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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2日訊】說到中國的經濟，主流經濟學界和電視報刊給廣大人群的印象是：經濟發展的速度極快，以前叫“騰飛”，現在則是8％；中國人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小康”；中國的GDP、外貿總額什么的也已創造了巨大規模等等。還有的報刊渲染說，我國13年來的經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為二百年來所未有！听這說法，令人摸不透200年前的中國究竟出了什么神奇。
現在，當世界不少國家的經濟發展發生“減速”、有的國家還發生了“經濟衰退”的時候，只有我們中國的經濟“風景這邊獨好”，仍在“健康、穩定、持續”地高速發展著，并且可以一直持續到本世紀中葉，直到超過當今世界經濟的龍頭“老大”—-美國！
但是，話說得太妙，往往反而會令人生疑。我國歷史上有個特點，凡是真的“形勢大好”時，例如1963-1965年的經濟調整時期，報刊上倒也并不怎么湊熱鬧式地跟著大聲叫好。而到了1960年經濟空前困難的時候，主要報刊上卻整日价“形勢大好”、“形勢極好”、“形勢一派大好”的標語口號式宣講滿天飛；到了1967年7-9月份，全國武斗、天下大亂，這時候卻反倒說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可見，形勢到底如何，還不能光看怎么說的。
況且，目前中國經濟在“宏觀”上的不少統計材料，令人感到并不能放心。
例如，人們說中國經濟正在“健康”發展，但怎么診斷出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條診斷標准不應當是“發展速度”，而應當是“總供給”与“總需求的平衡。就像一個孩子那樣，抽條太快，長成了豆芽菜，體內失去了勻稱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國的經濟發展的“供求平衡”的狀況，到底怎么樣呢？
著名經濟學家們在電視里講：我國一個是投資增長，一個是外貿增長，有了這兩件寶物，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平穩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這种說法并不合乎邏輯，單有投資增長和外貿增長，并不能保證經濟達到“供求總平衡”。而且事實也恰恰相反，數据顯示：中國的“總供給”已經大大超過了“總需求”，出現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僅沒有一种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商品种類中86％均供過于求，而且國內的“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已經高達4万億元之巨！這個數字在1996年約為1.33万億元，經過5年，于去年達到3万億元庫存。而現今僅只1年，就飛速脹大到了4万億元，它与GDP的比例約為41％。這是個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國似乎沒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興高采烈，高唱贊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國家，這個比率通常不會超過1％！
再看看商品房，据統計，1999年的前5個月，我國住宅投資額、商品房竣工面積均比頭年同期增長3成多，而商品房銷出的面積，僅比頭年同期增長13.65％，也就是說，我國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年三年的商品房可供量為44018万平方米，因此計算出當時的商品房空置率為16％，當時有專家說，這种比率是一個“危險期”。但中國人對什么“危險”歷來是滿不在乎的。果然，3年過去了，大家相安無事，時至2002年7月底，据報道，全國商品房的空置面積仍在大增，已經高達1.2億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國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為26％，這個數据是美國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國際警戒線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國遍地大興土木，拼命地蓋著華貴大廈，商品房价格也居高不下，有誰真的拿“危險期”當回事了嗎？
由于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來，縱使金融業沒有腐敗的問題，僅只由于我國消費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積壓，國家的金融都會自然而然地發生難以避免東滌炕壯b賬”率。因為商品積壓么，因此全社會資金就必然陷入周轉不靈。何況，目前在中國腐敗已經浸潤了各行各業、正在深入骨髓。中國的“坏賬率”到底有多高？始終沒看到清楚的材料。人們的猜測在20-60％之間。2002年2月間央行行長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將我國不良貸款率降到15％。這個15％其實也是個超高指標，但還要使用3年的時間，并使足一把勁儿來爭取，可見目前我國呆賬率之嚴重。而獲悉，西方國家的銀行不良貸款率，居然通常也僅有1％！
可見，中國經濟的“庫存承受力”和“呆賬承受力”，的确是异乎尋常！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國家，41％的庫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30￠H的銀行坏賬率，它們早就完蛋了。
以上數据表明：中國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不是大了一點，而是實在太大了。
那么，令人不解的事情來了，我國的經濟再繼續高速發展下去，已經過大的“總供給”不就更加大了嗎？在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家甚至大量舉債，進行投資，用以彌補來自民間的气力不足的“總需求”。但無論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是投資電力、輸气、乙烯項目之類，還是制造業，總之，錢花了，雖然醫得眼前瘡，但不可避免的進一步的結果只能是：“總供給”在以后只會越來越巨大。
