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讀任不寐的《災變論》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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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4日訊】任不寐的《災變論》一書,輾轉多年後還是只能在國外出版,只能說是泱泱大國那種根深蒂固的”災民理性”所產生的邏輯結果–因為缺乏自信而害怕任何批評;因為現實太醜惡因此只願意粉飾太平,而不想面對慘酷的現實。前幾天我在網上讀過一篇文章,作者薛先生言之鑿鑿地告訴讀者:”自由派”在中國之所會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厭棄,是因為”自由派”總是要不厭其煩地告訴世人:沒有民主制度保障,你們的好日子不會長久。由是觀之,任不寐這本詳細描述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的苦難和所犯下的罪惡”的書,在中國注定要遭受到批評和誤解,而且這種批評聲音主要來自於用”愛國主義精神”武裝起來的”民族主義者”。

  在學術史上,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神的關係,從來就是見仁見智的。即使是富有天才的馬克思對這兩組關係的論證,也同樣受到各種各樣毫不客氣的質疑。任不寐論證這兩組關係,注定還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質疑,但作為一種思想探討,毫無疑問應該受到尊重。

  作為讀者,我認為《災變論》一書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亦可說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稱得上鞭辟入裡。任不寐將”災民理性”概括為幾點:權力恐懼,敵人意識,力量崇拜與狡猾崇拜。具有這些精神特質的國民,正好構成了專制政治的肥沃土壤。作者的可貴之處更在於,他將中國國民性與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聯繫起來–談到這一點,筆者認為,作者比大多數學者更具有學術真誠,因為這在目前很容易受到指責,我自己就一直認為國民性與生存環境有關,只在一些文章中點到為止,遠遠不如任不寐那樣痛心疾首,就被認為是”人口決定論”。

  作者在第三章第七節中,對中國國民性有一段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質匱乏和生活極端不穩定(”經濟波動”)是災民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徵,一切為了生存就上升為人生理想。首先,’活著’和’可以蠻不講理地活著’構成了中國人的兩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習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僅僅出於’活著’的目的,災民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吃飽喝足他們可以做任何殘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無恥的任務,幹任何下賤的營生。由於生活維艱,連打手、太監、特務、獄卒劊子手這樣的職業也應聘者雲集。這種’為稻糧謀可以舔權貴的腳後跟’的災民構成了自然專制主義的群眾基礎。”

  這其實是不用多加證明的中國現實。記得在國內時,好幾個位居主管意識形態位置的官員對我講過這類話:”我們雖然不允許發表你的文章,對你採取了一些措施,但那只是職業要求;其實作為個人來說,我們還是很喜歡讀你的文章與書的。喜歡讀你的書的也不止我們,不少政府官員私下裡都這樣認為”。類似的遭遇,還有一些朋友也經歷過。這些話讓我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哀,因為這正好說明瞭中國人的價值分裂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當中,紅衛兵們象狼崽子那樣打人殺人,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真在捍衛”神聖的無產階級革命”,做的一切在道義上都是對的;而現在,所有發布整人命令,負責監視匯報的人,在從事”職業需要”的一切工作時,心裡都知道所做所為未必正確,被整、被監視的人也未必真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事情,只是為了他們的利益需要,他們不僅要做,而且還要非常投入,才能為自己的升遷、獎金墊上幾塊石頭。他們對我的著作的”認同”,一點兒不會讓他們在”處理”我時變得手軟或”人道”一些。

  在論述了窮人與難民為什麼會成為中國人的主體之後,作者分析了中國人為什麼”勤勞”:

  ”生活的艱難造就了一個’勤勞’的民族,……人與自然處於對立狀態,向自然掠奪完全出於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狂信。由於資源短缺,人與資源的緊張關係同時轉化為人與人的緊張關係和人與自己的緊張關係,前者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普遍敵意’,後者表現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經濟上的’自我剝削'”。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這是我們一直自我表揚的愛國項目之一,特別是當有外國人也如此恭維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越發自我陶醉。也許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炫耀於人的了,於是’但我們愛幹活’就成了一種可以驕人的資本。然而世界上哪個民族不’勤勞’呢?這不是一種道德品質,這是一種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國人的’勤勞’更遠離’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它與其說是我們的榮耀,不如說是我們的不幸。”

