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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9日訊】 當代社會最大的一個諷剌莫過於西方社會自由派（Liberals）的徹底墮落。目前，自由派陣營裡執掌牛耳的領袖人物大多是上個世紀60-70年代成長起來的左派激進份子，如德國的施羅德，費捨爾，美國的喬姆斯基，比爾.莫耶爾，和一大群口號振天的tenured大學教授。這些人自以為代表了世界和平與進步，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促進人類自由人權民主的國際路線，以反美反霸反戰反全球化為幌子，極力為世界上各式各色的專制獨裁提供公開或巧妙偽裝的遮羞布。
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在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劃分與中國、東歐的劃分恰好相反。在西方，保守派往往堅決反共，而中國東歐的堅決反共的人士卻都是一些自由派，如捷克的哈維爾，波蘭的瓦文薩，前蘇聯的薩哈羅夫，中國的魏京生，劉曉波，吳宏達和徐文立等。相反，中國大陸的主張維持中共政權的保守派和“新左派”反而又和美國的自由派在維護共產政權上不謀而合，難分你我。
在美國，除了大學校園外，最能代表美國自由派主張的機構就是美國的公共電視系統 (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幾十年來，PBS製作播放了大量有關中國的節目，對美國公眾的對華態度發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可以說，美國最關心中國的社會精英集團，如律師，經理，大學師生，作家，政府職員等，其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和輿論取向，幾乎全部來自PBS的中國節目。PBS電視網站是美國最大的電視網，覆蓋全美國，一共有349個電視台。以波士頓（WGBH），華盛頓（WETA），舊金山（KQED），洛杉磯（KCET），紐約（WNET），芝加哥（WTTW），費城（WHYY）和西雅圖（KCTS）為主要製作中心，幾十年來該系統花了大量功夫和資金在中國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播放完全反映美國自由派觀點的中國節目，其影響之深遠實在令人振驚。上個星期中國元宵節前夕（2003年2月13日），PBS又一次推出力作，在全美國各地的黃金時段以兩個小時的時間播放了Sue Williams製作的大型紀錄片“赤字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Red），之後立即引起巨大反響。
Sue Williams是PBS中國題材節目的老將，她第一次在中國曆史的關鍵時刻出台為PBS講解中國的時候是1989年6月。那時，整個中國在沸騰，無數的中國公民為了過一個更加自由，民主和清廉的生活走上街頭，以天安門為中心抗議中共政權，繼續1956年匈牙利人民，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1980年代波蘭人民的抗爭傳統，向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權發起挑戰，公開打出民主自由的口號，並在獨裁者毛澤東的巨像之下豎立起了民主女神像。對於中國人民勇敢的反共舉動，美國的自由派十分不舒服，他們覺得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迎合了美國保守派企圖“顛覆人民共和國”的陰謀，認為中國的學生太衝動，中國的人民不懂得中國的歷史。於是在幾百位（甚至上千位）中國民運鬥士被中共槍殺於天安門廣場的血跡未幹之際，在中共全面追剿“反革命暴徒”的歇斯底裡之計，在全美國人民對中共6.4屠殺極端憤怒之計，美國的PBS推出了Sue Williams製作的大型紀錄片“革命中的中國”(China in Revolution)，以“客觀冷靜”的歷史分析，向激憤的美國人民講中共黨史，以十分同情中共的情調，解釋在天安門開槍行暴的那一些共產黨人，原本是一群“為真理而奮鬥”的進步人士，是飽受了世界上最保守的反動勢力（國民黨及其美國保守派）迫害的一群中國人民真正擁護愛戴的領袖。
本人當時正在美國一個十分自由派，毛派份子成堆的大學上研究院，上上下下的自由派份子把Sue Williams和PBS當作英雄，認為這一回“革命中的中國”又把中共6.4大屠殺激發起來的美國反共情緒壓了下去，美國大眾又因此而對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有了“政治正確”的理解和“歷史的眼光”。之後不久，為了徹底解脫中共，PBS又推出了爸爸是美共援華專家，自己是文革紅衛兵的Carma Hinton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廣場，”把6.4大屠殺的責任毫不客氣地推到“驕橫、衝動、幼稚”的中國學生領袖身上。