這樣，投資越多，生產得越多，然后“總供給”進一步与時俱進地膨大，“總需求”只能相對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賣不出去，日后的工商業必定就會更加艱難。從而，形成人們常說的“惡性循環”。
顯然，若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只能擴大總需求，讓總供給有個去處，方能盤活企業資金、使企業能進一步生產而不出現銀行呆賬，因而改善資金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因此，為了“擴大總需求”，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呼吁“擴大內需”。擴大“內需”，顯然是個很正确的看法。因為中國的“出口總額”在國內的GDP中，只占20％，這雖然比美國的7％的比率大不少，但与歐盟諸國相比也并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盡管在世界經濟不景气的情況下，我國的出口總額還是增長不少，但畢竟“外需”在我國只占一小部分。而GDP中80％還是須由“內需”來消化。
那么，我國的“內需”情況到底怎么樣呢？
先看廣大群眾的消費力吧。照理說，這個消費力應當主要來自全國“工資總額”，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國的“工資總額”的情況。
全國工資總額，應當是我國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個大頭。它到底有多少呢？1999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僅有0.987545万億元；2000年也只有1.065919万億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為何，我在网上至今沒有查到。据我估計，就是到了2002年，全年工資總額也就在1.2万億元左右，不會高到哪儿去，因為今年國家職工沒有漲工資。而2001年國家財政給全國4500万人漲工資，也就是拿出了700多億元。若是這700多億元都流進了消費品領域，要消化掉3-4万億元庫存，也正合了一句成語，叫“杯水車薪”吧。
關于“工資總額”，根据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我曾把“工資比重”的情況計算如下：
年份﹐ 國內生產總值(GDP)（億元）﹐ 工資總額合計（億元）﹐ 工資在GDP中比重（％）﹐ 工資比重的年增長百分點
1978 3624.1 568.9 15.7 -0.38
1979 4038.2 646.7 16.0 0.32
1980 4517.8 772.4 17.1 1.08
1981 4862.4 820.0 16.9 -0.23
1982 5294.7 882.0 16.7 -0.21
1983 5934.5 934.6 15.7 -0.91
1984 7171.0 1133.4 15.8 0.05
1985 8964.4 1383.0 15.4 -0.38
1986 10202.2 1659.7 16.3 0.84
1987 11962.5 1881.1 15.7 -0.54
1988 14928.3 2316.2 15.5 -0.21
1989 16909.2 2618.5 15.5 -0.03
1990 18547.9 2951.1 15.9 1.79
1991 21617.8 3323.9 15.4 -0.53
1992 26638.1 3939.2 14.8 -0.59
1993 34634.4 4916.2 14.2 -0.59
1994 46759.4 6656.4 14.2 0.04
1995 58478.1 8100.0 13.9 -0.38
1996 68593.8 9080.0 13.2 -0.61
1997 74772.4 9405.3 12.6 -0.66
1998 79552.8 9296.5 11.7 -0.89
1999 81910.9 9875.5 12.1 0.37
根据《中國統計年鑒》，以上數据均為“當年价格”，因此不是“可比价格”，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數”；“工資總額合計”是指國有、集體和其他所有經濟單位的職工工資總額合計。它包括的范圍是：（1）計時工資（2）基礎工資（3）職務工資（4）計件工資与計件超額工資（5）各种獎金（6）各种津貼（7）加班工資（8）其他工資。在《中國統計年鑒》里，“國有經濟單位”，除了各种經濟行業以外，還包括：（1）國家机關、政党机關和社會團體；（2）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3）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4）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5）社會服務業。
從這份表上，人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這個比重，在改革以來的絕大多數年份里是負增長。正因為我國“工資總額”的比重如此之低，所以，腐敗這匹“野馬”在中國才有了廣闊的錢財世界可以縱橫馳騁。
在這樣一個很低的“工資總額”之下，1995全國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資不到460元；而直到2001年，也就只有780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費用頗高的北京，据宣布，人均月工資收入大約也就1000元左右。當然，這里都是“當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
我們還可以吃惊地發現：1998年的數据是，美國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7.8倍，日本則是中國的29.9倍，而韓國是中國的12.9倍。而數据還表明：韓國在1962-1982年20年間的經濟發展奇跡中，平均年增長率也不過就是8.3％。而据我國公布的統計，我用几何平均法計算了一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1999年的22年間，平均增長率高達9.6％，比當年韓國“起飛”的速度要高。韓國60年代初的“人均國民收入”也不過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資怎么會比我們高上10几倍呢？我們的錢都到哪去了？
