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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3日訊】[上個世紀“种族屠殺”、“世界大戰”、“共產主義”這三項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中，“共產主義”死亡人數高居首位，而共產主義世界中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又是高中最高，那又怎樣？你們世界為我們擔心什么？擔心你們自己個儿吧！]
華盛頓地區一到春季花朵盛開，不少人開始花粉過敏。今年也一樣。不過今年不同的是，那個相似症狀的可怕傳染病正鬧得全世界恐慌。薩爾斯，這個外國名字的疾病是從中國大陸傳染到全世界的。它在中國有一個溫柔的名字：“非典型性肺炎”。据此，同胞們當初當然以為連典型肺炎都可以治愈，非典型性的有什么可怕？我相信是由于中國政府宣傳部門的參与，中國醫學界才發明了這個名字。其實，當農歷年大年初八(2003年2月8號)中國廣東省電視台第一次把這個背地里弄的廣州亂哄哄的疾病公布為“非典型性肺炎”的時候，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种不治之症的病原體在哪里，又有何种治療方法，直至今日，全世界也只能看著人們被傳染，然后听天由命，自生自滅。
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今天上午11點鐘的時候，在通常由戴安娜 瑞主持的采訪節目中采訪美、中專家，同時連線听眾，談論SARS傳染病的問題。因為沒有從頭听，不知美國專家和中國專家分別是什么人。但是听見那個中國專家為中國辯護：兩個星期以前中國政府已經采取措施了。但是由于全球化趨勢，病的傳播變得不可避免。人們不應當抱怨中國，而應當抱怨這個傳染病。正如八十年代，中國抱怨美國傳播愛滋病不公平一樣，今天人們抱怨中國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要抱怨，應當抱怨這個疾病，而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大意如此)
開車時候會經常听”NPR NEWS”的戴安娜瑞的采訪節目。但是這一次我為她的替手(她暫時不在的時候，節目主持人通常由替手接任)沒有找到一個有力量的中國專家采訪而感到十分遺憾。為什么不采訪中國愛滋病防治專家万延海？為什么不采訪真正明白這個傳染病如此迅速擴散之原因的其他中國人？也許這些人英文不好？但是這樣重要的節目和話題，難道可以讓語言溝通成為真正的阻力嗎？
用美國人通常的話說，那位中國專家的回答和辯解“無關痛痒”(Doesn’t make sense)。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由于中國政府長期隱瞞情況，才導致這個疾病大面積傳播。對于美國人而言，應當譴責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對于中國人而言，他們自己就是中國政府的受害者，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沒有罪過！用“全球化”這樣的說詞來辯護實在牽強附會。就通報情況，開放有關病情的咨詢，采取隔离措施，警告國際社會提高警惕，這些跟“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有什么關系？更進一步說，正是由于對內對外都封閉信息渠道，封鎖消息，反抗“信息全球化”的趨勢，才導致這個疾病全球傳播。几十天前，廣州一位官員竟然還把這個疾病的情況，說成是“國家机密”。
美國人是到了把“中國”(China)這個詞要么換成“中國人民”(Chinese People)要么換成“中國政府”(Chinese Government)的時候了。半個世紀以來，什么時候這兩個東西合二為一過？什么時候中國政府代表過中國人民的利益？什么時候中國人民表達過他們的意志，承認過這個政府的合法性呢？什么時候中國人民有過哪怕是另外的一個政府政党可以選擇呢？什么時候中國政府允許過老百姓當家作主，自選政府呢？從來沒有。以至于很多中國人已經沒有了選舉意識，淡化了自己作主的要求，感覺不到吃喝拉撒睡一直被管制的現實。這种現象，正如美國人以為民主自由乃是他們生活中的空气陽光和水一樣理所當然，他們往往需要來自別的世界的移民提醒他們自己的生存環境有多么好，這個“好”有多么重要。費城法院的那位移民法官每一次在新移民們宣誓成為美國公民之后，都要在自己的講話中告訴這些新移民：正是由于你們的到來，才提醒我們自己，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是多么寶貴，而我們自己卻常常忘記這一點。中國人常常忘記的是：你的政府從來沒有代表你。它在台上五十多年如一日地代表它自己，它不是你投票選舉的結果，它是自己拿著槍打上台去的。它多年前就說過“槍杆子里面出政權”，而不是“選民意志里面出政權”。
那位中國專家鼓勵美國的電話听眾對中國要有信心。他舉例說：八九年那么震惊世界的大規模示威游行，中國都沒有跨掉；九八年那么大的洪水，受災受難、流离失所的人那么多，中國人也挺過來了；這次，中國也一定會挺過來！我听了這樣的話，感到空前的大腦休克！我認為這個中國專家實在是一鍋漿糊，只要為了愛中國(政府)，世界上沒有什么東西它不粘，而且粘的亂七八糟。什么樣的攪和棍子才能把一鍋糊糊攪得這樣糊涂呀！
也許應該打進電話去，替他補充几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政府高征購糧食導致的大飢荒中，中國餓死了四千万到六千万人，中國怎么了？不是也挺過來了嗎？中共建政之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有一百多万人受難不是也挺過來了？后來中共党內“反右傾運動”近四百万人受誅連，不是也好好的？后來中國的“文革”期間，有數百万的死難者，近千万的冤獄冤案受害人、上億的受誅連者，這么龐大的數字，中國又怎么了？中國人不是也一路踉蹌到如今嗎？中國49年以后這些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兩倍，不是也挺過來了嗎？上個世紀“种族屠殺”、“世界大戰”、“共產主義”這三項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中，“共產主義”死亡人數高居首位，而共產主義世界中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又是高中最高，中國人不是照舊苟活到如今嗎？在這樣地獄般的世界里，有了如此“偉大”的記錄和如此隱忍的人民，一個“非典型性肺炎”，你們世界為我們擔心什么？擔心你們自己個儿吧！
我為那個中國專家的無知、冷酷感到十分慚愧，為他的漿糊感到大腦缺氧。
由于故鄉的政府刻意隱瞞的瘟疫真相導致嚴重后果，我的并不嚴重的花粉過敏今天可能嚇坏了地鐵上周圍的乘客，他們不到我身邊的座位來落坐。好不容易坐了一個，是和我一樣的亞洲面孔。然后，我身后的一個著裝花實的老太太，提前站起來，走到遠离我面前車門的另一個車門旁邊站好，准備下站下車。下站正好我也該下車。下了車，我想我應該躲開這個花花的老太太，免得她持續擔惊受怕。她又不明白問我是否SARS，我也不能“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告訴她我不是非典。但是在出那個車門的人中，我沒有看到那個花老太太。她顯然在注意我，顯然發現我下了車，所以她認為自己沒有必要下車了。無論到哪一站下車，我知道她下車后頭一件事情就是先洗手，而且密切關注自己的體溫和身體其他狀況，弄得不好，還得上醫生那里去門珍。她著實讓我嚇著了。出了地鐵站，我直奔CVS。咨詢了一個專家，買了一包控制花粉過敏的藥片。從來忌諱藥的我可以挺過花粉過敏，從來在災難中只有自求多福的中國百姓必須挺過“非典”，但是美國人挺不過那個中國專家的大言不慚。今天有消息說，在多倫多的加拿大人已經把那里的“中國人”直呼為“SARS”了。
(黑色日記，2003年4月22日)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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