  這段得罪全體中國”愛國主義者”的話,恐怕除了任不寐之外,其他學者都不願意將其形諸文字,充當一根很可能引起一片噓聲的”出頭椽子”。其實我一直認為,中國人現在的生存環境之艱難,中國人自己應該承擔責任,因為這個建立在”人口-資源”基礎上的生態環境,不是別人在我們土地上折騰,而是我們自己折騰出來的。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們只有9﹒63億人口,人均耕地尚有1﹒51畝;而這23年過去,人口增至13億(不包括許多因超生而沒有戶口的漏統人口),當年的農村家庭規模基本上都擴大了一倍,人均土地下降到不足1畝。如果考慮到中國人生活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對生態環境的掠奪性使用,那麼就會知道今後如何餵養天文數字般的、且未受多少教育及技能訓練的人口,是怎樣的一個難題,媒體驚呼的”就業的寒冬”其實還剛開始。

  一個當代社會問題的觀察者,只要將下列幾篇文章聯在一起讀,就會明白任不寐所”宣布”的事實,即”窮人與難民”是中國人的主體,在中國還遠未成為過去,而是全體中國人今後很長時期內要面對的事實。這幾篇文章的題目是:

  ”山西繁峙:礦難過後的震盪”,(《南風窗》2002年8月上),這篇報導談的是一個在中國很普遍的”吃子孫飯,斷後代糧”的事實:人們為了致富,不惜一切地開發礦產,從而將富饒的土地變成了板結沙化、不再能耕植的死亡之地。可惜的是,這一代人還只安享了幾年的”致富日子”,就斷了自己的糧。讀到這篇文章,我就想起了我的家鄉湖南省邵陽市:1979年我離開它時,小河清水悠悠,丘陵蔥蔥鬱鬱,有”八大風景”之稱的古蹟保存完好;而現在每座山包都黃土裸露,邵水河已經乾涸,河床成了市民棄置垃圾之地,曾經寬寬的資水河也變得很窄很窄,裡面流淌著污濁的水,那些古蹟不是因拆遷而消毀,就是因缺乏保護而陷於絕境。家鄉附近的邵東縣,曾經發生過因挖礦而大面積崩塌事件,死了不少人……如果不是”災民理性”支配人們的行動,我想我的家鄉不會變成這般模樣。我一直想寫一篇”一座消失了的古城”,來悼念邵陽(舊稱寶慶府)這座生我養我的千年古城,但因禁不住心裡那份疼痛,至今沒有動筆。中國的環保運動至今只在大城市有少數擁護者,中小城市的目標還是”先發展(吃飯),後環保”。至於政府對”環保”的態度則不應”聽其言”,而需要”觀其行”,即考察其實踐才知道其真實做法:”三峽工程”引起的環保問題並未解決,只是被當作”有關社會安定”的問題不許討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又要啟動耗時50年的”南水北調”工程–稍有頭腦的人都明白,50年以後,今天的決策者早就”墓木已拱”,參與者們也已經通過這一不斷生產賄賂的巨大公共工程,為自己及其後代掙了足夠的錢,”豪華”地定居海外樂土,還有誰再對這工程的惡果負責?這一工程與其說是中國人出於無知對自然資源的掠奪,還不如是中國精英們有預謀地對自然生態資源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劫掠。