我國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絕大多數城市居民也并不是“高收入”。公開的統計材料就能說明這一點。例如，2001年被認為是我國城市家庭收入“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的1年。据宣布，全國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按可比价格比2000年增長了8.5％，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么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元12＝571.67元，老天爺爺，人均竟只有區區159.68元！所謂“可支配收入”，在統計上的“定義”是指：“被調查的城鎮居民家庭在支付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及其他經常性轉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實際收入。”但是我發現，盡管都是國家公布的數据，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國工資總額”兩項數据是對接不上的。
据网上報道，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稱，2002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長7.5％，扣除价格上漲因素，實際增長6.9％。這個數据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1年起碼可以達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億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總計就將為2.5-2.7万億元。實際上，全國的工資總額只可能有1.1-1.2万億元。所以，我疑心這里是否錯將“戶均”說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對，如果按“戶均”計算，那可支配收入總額將只有6900-7500億元，又太少了。總之，牛頭有點對不上馬嘴。我想，如果是隨机取樣的抽樣調查，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總量上就超出了“工資總額”約1倍半。難道我國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万億元嗎？只能用一句南方話說：天曉得！
這里可能還不包括富豪們的“黑色收入”。
我們再來估計一下老實巴交的中國勞動農民主體的收入。据网上報道，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說2002年一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594元，比頭年增長1％，考慮价格因素，實際增長1.3％。但在我看來，這個數字是否有點過大？照此計算，農民人均現金收了J全年就將近2400元，中國農村約有10億多人口，那么全體農民的全年收入將超過2.4万億元，占了GDP的1/4。這有可能嗎？
但是，僅据上面國家統計局的算法，農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1/3。而從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的比例來看，90年代以后，農民儲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約每5年下降5個百分點，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億農民儲蓄的總量約1.4万億元，人均存款只有1400多塊錢。但即使這么點錢，我也很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兩年到底還會增加多少？銀行部門和統計局應當能算出來，只是沒有公布。從蚶o些數据看來，我認為，全國勞動農民不大可能1年花掉2.4万億元。据統計，在農村；A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僅占20％左右，近80％的農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們的生活肯定比較困難。
因此，全國勞動農民的消費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費總量還要略差些。
讓我們再從宏觀上看看“居民儲蓄”吧。
自從改革以來，直到1999年時，除了1995年以外，從來沒有“居民儲蓄增加額”超過了“工資總額”的時候。但即使這樣，也顯得事情有些不對頭，因為“儲蓄增加額”相當高，几乎可以約等于“工資總額”的80-90％。1995年，“居民儲蓄增加額”居然比該年的“工資總額”還多出44億元。這已經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還在后面。
當我知道了今年5月末居民儲蓄“突破8万億元”的消息時，又看到“定期儲蓄”從2001年末的26.3％猛漲至2002年5月的56.1％。我就感到，這是全社會腐敗加速的明确信號。我寫了文章，企圖說明這個問題。我國從2001年9月至2002年5月，僅只3個季度，居民儲蓄就提高了1万億元，從7万億元達到8万億元。這就是說，若是4個季度的時間，居民儲蓄將達到1.25万億元的增長。我認為，1.25万億元這個數字非同小可，因為我們不是西方國家，我國的“工資總額”在GDP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近90％的錢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僅有0.98万億元；2000年也只有1.06万億元！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額“新增儲蓄額”將會大大超出“工資總額”！1995年不過超出了44億元。今年可好！起碼將會超過1000億元了。
但后來的事實，又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据報刊興奮宣布的消息，國內居民儲蓄總額至9月末已經高達8.45万億元！這就是說，從去年9月末的7万億元到今年9月末，1年之間，居民儲蓄總額居然狂漲了1.45万億元！比我原來預計的還要高出2000億元，我看，“新增居民儲蓄”將超出“工資總額”高達3000億元了！這原因不說自明，就因為巨量“來源不明”的錢擁入了“居民儲蓄”，才會造成這种景象，所以，腐敗在加速，而且在急劇加速
特別是2002年，中國富人追求腐敗的厲害度，實在是非同一般。
這里有兩個問題很清楚：
