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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訊】正當美軍挺進巴格達、英美領導人於愛爾蘭商討伊拉克戰後安置問題的同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發表公開演說，除指控布希正在為攻打北韓的軍事行動做準備；更批評小布希政府鷹派作風，迷信武力解決外交危機的傾向，窮兵黷武、擴張勢力，無疑是在強行要求自己滿意的政權交替。消息一出， 南韓「中央日報」、「朝鮮日報」等主要媒體、紛紛加以引用報導。不過，克林頓批評布希總統的發言，立刻遭到共和黨的反駁。
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凱爾 (Jon Kyl) 認為，克林頓對布希總統的指控，根本就是無的放矢，因為白宮早就表明，控制平壤核擴散的最好途徑是以外交折衝促成多邊論壇。凱爾並且擔心這種指控的潛在危險，因為以金正日多疑陰沉的個性，要是信以為真而採取先發制人的核武攻擊，反倒會破壞美國與北韓消除緊張關係所做的一切努力。凱爾認為前總統批評國內時政是一回事，但如事涉外交而將國家推入立即明鮮的危險，那麼就非單純的「書生論政」所能含蓋。
由於美軍在伊拉克的快速軍勢優勢，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急轉直下，平壤鬆動一直堅持與華盛頓舉行直接對話的立場。稍後，北韓外務省發言人表示，如果美國放棄對北韓的敵對政策，將不拘泥於形式，與美國對話，並表示有意願就其核武項目舉行多邊會談。
*不在其位，還謀其政? *
克林頓絕非第一位以懈任總統身份，強烈批評現任總統作為的白宮舊主人；而對照於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左批國民黨、右打陳水扁，刺激中共、主張台灣獨立；而中共「大家長」江澤民雖交了國家主席卻仍佔著軍委主席寶座，江系統人馬仍緊握國家機器發號司令，控制時局卻又深藏不露，避免承擔失敗責任的事實，更證明這種「不在其位，還謀其政」的事例，是跨越國界、尋常可見的現象。
然而，問題的關鍵是：第一，大眾對懈任元首行為舉止要求的基本底線為何? 第二，民主國家是如何看待前總統的政治地位 ? 第三，特別在國家關鍵時刻，前總統的發言對現任總統的影響為何? 國家又是如何防止懈任元首對當下的政治運作，可能產生的負面效用? 第四，當前總統的議論，撕裂國內團結並將國家導入戰爭危險之林時，社會又將如何反應 ?
四個關鍵，決定懈任總統對當下政治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第一，懈任總統的個性、對權力的期許與當時的政治風氣；第二，懈任總統對總統職位的體認；第三，國家民主鞏固與民主運作的成熟程度；第四，人民對懈任總統的德行領導模範的持續認可。
*約翰 亞當斯: 好的開始，十分重要! *
身為老牌的總統制國家，美國幾位對總統職位有深刻期許的總統，如肇基英雄德性領導的華盛頓、統一至上人道關懷的林肯、叢林冒險豪邁果決的老羅斯福、面對逆境樂觀進取的小羅斯福、有效經營剛正不阿的艾森豪、修辭溝通敢於挑戰的雷根等，都將自身的人格特質與政治期許帶入總統的職位，而形成人們對總統人格 (presidential character)、總統職務 (the office of presidency) 與國家人格 (national character)表現的期望。
*華盛頓: 萬歲的是制度，不是個人*
華盛頓的誠實與勇氣，寧可放棄一切全心為國服務的情操，不僅被贊譽為「美國的辛辛那堤 (Lucius 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更被公認是開國後當然的最高領袖。而偉大政治人物最珍貴的地方，就在扮演「先知」的角色。身為建國第一位總統，華盛頓深知建立大開大闔、傳世久遠的總統制度毋寧更為重要。因此，他刻意營造總統職位所應有的簡單 (simplicity) 但尊嚴 (formality) 的特質，不但著重總統德性領導 (virtuous leadership) 的典範，更EQ成熟、信心十足的舉用漢密爾頓、傑弗遜、麥迪遜等幹才，建立國家制度。
畢竟華盛頓 了解他之所以治國順利，是因為個人的威信，這是美國建國初期歷史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而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依靠個人的威信與魅力來維持和建設。華盛頓對權力的不戀棧，以發表「告全民公開信」於一七九六年揮別權力頂峯，功成身退，回歸山林的真誠表現，更為美國建國初期真正「無黨派分野、褥力從公」的美好時代，劃下句點。
*亞力山大漢密爾頓: 懈任，就回歐洲老家吧! *
儘管建國世代對保存革命成果的目標一致，在保存的方法與新國家機器的運作上，卻有截然不同的主張。以傑弗遜為首的民主-共和派主張有限權力的總統，搭配管事越少的政府，人民才能真正的享受革命所帶來的自由；而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派則主張由具實權的總統，強力領導積極有作為的聯邦政府，才是國家之福。主張大政府的漢密爾頓深刻的體認到強勢的總統領導，是保障聯邦存續的命脈，總統不單要有憲法賦予不可挑戰的實權，更是政府動力的唯一來源。因此，也連帶的造成漢密爾頓深惡痛絕任何足以挑戰總統實力與權威的人物。對於懈任的總統，漢密爾頓更主張將他們送回歐洲舊大陸的壺底抽薪策略，眼不見心不煩，測底解決可能對總統權威的挑戰。
在現代地球村的民主國家中，要實行漢密爾頓處置懈任總統的方法，不但不實際，更違反自由人權、民主制衡的精神。然而漢密爾頓維護總統領導權威的考量與理由，卻是值得思考玩味。
