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8日訊】知識份子這一身份的另一表達就是「批判」，不批判則無以言知識份子。也許，這是知識份子所以言知識份子的一條不成文的「定律」。因為，「知識份子」的稱謂就是在知識份子的批判聲音中誕生的，它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自己的批判宿命。
讓我們把目光回轉到一百年前的法蘭西。
1898年，已經塵埃落定的「德雷福斯案」終於驚動了當時的知識界。愛彌爾．左拉激於正義，決定以書信向全國揭露這一事件的真相。這封信起初擬題為 「致共和國總統」，實際上這是聲討體制有意製造冤獄的檄文。左拉在《曙光報》主編克羅蒙梭的辦公室聲情並茂地朗讀自己的傑作，這位主編當即決定撤下已經排好的稿子，立即上左拉的這封信。就在簽發稿件時，他的眼睛落在了這封信的標題上，「致共和國總統」？「這有點像地方政府給總統的信」，這位主編明確向左拉表示：「我不喜歡這個題目」。說著，他逕自拿起筆，在文章的上面另外寫下了幾個已經深深楔入歷史的大字：「知識份子宣言」（又譯「我控訴」），於是，具有明確稱謂意義的「知識份子」概念就這樣在這位主編的辦公桌上誕生了。「注」
很顯然，沒有「德雷福斯案」，沒有左拉的義舉，就沒有「知識份子」的稱謂。知識份子是和左拉排炮一般的「我控訴」的憤怒的聲音同時誕生的。這個聲音向世人宣喻了知識份子的特殊使命「批判」。
請聽－－
「知識份子最大的貢獻就是保持異議。」
「知識份子的責任就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
「知識份子從定義上講是處於對立面的」。
「知識份子是否定性的傳播者」。
「知識份子扮演的應該是質疑而不是顧問的角色」。
「知識份子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認為自己所持的是准政治的對抗立場」。
「知識份子必然被看作是邊緣化的批判者」。
「知識份子是支持國家的理念重要，還是批判更為重要？我的立場是批判更為重要」。
「知識份子具有先鋒的使命，應該逃離加之於它的法則、實踐與制度而追求某種具有可能性的東西，即『真正的批判』」。
「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只有一個理由，即他們必須是批判的中心。」
…………
這些出自鮑德裡亞、喬姆斯基、薩伊德等西方知識份子之口的聲音實際上都是左拉聲音的延續。左拉的聲音和後左拉們的聲音已經形塑了現代以來知識份子的批判形象。如果給這個形象送上一個比喻，那麼「梟鳴的貓頭鷹」庶幾可以成為它的剪影。貓頭鷹那梟鳴的「惡聲」使黑夜更加淒厲，正像左拉的「我控訴」使國家大廈深感驚恐。在那些身穿筆挺呢制服的共和國將軍們的眼中，左拉恰似那討厭的貓頭鷹，他那來自黑暗深處的控訴無情地撕破了他們的酣夢。左拉的事跡是饒有意味的，從中可以透析「知識份子」這一概念的若干含義。首先，知識份子是一個批判者，這正如左拉和後左拉們之所為；其次，它的批判對象是主流社會，即擁有各種政治權力的社會體制，這正如「德雷福斯案」的炮製者；另外，批判發生在體制之外，是外在於體制的知識份子對體制本身的批判，這正如克雷蒙梭之所以更改左拉的題目。以上諸端分別涉及批判知識份子的行為、對像和立埸，它們的融合，使我對知識份子的「貓頭鷹」肖像產生深切的體認。