（1）工資總額是勞動者們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進入居民儲蓄。按照目前經濟學家們夸張的計算，就算恩格爾系數已達到50％左右，中國已取得了偉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國工薪老百姓起碼還需要5000億元用于吃飯，農民的吃飯問題也還需要一個大數目。由于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巨大，我們先說城市，即3.6億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飯要用掉109-115元錢，從日常生活經驗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還要約用120元錢用來買衣服鞋帽、市內交通、孩子上學、老人生病、房租（或購房）、買日用品等。夠不夠？這樣一來，似乎把那些沒有“腐敗”气味的“工資總額”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鎮普通居民1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農民1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計，全國老百姓每年增加長期存款（無論活期定期）能有個2000億元（城鄉各1000億元）、即總收入的1/10也就不錯了。但我們目前1年增加的儲蓄總額竟高達14500億元，比我想象的多出14-15倍來。這就是說，現今銀行中90％以上的新增儲蓄額，特別是定期儲蓄，并非來自工薪一族，起碼不是來自該族的工資收入部分。
（2）既然新增居民儲蓄的主要部分不是來自“工資總額”，那么，目前這憑空掉下來的1.3万億元以上的新增儲蓄，到底是從哪里來的呢？答案只有1個，腐敗。
在我看來，腐敗的金錢有几個流向：一是流向國外，一是流向豪華的洋房、汽車、還有出國旅游、吃喝嫖賭等，再就是大量進入了“居民儲蓄”。為什么呢？讓我們來分別看看。
中國大量的腐敗黑錢正涌流向國外，美國、澳洲、東南亞無所不有。据報刊材料，我國1997-1999年以“攜款潛逃”為標志的資本外逃為520-530億美元，那么，2000-2002年被腐敗分子“席卷而去”的錢又有多少呢？假設按照“居民儲蓄”的那种增長速度，起碼應當達到600-800億美元了，也就是6000億左右的人民幣。當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僅只有780元時，可以气死全國人民的是，數千個或万余腐敗分子竟然能把几千億元搞到國外去！這里邊是否也有國家机關或人員的失職問題？我們沒有見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辭職”，而只見人們不斷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頌德。
我看，中國黑錢大量外逃的規模，應當引起國人的重視了。
所以，居民儲蓄的狂漲，并不表明“整個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為什么居民儲蓄既不向消費分流，又不向投資轉化，少數人收入的腐敗性就是深層次上的原因。對此，經濟學家們通常是不加考慮的，或者他們不屑于講這些事情。到底為什么？有人說，可能因為有的經濟學家自己就是百万富翁、甚至是億万富翁的緣故。
既然每年有一万几千億元的錢進入居民儲蓄、而且又來路不明，是不是應當查一查呢？檢查來路不明的錢是否國家的職責？我看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那些大戶的錢。否則，國家的各种銀行豈不是成了“洗錢”的大塊肥皂了。如果實在不愿意查，那就會令人疑竇叢生。人們過去指責瑞士的銀行制度包庇坏人，為其洗錢，但若是國內的銀行也可以允許居民存起大筆的錢而不問其來源，那中國的銀行豈不變成世界最大的“洗錢”場所了？那么，國內的貪官也就變成名副其實的“制度的產物”了。
在國內，由于各商業銀行從來不問存戶巨款的來源，不需要任何鑒定或監管，而且曾經長期有“中國特色”地不采取儲蓄實名制，所以，20年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錢場所。經濟學者們也很配合，他們將存錢稱為“隱私”，似乎誰要過問，就會破坏市場經濟！誰就是“紅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過，似乎比洗錢的“罪”還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從如“北京西客站”這樣大大小小的建設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樣一些“豆腐渣”工程中、還是挪用私分三峽移民款，還是從各式各樣的行賄受賄大量弄到黑錢，他們就都會毫無顧忌地將錢存到銀行，以后再用來投資、買房、購車、嫖賭。因此，在中國，黑錢、白錢和黃錢，都一概自由地流來流去，好像一切都順理成章。這种對“暴富者”的嬌縱，如此大量地泛濫，在西方法制國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讓我們再從宏觀上大致估計一下中國的“腐敗量”。
腐敗，簡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么。首先來看中國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國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几种：
1、工資總額；
2、農民的農牧漁副等業的勞動收入；
3、自由職業者的合法經營收入；
4、私營業主的那部分合法的所謂“紅利”；
5、稿費、專利費等“知識產權”收入；
6、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勞務費”；
7、居民正當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項“收入”以外的各种“收入”，是否都是“腐敗”，還可以探討。但可以确定為“腐敗”的是：
1、貪污、行賄受賄、公款私分、權錢交易的“回扣”“好處費”等形式得來的錢款；
2、刑事犯罪，如搶劫盜竊、高技術犯罪、各种詐騙等得來的錢款；
3、妓女所獲得的錢款；
4、非法攤派、非法集資；
5、大部分“灰色收入”；
6、用于權勢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費旅游、公費出國游樂的公款，也是腐敗之一部分。
