年在資本市場輕易圈錢的經驗給中國的”國家”經濟帶來了莫大好處，沒有哪個官員敢于改變這种習慣而不承擔自己的政治風險。眾多的所謂”雙贏”方案照顧了政府的斂財貪性也難以通過，因為所謂”雙贏”不過是國家對人民的某种讓步，而任何讓步都意味著國有資產的”流失”，沒人愿意留下這個無理但有效的政治把柄。
四、”非典型牛市”的如意算盤
國有股流通是關系到資本市場基本本性的大問題，改變目前扭曲著的市場形態，對于糾正高市贏率、高投机的市場傾向，使資本市場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國家出讓持有的企業股份，解決一股獨大問題，把回收的資金用于填補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也是不允許再等待的事情。所有這些都顯示解決國有股減持問題的關鍵意義和多重功效，然而，因為它触及了穩固的政治底線，改變這种底線有了經濟的迫切性但還缺乏足夠的政治迫切性，而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對”國家”經濟又不可或缺，于是只好采取”鴕鳥政策”，繼續假裝問題不存在。在目前sars疫情的嚴峻形勢下，解決問題的時間表更會不見蹤影。和國有股減持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眾所周知的銀行問題。在典型的市場條件下，國有銀行早已崩潰破產，目前不良資產的高增長率（去年新增3000億左右）与高儲蓄率（已達10万億）以及高惜貸狀況（不愿給企業貸款），使銀行的低效率根本沒有解決的希望。國有銀行已經從支持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墮落為沉重的經濟負擔，可以公平地說，那些對政治改革保持沉默、有意掩蓋經濟對政治制度依賴的”主流”經濟學家為造成今天的銀行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了擺脫銀行困境，在固有的經濟策略框架內，歧視國民的引入外資（不對民間資金開放）和掠奪國民的銀行上市就成為新的經濟改革方向。國有銀行上市雖然可以暫時改善銀行的資產結构，但在資本市場經歷了所謂泡沫嚴重的非實質性的指責和國有股減持的實質性打擊后，市場人气低迷消沉，在這种市況下，既完成上市計划又不造成市場恐慌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國需要大牛市”的制造牛市的論調就成為市場人士的期盼，對于資金推動型和政策主導型的市場來說，制造牛市的”技術”條件已不成問題。保險資金和社保基金的盈利出路以及去年國有證券公司全行業虧損的壓力，都對制造一個大牛市的渴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個”非典型牛市”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呼之欲出。市場信心与可入市的資金規模是”非典型牛市”的兩個主要制約條件，前者可以用制造輿論來解決，后者可以用政策創新來解決。前不久在一個著名的門戶网站上登載了一篇論證銀行資金入市的長篇文章，但其中泄露了太多的玄机，第二天就不見蹤影，連同相關內容的推測性文章也全部刪除。市場跡象表明，今年初開始營造的牛市行情背后隱藏著不宜公開的大思路，它的成敗事關重大。然而，人算不如天算，sars疫情突如其來，剛剛有所恢复的市場信心遭到意外打擊，使”非典型牛市”的一個支柱功能喪失，另一個支柱深陷重圍。不過，這些國有資金不會認賠出局，一旦度過sars恐慌期，既定計划仍會繼續執行，只是其運行軌跡要更多地依賴于sars的表現了。
西方經濟學是在民主政治前提條件下的經驗科學，由于這种經驗科學的前提條件對于那种社會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主流的經濟學研究中這些不言而喻的前提條件被合理地”抽象”掉了，這种”与政治無關”的經濟學甚至誤導了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就連西方社會中土生土長的”制度經濟學”一開始也不被主流經濟學承認。非民主條件下的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會在未來的運行中越來越多的暴露出政治邊際效用，政治改革是中國經濟走向健康增長而不是惡性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政治一天不改革，中國經濟就會天天處在不負責任鋌而走險的雜技表演中。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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