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2003年7月﹐陝西省安康市旬陽縣桐木鄉涌泉村﹐在5天之內竟連續發生了3起農民自殺事件。該事件經過8月11日中國央視一套《新聞調查》欄目詳細披露後﹐在社會上引起了的極大震動。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看來遠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嚴酷。
第一個自殺的農民叫李立文。他自殺的原因是因為桐木鄉政府派出的工作組要對他處以罰款。罰款的原由是﹕他在退耕還林的地裡栽了桑樹﹐並套種了黃荳和紅薯。這儘管違反國家《退耕還林條例》的規定﹐但事先政府卻並沒有向農民宣傳相關的政策法規。然而﹐在事後﹐也就是作物即將成熟﹑收穫的時節﹐鄉政府的工作組進駐了該村。工作組的官員既要農民拔去作物﹐又要對農民進行罰款。李立文一家年收入200元都不到﹐卻要交多達560元人民幣的罰款。被逼無奈之下﹐他吞服竟還是賒來的農藥自殺。
政府本來是為民眾效勞的服務性機構﹐現在卻異化成了一個創收的企業。而它創收的對象﹐竟是貧困至極的農民。自殺的李立文的年齡已接近60歲﹐他還有一個聾啞且智力不太正常的妻子。而在西方國家﹐60歲以上的老人和殘疾人﹐卻是政府福利政策尤其關照的對象。
第二個自殺的農民叫李祥﹐是一個村民小組組長。李祥所在村民小組的農戶﹐年初在鄉幹部的號召下﹐大多在退耕還林的地裡套種了經濟效益較高的烤煙。然而﹐朝令夕改的鄉政府﹐在烤煙即將成熟﹑農民馬上要見到效益之時﹐又開始下山摘桃子了──對套種烤煙的農民處以罰款。以鄉人大副主任薛成芳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該村民小組後﹐他們大白天公開利用工作時間在房間打麻將﹐卻指使村民小組長李祥去農民家裡收罰款。李祥既不願違背良心去收農民的罰款﹐又無力抗拒強大的鄉村政權的野蠻政策﹐最終只有選擇自殺。令人氣絕的是﹐李祥喝下農藥被家人發現後﹐與李祥同住在一個大院的工作組官員﹐面對李祥家人的求救聲竟沒有任何作為。最後還是較近的另一個山頭的村民﹐在李祥家人的呼救下趕來搶救﹐終因時間耽誤﹐李祥死在了鄉衛生所。
工作組官員面對農民自殺所表現出來的冷漠﹐使我想到了清代傑出詩人袁枚。袁枚在某地做官時﹐有一年﹐該地遇到了蝗災。面對肆虐的蝗蟲﹐作為父母官的袁枚竟對天嚎咷﹕「蝗蟲啊﹗你吃掉我的肝肺吧﹐求求不要再吃老百姓的莊稼了﹗」袁枚作為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官僚﹐尚能愛民如此。而天天高喊「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鄉村官員﹐卻對自殺農民見死不救﹐表現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冷漠。他們哪是什麼人民的公僕﹗他們不就是一群活生生的﹑啃噬農民利益﹑甚至農民性命的蝗蟲嗎﹖
第三個自殺的農民叫陳音富。他是在料理完好友李祥的喪事後不久上吊自殺的。自殺的原因是因為鄉派出所警察在調查李祥死因時﹐對他進行了長達7個多小時的審訊。陳音富之所以受到審訊﹐緣於鄉人大副主任﹑工作組組長薛成芳為了洗脫自己在李祥自殺一事中的幹係﹐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給派出所警察寫了一個紙條﹐指稱李祥的死與陳音富有直接關係。這難道僅僅只是在誤導警察嗎﹖這分明是在提供偽證。如果說李祥的死體現出鄉村官員良心的冷漠﹐那麼陳音富的死﹐則使人們看到鄉村官員靈魂的卑劣。
第一個喝下農藥自殺的農民李立文﹐儘管被鄰居及時發現﹐經搶救活了下來﹐但面對央視記者採訪時所流露出的眼神﹐依然是對未來生活的絕望和無奈。第二個和第三個自殺的農民李祥和陳音富﹐都是31﹑32歲的壯年﹐身後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幼兒和年輕的寡妻。他們的妻子懷裡揣著幼孩﹐面對央視記者採訪時的淚流滿面和慘痛的哭聲﹐令人不敢想像這些孤兒寡母們未來的生活。
如果不帶任何偏見的話﹐應該承認「三個代表」是個好東西。但「三個代表」在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受到無限尊奉的同時﹐卻在中國大地（尤其是農村）受到最廣泛﹑最嚴重的踐踏。其實﹐「三個代表」只是目的﹐而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卻是民主和法治。因而﹐扎扎實實地從制度上推進民主和法治建設﹐從實踐層面上給人民兌現「三個代表」的承諾﹐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轉自《民主論壇》asiademo.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