分析的困難是，我們很難得到上述各种“收入”的确切數据，所以，對全社會“腐敗量”的計算，就會有很多困難。例如全國官員貪污收入的“總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難計算出來，國家統計局也沒有公布過類似統計。而上述第6項的錢款，在“官員腐敗”的現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還不能計入“貪污總量”。所以，腐敗，除了可以并應當“量化”為有權者們的“貪污總計”，給人們一個數量概念，還表現為一种社會丑惡行為不斷擴張的趨勢。例如單位用公款給“領導人”買昂貴的商品房、或高級的專用設備，也不是廉洁，而是一种腐敗。現在還有一种現象，即“有權者”并不一定就是單位領導人，掌握這各种權利的人，即使是醫院收款員，手持罰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為自己謀利。這已經是非常可悲的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腐敗。
所以，“愛國”可以，但千万不要愛屋及烏，不要同時也愛上我們國家的腐敗。
要估摸國內腐敗的“總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敗”的那部分共有多少。除“工資總額”和勞動農民的農牧副漁業收入這兩個大頭外，其他的很難查到國家的有關統計數据。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費總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會很多。自由職業者的收入總量是否有統計？也很難說。稅后的“存款利息”本來應是合法收入，但若是“款本身就是貪污所得，那么“存款利息”也就很難被認為全都是清白的。何況多次降息后，這部分錢的總量也不會太大，我估計每年也就在1000億元上下。至于私企業主的“紅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樣，也不能一概而論地稱其為“合法收入”，若是該業主在“原始積累”時就是靠“黑錢”或賄賂起家，那么其“紅利”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國，肯定有大量私企業主与腐敗官員的權勢勾結的現象，應予查處。至于腐敗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這樣的普通研究人員更是無法查清的，必須由“有關部門”來查處。有人在報上曾開玩笑說，“有關部門”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難找到的單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并擊倒腐敗，還必須讓“有關單位”浮出水面，而且須在制度上使“有關單位”充滿廉洁官員，才有可能最后獲得成功。
我國以“工資總額”和勞動農民的勞動收入為主體的、全沒有腐敗味道的正當合法收入，我估計，現今1年里其總量應當在2.2-2.3万億元上下。農村人口雖然約為城市人口的3倍，但是正當的、沒有腐敗气味的農民收入，也應大致在每年1万億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敗”？還可以研究探討。但依我看，城市里帶有點腐敗味道的居民收入應在每年1.2-1.3万億元左右。也就是說，有腐敗气味的“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當也在2.2万億元左右，另外用于腐敗“支出”的公款，還有一個廣大的數目。依我看，沒有腐敗、或腐敗气味不太多的錢款，在GDP中占1/4左右，但養活了99％的民眾；而腐敗之款，在GDP中約占1/3左右，它則供養著占人口總數約1％的富人無懮無慮地吃喝玩樂、狂嫖濫賭。
這种估算是否合理？還有另一個佐證。据公布，我國200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達到了3.76万億元。若是工資總額1.1-1.2万億元，農民的勞動收入1万億元，兩項相加為2.2万億元，就是說90％以上的人們的清白收入，可以占到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可不是GDP!)的近60％。假若全國自由職業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費還有10％的話，也就是說，起碼有30％規模的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不清白”或“不怎么清白”的收入買掉了的。該數量可以估為1.1-1.2万億元。此外，全國富翁婆們購買高級住宅和高檔汽車應當還有一個大的款數，若人均花100万元，就是13-15万億元，但它們不是1年之內就花掉的，可以暫不考慮。很明顯，上述1年間的全國腐敗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儲蓄”中“非工資勞動收入”的那個部分，也正巧是在2.2-2.4万億元規模。
這种估算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卻很要緊。我國在宏觀經濟上出現了這么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現了腐敗的某种大趨勢，實在使得廣大人民很難放心。
在我國，80年代的“腐敗”現象曾經引起人民普遍不滿，但90年代后又大進了一步，我認為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賄賂公行”。行賄受賄都上了一個台階，深入到了各行各業和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權都和錢聯系了起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為自己能多獲得錢、多多享受而奮斗，并已經毫無顧忌。這令人想起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往事，貞觀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李世民曾指責他父親時代的第一高位的權臣裴寂：“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可見李淵做皇帝的“武德”年間，也有流行“賄賂公行”的劣跡。李淵不懂得治國的真諦。而由于李世民厲精圖治，虛心求諫，議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几年里，就使得隋末大亂的形勢變為“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會生活畫面。可惜的是，在中國兩千余年的黑沉沉的皇權制度下，這個僅有23年的“貞觀之治”只是閃現出一線光明，中國歷史上再沒有一個時代能達到“貞觀”的水平。由此可見，皇權政治的效率實在太低了。
我想，一個公然腐敗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治久安的。(20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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