十幾年後的今天，東歐已經解放，蘇聯已經垮台，台灣進步繁榮，民主自由人權之花在布拉格、華沙、莫斯科、台北、漢城各地到處開花結果，而為了挽救中共政權的“經濟改革”在中國已嚴重觸礁，失業、腐化、貧富差距等巨大問題又迫使人們回到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及民主自由人權在中國是否應該立即實行的核心問題。在這個中國曆史的關鍵時刻，PBS又推出Sue Williams來做說客。這就是“赤字中的中國”出籠的國際大氣候。
“赤字中的中國”花了三年時間，對生活在中國幾個不同層面的十位人士進行追蹤報導，著力描述中國經濟改革和全球化過程中的社會代價和個人痛苦。整個影片對中國人民的艱難困苦充滿了同情。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影片中十位人物會產生強烈的感受。
但是，Sue Williams的良苦用心並不只是在於同情中國人民的疾苦。對於普通美國老百姓來說，“赤字中的中國”最大的觀後效果和64大屠殺時播放的“革命中的中國”一樣，在於美化中共政權，將中共的種種制度性的暴行逆施又一次放到“歷史的眼光”之中加以平淡化甚至合法化。看過“革命中的中國”後，一般的美國老百姓很難再將“共產主義政權”和剛剛開槍殺人的中共領袖集團看成是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暴君。同樣，看過“赤字中的中國”的美國老百姓，也很難對慕綏新這樣的共產黨惡棍和他所代表的反動透項的官僚體制產生強烈的反感。相反，影片中的慕綏新之流是令人同情的，有魄力的領袖人材（就像混亂的意大利一樣，中國需要墨索裡尼似的惡棍來治理和達到安定團結！）
不錯，影片引用了康曉光和吳敬璉對中共貪污腐化的強烈指控。但是究竟什麼是貪腐的真正原因？Sue Williams避而不談，反而冒天下之大不諱，緊接著康曉光的尖銳指控，利用首都鋼鐵公司車間主任之口，把中共幹部貪污腐化歸罪於怕丟掉工作而主動向中共幹部行賄送禮的普通工人！換句話說，對權力的專斷，對司法，輿論系統和就業機會的壟斷，與共產黨幹部的貪污腐化毫無內在聯繫，而絕望恐懼中的工人將中共幹部“逼良為娼”，難怪這位車間主任對賄受行賄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我們常說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個大混蛋。Sue Williams和PBS不僅不反中南海的皇帝，連共產黨的貪官也不敢反！這不是美國自由派的墮落是什麼？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在目前中共危機重重，國際大氣候猛烈推促全球民主自由的時候，美國的自由派究竟想通過“赤字中的中國”表達什麼樣的終極意念？很簡單，Sue Williams繼承了美國自由派幾十年來的另一個陰暗的心態，即認為中國人根本就不配享有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根本就沒有民主自由人權的文化基因和歷史傳統。這正是鄧小平、江澤民無休無止地鼓吹的自由我糟踐的“生存權”理論的核心。1949年，美國親共自由派的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說出了代表美國自由派觀念的名言：“共產主義不適合美國，但適合中國。”費正清雖然是美國的中國學大師，但其文化偏見誤人子弟達半個世紀之久。他的偏見和學識雖然已經遭到余英時、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馬若孟（Ramon Myers），墨子客（Thomas Metzger）和Paul Cohen等人的批判，但是其“共產主義不適合美國，但適合中國”的論段陰魂不散，依然壟罩PBS。
Sue Williams在“赤字中的中國”中集中描述中國人的消極本性和忍辱負重的精神。受採訪的陝西栗花村農婦Tian Xiaowei 口中冒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個無用的人。”成功的企業家，窮愁僚到的村婦以及有藝術天才的青年”一概是一幅陰沉沉的形象，永遠在彷徨和期待之中。