  ”念書賠本?–來自湖北京山縣的鄉村調查”,(《南風窗》2002年9月下)。這篇社會調查談的是農村人為了讓自己子女脫離農門,即脫離苦難而全家節衣縮食,忍飢挨餓的困窘。但無情的事實卻是種十畝地養不活一個大學生,因為高校學費在這10年間漲了100倍。支撐著這些農民們供子女上學的意願是讓子女有出息,最低限度是能在城裡找一份白領工作。然而支撐中國人竭盡全家財力供子女上學的這一精神動力,卻在這幾年受到強烈衝擊:2003年大陸的就業情勢非常嚴峻,全國高校將有212萬畢業生湧出尋找就業機會,盡管中國經濟今年仍持續成長7﹒8%,但新就業機會的增長近幾年卻一直低於1%,2002年甚至是2001年的大學畢業生,卻還有很多都沒有及時就業,這樣惡性積壓畢業生的結果,將使大專畢業生的就業形勢越來越困難。即使在就業機會一直相對較多的珠江三角洲,也已經蒙上一層陰影:2003年是高校擴招後本科生畢業第一年,廣東安排就業的畢業生將達17﹒7萬人,其中,省內院校11﹒7萬人,省外院校6萬人,相對於今年,增幅達30%以上,而廣州明年企業用工需求僅有1﹒6萬。(《廣州日報》2002年10月23日)如果”畢業即失業”這種現象大量存在,將會阻斷社會下層向中上層流動的渠道,最後使這些含辛茹苦送子女上大學的家庭,在絕望之余放棄送子女上學。

  為了生存,中國人還有什麼不能賣的?正如任不寐在書中所說的那樣:”往往僅僅出於’活著’的目的,災民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吃飽喝足他們可以做任何殘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無恥的任務,幹任何下賤的營生”。在《現代化的陷阱》裡,我曾用過”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賣靈魂”來形容目前這種道德崩壞的狀況,但看到《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所登載的”被雞頭改變的村莊”一文,看到那塊土地上的人們為了生存,主動將女兒們送上做娼妓那條生存之路;看到由於女兒們從事的”行業”確實使農民們暫時性地解決了”謀生問題”,因而對拐賣他們女兒的”雞頭”們不再憤恨而是感謝之時,我還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國內既然難以生存,那就”適彼樂土”,到海外去吧,中國人愛出國定居,這是所有外國人都知道的事實。中國人的上層以及有點”辦法”的中產階層,這些年都已經將子女送到國外學習,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留在國外的可靠途徑。但這條途徑最近也已經開始出現問題:《中國青年報》2002年1月2日刊出該報記者陳鐵源專題策劃文章,記者在眾多國家對中國留學生,尤其是對中國高中出國留學生的採訪中發現,對他們當中一大批人,除了”留學垃圾”,再也沒有更好的詞去形容了。僅從充斥在媒體的各種令人扼腕的留學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諸如留學賣淫、留學拉皮條、留學吸毒、留學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該記者特別強調,”留學垃圾”並不是個別留學生的個別行為或個別現象,而是存在於整個中國留學生這個大群體中–筆者還想指出一點,近兩年,中國華人學者被控有偷盜技術機密的人越來越多,每年都有那麼幾起發生;去年底還有一位貴為大學研究所所長者,竟然非法私收訪問學者房租6萬多美金隱瞞不報,被控以一級盜竊罪收監。我認為這些犯罪行為可說是”災民理性”驅使的結果。只是國內媒體因為考慮到”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不予報導–如果考慮到”海歸派”隊伍越來越龐大這一現實,可以預見,通過留學定居海外這條”逃生之路”將會越來越狹窄。