* 政治責任，誰來負責? *
在《聯邦論》第七十卷中，漢密爾頓認為行政機關最致命的罩門，就是總統 (或行政長官) 的決策權力被分散或受制於幕後黑手操作。這理由非常明顯，因為這種組織性的分權、干預，不單造成山頭林立多頭領導的混亂，更剝奪人民的兩種安全信賴 — 對領導人的信賴與對行政機關的組織信賴。當錯誤發生時，要不是錯失有效的第一時間，加以糾正補強，再不就是因為發聲管事的「太上皇」或「後座司機」太多，根本無法揪出真正應該負責的人。
懈任總統頂著「總統的光環」站在道德的至高點，如果本身又抱著宗教家捨我其誰的個性，偏執的使命感驅始，或眷戀權力到死方休，或執意為自身的前朝政策辯護，更有甚者決心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開創「老莫的第二春天」拉私結黨， 加上現代媒體無所不在的「普及」、「聚效」與「選擇性加強」功能的推波助瀾下，也就解釋了為何前總統柯林頓會借「六十分鐘」電視節目與前共和黨參議員杜爾捉對舌戰，或辯護他的北韓與伊拉克政策，或對現任布希政府發言嗆聲，以保有自身的政治舞台與餘溫；在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更由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轉變到乾脆獨立建國，「認同台灣國，制定新憲法」，穩座「台聯教主」挾天子以令諸侯，變成媒體口中陳水扁二零零四年競選連任的重要障礙，而其本身在多起弊案中啟人疑竇的關連，更加深民眾對政治的不信任；而中共「大家長」江澤民不惜耗費龐大國家資源迫害法輪功，而江系人馬視SARS疫情為最高的機密隱瞞拖延，直到社會重創、疫情全球化，才迫於龐大的國際壓力，不得不承認問題嚴峻，曝露了舊國家領導者在管理國家能力上的窘境與吝於改變的本質，也給新國家領導人危機處理的大挑戰。
*民主進程上的點、線、面*
江澤民、李登輝、柯林頓三位懈任總統代表著三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對懈任元首的態度，也反映出該體制內的公民社會對懈任元首的反應與無奈。
美國是政治學者道爾（Robert A. Dahl）所描訴「多元式民主」的國家，也就是公民普選、代議民主，意味著此種制度是由許多人透過多管道共同參與的政治。道爾認為多元式民主有六項必要條件那就是，選舉產生的代表；自由、公正經常的選舉；言論自由；訊息的多樣；社團的自律自主；包容性的公民身分。
也正因為美國是多元式的民主，那麼懈任總統柯林頓的發言屬於行使言論自由的範疇，只要不犯內亂或外患，不同政黨的人士、政治評論家當然可以贊成或反駁，沒啥大不了。畢竟，憲法對總統任期有清楚的規定，最多兩任，當過就不能回鍋。任何大抱負、大智慧，在任期中只要國會通得過，歡迎盡力發揮；任期一到，謝謝走人。總統懈任就成懈任總統，頂多蓋個總統圖書館，整理過往偉業，民間演講募款，發揮公民道德。人民不會把總統當成天縱聖明，更遑論懈任總統，因為民主制度內沒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只要百分之五十加一的選民頭家支持。正如華盛頓總統說的: 萬歲的是制度，不是個人。
*台灣需要理性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會*
在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台灣從威權轉型到民主鞏固一路發展出很多具特色的「台式民主」。第一，國家認同的分歧未隨國家成形與政治轉型而消失，因此民主化的過程與代表民主的選舉機制，被迫必需承擔「認同政治」所衍生的非理性與不穩定。第二，「台式民主」朝上層知識菁英與下層販夫走卒的兩極化迅速發展，而具理性、能把理念實際化的中產階級相對疲弱，理性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有待強化。
「台式民主」的二項特色交相影響下，清楚的說明了為何李登輝在懈任之後仍產生影響。因為體現民主的「選舉」在台灣背負了太沉重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認同政治；彷彿一沾上統獨光環，對立的雙方不是挺到底，就是反到底；個人的能力、品格、操守、道德、專業，通通不重要，民不民主，合不合程序正義，皆可放一邊。一句簡單的「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化約一切。
而這種以「愛不愛台灣」的圖騰化約，源自李登輝在「政治層面」上以「新台灣人」的說法，來「注解」族群、省籍與國家認同衝突。但問題的關鍵是，這種在政治層面上的「自我解套」，是人為的，缺乏多元社會融合支撐的基礎，造成政治人物能任憑喜好的為「新台灣人」下定義，而民粹的操作結果，「選舉」不一定選出適任之民意代表，而組成的執政團隊也未必就有能力執政，民主的加深擴大與再鞏固，也就遙遙無期。
追根究柢，台灣需要朝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會努力，回歸理性，以民主制度化做為國家經營社會改造的標的。唯有如此，代表體現人民力量的「新台灣人」概念，才能真正落實在社會文化中，「新台灣人」的樣貌才會真正浮現，而「新台灣人」的詮釋權也才能回歸到人民的手中，不再為政治人物的禁癵。
至於前總統李登輝，先說我的結論吧，一個以知識貴族的傲慢、「自任天命 (the chosen one)」當成風格的老人，儘管您有再大的遠見、高深的願景，如果在您任上十二年都無法實踐，下了任就回家去吧。誠如老布希在《寫給前總統的十條規則》一文中所說的，如果現任的人要參考你的意見，他們會向你請益，如果根本就沒問你，表示他們不想要聽你的意見。回家去吧，就別再捏著我們的脖子，讓我們這些台灣子孫們用自己的方法，鞏固我們的民主，好嗎 ?