而所有這些，都與政權性質毫不沾邊，而是中國人文化的特性：Sue Williams在PBS的網站中毫不隱晦她對中國人的文化偏見。請看她如何坦白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可以有民主自由：“今我不舒服的是這樣一種想法，即其它所有的國家都來景仰我們（西方社會）所發展起來的這套（民主）制度。對不同的人來說，自由和民主有不同的意思；他們也許用同樣的詞彙，但他們所要表達的和我們所要表達的意思不一樣。在西方，我們花了幾百年的時間和不少流血的動亂才發展成我們的民主制度，而在中國的政治，文化或信仰系統的歷史中，幾乎根本就沒有可以建造一個類似於我們這種（民主）制度的東西。（原文：“…i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assume that the system we have developed is the one all other nations should aspire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mean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they might use the same words, but not mean the same thing as we do. In the West, it took hundreds of years and much bloody upheaval to develop our democratic system and there is litt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cultural, or belief system upon which to build a similar one…”）
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只需要生存權，不需要自由民主人權法制，因為“民主和自由”是相對的，是西方社會的壟斷，中國人根本不具備民主自由的文化歷史基因。
這是一種赤裸裸的西方種族優越論，是費正清“共產主義不適合美國，但適合中國”的謬論的繼續，是一種糟賤中國人的一種惡劣的文化心態。如果這種話用來指波蘭文化，日本文化，墨西哥文化，黑人文化，俄國文化，說這種話的人在今天的美國一定是一個千夫所指的種族主義分子！
事實上，Sue Williams並不了解滋養了民主自由的西方文化根基。在西方，並不是在幾百年前的某一天突然一下子萌發了民主自由的種子，而使西方文化從此走上了與亞洲專制文化絕然不同的道路。恰好相反，民主自由是一個跨國界，跨種族、跨文化的全球性的共同價值觀。不能說中國90多年前有皇帝，90多年來有威權政治就說中國人在文化上就不配發展民主自由的觀念。相反，如果文化基因果真和民主自由有關，那麼西方基督教文化範疇內的上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愚昧專制，路易十四專制，納粹極權暴政，蘇聯的共產主義滔天罪行，南非的白人種族隔離，美國幾百年的奴隸制，北愛爾蘭的恐怖主義慘劇等等，並不比中國傳統文化歷史中的專制好到那裡去，應該早就使這種所謂的西方文化基因失去了效力。因此，中國曆史與現實中的各種暴政與專制，與“民主、自由”的文化基因毫無根本的關連。中西曆史上存在同樣的落後與殘暴，為什麼西方人有資格通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來消滅反民主反人權的專制，恐懼和暴行？而中國人卻一定要有那麼多莫名其妙的“特殊國情”和“文化基因”而不配享有和西方人一樣的做人的尊嚴和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間？
在Williams這類美國自由派人士眼裡，中國人永遠是長不大的孩子，永遠只會在斷絕了民主自由文化基因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絕境裡面對來自“優越民主自由文化”的DV攝影機的鏡頭，嘟嘟囔囔地期望“賢明廉潔”的君主–如鄧小平、朱□基和慕綏新之流–來拯救可憐的陝西農民和沈陽工人，盼望“優越民主自由文化”納稅人捐獻的金錢通過世界銀行來施捨給中國國有企業，以解決中國人無法自己克服的大災難。
余英時先生在1993年評價費正清時說，“四十多年來他和許多‘中國通’對中共發展的估計，幾乎沒有一次不錯。”同樣，PBS及美國墮落的自由派們在對待中共的問題上，沒有一次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反而助紂為虐，替一個世界歷史上少見的殘暴政權一次又一次地添加遮羞的光環，愚弄不知底細的美國大眾。“赤字中的中國，”正是這種惡劣行徑的又一寫照。
──原載《新世紀》原題：從電視片“赤字中的中國”看美國自由派的繼續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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