  條條路不通的時候,政府與國民共同表現了作者所批評的”災民理性”,兩者都越來越傾向於認為:製造社會不安定的人,不是貪官污吏及麻煩製造者本身,而是批評並指出這種問題根源的人。在他們的政治邏輯觀照下,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是不應該暴露祖國的問題的。與這個思路相伴隨的另一個思路就是,中國人將夢想寄之於毛澤東。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不僅”新左派”懷念毛澤東,工人懷念毛澤東,連”第四代”中國領導人履新之始,也要去西柏坡巡視一番,以示不忘”無產階級革命”之本。不少外國學者對這些現象萬分不解,他們問我:”如果中國人認為毛澤東的統治是好的,那為什麼要改革?如果改革這條路走對了,為什麼上層與下層都要懷念毛澤東?”我告訴他們:中國人最大問題是沒有懺悔精神,至今為止,認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書是被禁止出版的。年輕人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麼,也不知道”偉大領袖”毛澤東到底做過些什麼事情;還因為毛澤東本人,至今也還被中國共產黨高高供奉在神壇上。社會主義制度的謬誤,毛本人的一切錯誤都由”四人幫”承擔,”左”成了共產黨清洗自己的污水桶。工人們懷念毛澤東,是懷念毛澤東時代那種保護缺乏竟爭能力的社會底層的鐵飯碗制度;政治高層懷念毛澤東,是懷念毛澤東時代那種嚴密控制社會一切領域包括思想控制的鐵腕專制統治,以及在國民心目中無上的威權地位。各唱各的調,供奉的偶像看起來是一個人,但在不同階層的人士眼中,這個偶像代表的政治內涵卻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國人為什麼連反思錯誤的勇氣都沒有,任不寐在”中國人為什麼不懺悔”一節中,有很獨到的分析。我至今也未研究過中國人形成不懺悔的文化源自何時,因為孔子曾說過”知恥者是為勇”,但我對共產黨文化缺乏懺悔意識卻非常了解,這種文化其實影響到受中共”黨文化”教育的整整幾代人。中國政治運動次數之多,堪稱世界之冠。我們聽到的只是每次運動中政治地位較高的受害者各種形式的控訴,但卻鮮有人懺悔自己親手製造的罪孽。即使有,那也都是在歷數其他人的罪孽,或推諉於時代環境所造成。老一代共產黨人,至今只有李慎之先生的”革命壓倒民主”一文,對自己參與其中的革命作了反思。也許是在中國”懺悔”太難,所以”懺悔者”往往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譬如瞿秋白先生因出於自述心曲而寫的《多餘的話》,反思他親身經歷的”革命”,因此共產黨至今不肯為他在社會主義禮拜堂裡安放”神位牌”;而方志敏寫的以中國共產黨為讀者的《清貧》與《可愛的中國》,卻永遠成為共產黨革命時期的獻身楷模。

  魯迅當年寫過《阿Q正傳》,認為中國的病根乃在於中國人的精神。其實那時候的中國人還因為傳統道德殘留之原因,盡管崇拜強權,但還沒有可恥地將善與惡一視同仁。80年代中國人也曾反思過國民精神,但淺嘗輒止,以後又是”中國人如何勤勞勇敢,聰明智慧”的國粹自傲佔了宣傳主流。在目前,由共產黨倡導的”愛國主義”與民間與之相呼應的”民族主義”成了主流思潮時–政府甚至要將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等的功過是非重新撰寫–任不寐的《災變論》只能在海外出版,不能不說是中國當代思想界(如果還有一個”思想界”存在的話)的遺憾。

  鑑於這本《災變論》與當代中國政府倡導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精神的必然不相容,我建議那些不喜歡這本書的讀者去找三部影片來看看,一部是反映蘇聯”十月革命”後俄國社會變遷的《日瓦戈醫生》;一部為”Sunshine”,以一位匈牙利猶太裔富人一家三代在20世紀踣跌起伏的經歷,反映了匈牙利這個國家在20世紀的命運;還有一部則是張藝謀導演,反映中國一個普通家庭在20世紀40年代以後命運變遷的影片《活著》。這三個國家有著相同的經歷:共產主義革命。但因為三個國家的文化底蘊以及國民素質的不同,也就決定了這三個國家的國民在這場歷史浩劫中的表現不同。俄羅斯與匈牙利的社會上層雖然同樣被歷史風暴絞得血肉橫飛,但他們內心深處並不認同這場革命,盡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嚴;而中國國民面對自1949年以來所發生的一切所表現的那種自覺與服從,以及浸透這種”自覺與服從”中的畏瑣、卑下,卻是那兩個民族所沒有的。看了這幾部片子以後,我就一直在想,也許就是國民素質的不同,決定了那兩個民族能夠從共產主義陰影下走出來,而中國卻還只能繼續懷念毛澤東。

  一個民族只有認真地懺悔本民族的罪孽,才能成為浴火重生的鳳凰。任不寐的《災變論》雖然讀起來讓中國人不會那麼愉快,但他對國民性的剖析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民族,認識我們苦難的根源。

2003年1月3日~5日
寫於美國NewJersey,其時正值大雪紛揚。

(不寐論壇http://www.sn163.net/cgi-bin/sodbbs/bbs.cgi?id=200211091141)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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