*大陸需要「有勇氣、撩落去」的改革者*
在威權專制的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受到嚴重的擠壓與詛咒，行政上的中央集權、立法上的統一集中、與司法上的缺乏落實，弄得權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而崇拜「掌軍權，才最有權」的贏者邏輯，不但造成強人欲去還留、威權鬽影幢幢，更使得晉升民主的威權轉型工程，遲遲無法開展，一遇困難，衝突百出，公眾信心下降， 政府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質疑。
很明顯的，現階段領導層衝突的根源，在於江澤民等舊官僚系統在十六大權力換班時預留一手，權力交接不通暢。如果國家無事，這種先天不良的機制或許還能維持一段恐怖平衡 ; 一旦有事，新領導班子一來遭受舊官僚們的處處制肘，二來缺乏足夠的行政資源應付空前災難。中共新領導體系的「首航擱淺」這才初現端倪。
在大陸進行開放改革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現在，說不了解威權中國需要進行諸如政體層次或憲法層次的改革、改變官僚體制和舊的意識形態、確立常任文官制度、追求權責相符的任期制與更透明政府、實行多黨制追求代議民主、建立公民社會等的制度調整，那可真是自欺欺人。因為，問題的關鍵，不在知不知，而是有沒有具勇氣、有遠見的政治改革者，掌握民意時機，能在人民反應這個體制運行不下去的時候，不畏威脅持續落實改革。
*SARS疫情挑戰國家制度性的基礎行政能力*
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而言，SARS疫情像是無預警的大考，如果處理的好，將為行政制度化與危機處理現代化，立下改革標的；如果處理失當，將造成集體恐慌、社會全面失序，影響重大。
中國半世紀的權大於法，人治大於法治的威權特徵，造成國家擁有唯一的獨斷性權力，但缺乏制度性的基礎行政能力。以往當國家遇上重大問題，如九零年代中期賣血而造成的愛滋病大傳染、下崗工人抗議、對貪污腐敗無效率與社會失序的抗議、對法輪功的鎮壓、洪澇災害，操控國家獨斷性權力的領導人都可以透過封鎖、冷處理、大量救急、或訊息控制等方式，暫時解決燃眉之急，進而加以漠視拖延。
然而這些國家獨斷性權力在SARS的防疫上卻派不上用場，因為SARS病毒的傳染，是不分社會階級，無所不在的。特別在缺乏基礎行政能力與醫療通報應變系統的中國境內，SARS病毒的傳染力就更行可怕。
再來，SARS危機凸顯了當今中國國家能力的不平衡。領導菁英擁有很大的自主行動空間，國家對社會有很強的支配關係。但國家缺乏制度化的能力，特別是國家領導人無法整合協調其官僚機構和公民社會，造成政策的無法制度化與有效的執行。應付SARS所需具備的要件都與現代國家的制度化能力，環環相扣。而當第四代領導菁英層無法指揮舊官僚機構或破碎的舊制度時，人民因而產生集體恐慌，社會大規模不安，SARS病毒的政治傳染泥沼，不僅影響新一代領導人的治國威信，也考驗中共政權能否脫胎換骨，應付全球化新局面。
民主國家的媒體與人民對新上任的領導人有所謂的「蜜月期」，也就是「禮遇包涵」上任新官所犯的輕度暇疵。畢竟「新手上路」總要有一段合理的摸索時間。然而對面臨SARS風暴的第四代領導菁英而言，這段「新手蜜月期」會是「出奇的短」，卻更是「出奇的珍貴」。因為「民氣高漲」，象徵人民渴望領導人臨難而有所作為；「可用的民氣」賦予第四代領導人改革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特別是面對懈任江總統的舊權威。要不要大刀闊斧、持續的推動全面制度改革，機會在此全憑諸君一念。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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