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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6日訊】切爾諾貝利事件，既是一起震撼國際社會的生態災難，也是一起震垮蘇聯共產政權的政治災難。
對于共產政權來說，光照猛于虎。一旦它的掩蓋事實真相，操控人民思想的功能失效，它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盡管對于蘇聯的垮台人們褒貶不一，但基本上都承認切爾諾貝利事件是蘇聯國內走向公開性改革的一個重大政治轉折點。切爾諾貝利事件對于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蘇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猛烈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泄，使蘇聯15万平方公里的領土受到污染。放射性物質污染還隨著東南風向北歐和東西歐部分國家擴散。甚至在瑞典東部沿海地區，檢測到的放射物質的含量已超過正常標准的100倍。各國有大面積的農田和牧場受到污染，致使生產出來的牛奶和蔬菜水果都無法食用。
蘇聯當局在事件發生后，先是一如既往地采取了掩蓋的政策。但是大范圍的核污染使得消息根本掩蓋不住，反而激起周邊國家的強烈不滿。4月29日，瑞典、丹麥、芬蘭以及歐洲共同體正式向蘇聯提出強烈抗議。世界各國輿論也對蘇聯的政策提出尖銳批評。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蘇聯迅速改變了政策。十几天后，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誠懇認真地承認确實發生了嚴重的事故，正在采取措施控制后果。蘇聯人民如夢初醒，明白了自己离可怕的災難并不很遠。同時也更加深切地明白了公開性是怎樣攸關普通人生命利益的重要制度。從此蘇聯的政治改革加速發展，勢頭無法逆轉，一直進行到蘇聯解體。
今天，公開性打上了中共政權的門。在非常不情愿同時也是無可奈何的情勢下，北京那道堅固的信息防線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漸漸開裂，原先被嚴密掩蓋的情況象牙膏一樣被一點點地擠了出來。
整個過程和當年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有很多相似之處。起先都是國內出狀況，當局試圖掩蓋淡化。但是掩蓋沒有成功。而影響波及到國外，引起國際社會的不安和不滿。最后在國際壓力之下當局不得不讓步。
當然也有不同之處。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共當局和1986年時蘇共當局對公開性認識的差异。當年的戈爾巴喬夫本人是公開性的積極推動者，蘇共党內也有著要求改革的強烈呼聲。切爾諾貝利事件成了蘇聯改革的推動力量。而今天的中共當局仍然以恐懼仇恨的心態看待公開性。中共党內聚集著一大批宁負天下也不舍棄政權的既得利益捍衛者。因此，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的發展，不太可能在中國引出如同前蘇聯那樣的一發而不可遏止的政治改革浪潮。中共當局在遭受這次挫折后，還會繼續頑強地抵抗公開性。
但本次事件對中共政權的沖擊也不可小視。中共當局在抵抗一陣后不得不屈服的結果表明，并不是只要“党中央有決心”就能把事情搞定的。這也許是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給中共當局最重要的教訓。此次封鎖行動的失敗，必然使一种“光亮再也擋不住”的感覺無情地襲向中共決策當局。這是一种令北京當局不寒而栗的感覺，說明白一點就是一种“末日來臨”的絕望感覺。
此次事件中迫使中共當局屈服的因素主要有兩條。而這兩條在今后不會消失，反而有可能
繼續加強。
其一是，國際社會的人權大于中國的主權。
中共當局掩蓋非典型肺炎/SARS的政策，反映了這個政權在人權問題上的看法和國際社會的流行看法存在顯著差异。龍永圖那番帶有“革命英雄主義”色彩的談話很能說明問題。一种死亡率不到5%的病，你說它怎么危險怎么可怕，党的領導同志听了只會笑話你。因為他們那些人見過的世面大了，這么點死亡率只能算“正常”或者“好于正常”。根本沒有險情可談。所以從一開始，党的各級領導就把民眾對疾病的反應當作“自我恐慌、自尋煩惱”來看待。党最煩的就是那种為了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小事而干擾國家大局的現象。因此党的措施當然就是以淡化事件，打擊“謠言”為主。并不在如何防治本病上浪費精力。他們相信過一段時間就沒事了。
而國際社會的觀念很不一樣。一是各國“革命英雄主義”的水平普遍比較低，怕死怕病的觀念很流行。二是沉不住气，往往一些在中共領導看來不過是“屁大的事”，也要轟轟烈烈上頭條。据說這屬于“虛偽的西方人權觀念”。但問題是甭管虛偽不虛偽，絕大多數國家偏偏都吃這一套。美國加拿大不用說了，新加坡那樣的專制國家，還有台灣，日本，泰國，韓國等等都這德行，連香港也不例外，而世界衛生組織也按照這“西方人權觀念”來對待這件事，你有什么辦法？
觀點碰撞的結果，中共當局在這個地球上是絕對的少數。那么該听誰的？中共當局當然可以一如既往地拒絕國際社會的主張。因為他們有“主權”（就是按照党的意愿主宰人民之權），他國不得干涉。但是這事件中的各國并不試圖干涉中國。他們只是按照他們自己的人權觀念行事，他們的措施不多于躲避。惹不起就躲。而這种躲避恰恰是中國受不了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出的關于SARS几次旅行勸告，比任何國家的經濟制裁政策所造成后果更加嚴重。不說別的，如果中共當局繼續不合作的話，光是世界衛生組織維持她的“勸告”這一條，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可避免要放慢下來。由此會產生一系列令人頭痛的國內問題。共產党政權不怕得罪人民，但他們怕得罪錢。
世界衛生組織是個毫無行政權力的“境外”机构。按照中國當局時髦的“主權”觀念，中國境內的病當然由中國政府掌握，你那個“WHO”來插什么嘴？而且還沒有調查就先發什么“旅行勸告”，故意給党造成被動局面。根据這些就完全可以把世界衛生組織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組織”的。然而中共最終選擇了讓步与合作。一個毫無行政權力的組織之所以能夠迫使中國當局合作，完全是因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這個關乎人命的問題上遵從与中共政權不同的人權准則。這樣的認同性使得世界衛生組織的“勸告”生效極快且沒有國家限制。美國人听從這個勸告，法國人、約旦人、馬來亞人也听的。這局面迫使中共當局進行選擇：要么堅持“主權”而面臨更加嚴重的后果，要么接受國際社會的要求。中共當局步步退讓最終不得不道歉的結局，象征著國際社會人權觀念對中共當局“主權”觀念的一次胜利。
其二是，“體外循環”的信息打破了党的信息壟斷。
中共當局掩蓋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努力，最初是被在“党的喉舌”以外的信息流沖破的。二月份廣東關于非典型肺炎的恐慌風潮，很大部分是由手机短信息促成的。三月份中國開人大時，廣東代表李剛不無懮慮地提到了這個現象：“今年春節7天假期中間，人們發送手机短信的數量竟達75億條之多，已到了惊人的地步！在隨后廣東發生的非典型肺炎及其引發的藥品、大米、食鹽的搶購事件中，网上信息和手机信息也起了巨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手机短信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一樣，對中共當局的信息壟斷地位提出了嚴重挑戰。在農歷正月里，強大官方媒體營造出來的喜慶气氛鋪天蓋地，然而那些只有十几、几十個字的簡單信息，卻能夠把成千上万人在一夜之間推入恐慌之中。這种現象在世界其他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中國的這种脆弱“國情”注定“體外循環”的信息對政權有致命的殺傷力。不用說，經過這次“教訓”，中共當局一定會不遺余力地去加強對手机短信的控制。問題是中共當局能否如愿以償？手机短信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具有微型、分散、快速、量大等特點，而且技術還在進步發展。控制這些媒體的難度很大而且越來越大。光是快速、量大這兩個特點，就讓當局應接不暇。試想中共當局試圖在今年二月的廣東非典型肺炎恐慌風潮中控制手机信息，從發現信息“不對頭”到決定過濾方案再到組織實施，總需要几天時間的。而這段時間里那些“有害信息”早就傳得“家喻戶曉”了。除非采取徹底關閉服務這种招惹民憤的強硬措施，否則當局無法有效控制這類“體外循環”的信息。
信息不經過党的喉舌而傳播，對于長期依賴大眾傳播媒體控制人民思想的政權來說是真正的噩夢。六十年代的中國和目前的朝鮮都發生了可怕的飢荒，如果不是靠著對信息的封鎖和操控，中朝兩國當局早就被人民推翻了。而借著對信息封鎖和操控，遭受慘重災難的這兩國人民卻連一點對當局憤怒的情緒都沒有，他們甚至比任何其他國家人民更加擁護本國的政權。由此可見信息的封鎖和操控權對獨裁統治者是多么重要。信息的封鎖和操控權就是獨裁統治者的生存權，是命根子。
而非典型肺炎事件隱隱約約地對中共當局說：命根子快絕了，你們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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