貓頭鷹，「異教的神只」－－波德萊爾如是說。在《惡之花》中，他專門寫過發出這種「惡之聲」的鳥，並把它喻為愛好苦思冥想的人。作為鳴禽中的「異類」，貓頭鷹最大的特點就是拒絕光明。當所有的鳥類都在白天放飛的時候，人們是不會看見貓頭鷹的蹤影。它不是喜鵲，「送喜何曾有憑據」。也不是學舌的鸚鵡，從來就沒有自己的語言。甚至不是「 」，「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以此標榜自己的高潔。不，這些都不是它，它也不屬於這些，它只屬於黑夜。這是一個「黑夜的守望者」，也是鳴禽中的唯一。夜鶯是不值一提的，它給黑暗送上了甜媚的小夜曲。蝙蝠也難以望其項背，這個鳥類的冒充者，儘管也喜歡在黑夜中翔集，但又忍不住那可恥的趨光本性。唯有貓頭鷹，咬定黑暗不放鬆。因為它非常清醒，誰是黑夜的製造者。它不想讓黑暗一手遮天。這是一種道義的選擇，儘管它可以晝不見丘山，但卻足以夜察毫末。黑暗中的一絲詭異都逃不過它的銳目。它甚至寧可將一隻眼閉起，這是一種拒絕光明的姿態，但另一隻眼卻因此更加鋒利。洞穿黑夜、揭露黑夜，乃是貓頭鷹的職責。那「不祥之兆」的叫聲，使黑暗終於無法得逞。於是，人們明白了，貓頭鷹的存在，是為了讓黑暗現出原形。
知識份子，人類社會中的貓頭鷹。後者所以具有知識份子的肖像性質，是因為知識份子同樣具有「獵夜」的特性。知識份子也是一個光明的「隱者」，白天的朝市之中看不到他的身影，因為白天需要讚美，需要合唱。而知識份子卻偏偏拒絕加入，它無心去作任何意義上的「光明頌」。此正如老黑格爾所說：在純粹的光明中和純粹的黑暗中一樣，甚麼都看不見。亦正如老黑格爾所言：密納發的貓頭鷹要到黃昏才會起飛。這時他寧可深深地沉入書齋，埋首自己的職業－－人類的精神生產。此所謂天下有道，則知識份子不議。然而，一旦光明出了問題，一旦「夕陽無限好，只要近黃昏」，密納發的貓頭鷹則隨時飛起，亦即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也立即從書齋中挺身而出。天下無道，則知識份子必議，1898年，整個法蘭西和整個歐洲都在傾聽左拉的「我控拆」，這梟鳴的惡聲，正是批判知識份子的聲音。
可以剖析一下作為貓頭鷹形象的知識份子了。
它為甚麼在職業之外堅執於一種批判者的姿態？不妨姑且把「知識份子」這個概念一剖為二，知識份子乃是先「知識」而後「分子」。「知識」是知識份子的職業所在，他總是依憑自己的專業知識與社會作交換，從而維繫自己的生存。就像左拉，小說就是他的飯碗。在這個意義上，知識份子其實是個知識者，他並不「分子」。「分子」云云，當是出於知識者在職業之外的另一種擔當－－「志業」的擔當。它無關乎個人生計，卻有關於社會正義。一個知識者並不必然是一個知識份子，在「者」與「分子」之間有一個必要的間距，這就是從「職業」到「志業」的轉換。扼其言，只有選擇超越於職業之上的「志業」，才會產生真正的「知識份子」。那麼，這個志業是甚麼呢？志於何業才能成為知識份子呢？還是左拉的行為啟迪了我們。正如他後來在法庭上聲稱自己的職業是文學家，他原本是以自己的寫作維持生計的。僅僅在這一點上，左拉並不足以言知識份子，這時他更多還是一個知識者。事實上，當一位年輕人給左拉寄去兩本有關德雷福斯的小冊子時，左拉並未引起重視。甚至當這個年輕人逕自上門求援，末曾開口，左拉就警告他不要對自己談甚麼德雷福斯。他這樣說：「我正在寫小說，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精力去顧及現實世界的事，因為我已經完全沉浸在一個虛構的世界中。」誰能說左拉說的不是呢？為那個倒霉的猶太軍官奔走呼告，並不是他的「工作」。他做了，固可嘉許；但不做，似也無可厚非。左拉是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後，改變了自己。「我不願意成為這一罪行的同謀」，他果斷地丟下寫作，全身心地介入了這一事件。這時，只是在這時，左拉才從知識者轉變為一個知識「分子」。以一介個體與強大的體制抗衡，左拉選擇的是一種志業。但這種志業與職業無關，甚至還會相妨。左拉明白，他是冒著「誹謗罪」的危險去打這埸官司，後來他又果然為體制所流放。但正如魯迅所說：「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所謂義無反顧，這正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者的選擇。由此可見，志業之於知識份子，不是別的，就是批判，激於正義的批判。
然而，知識份子的批判屬性並不僅僅在於批判本身，同時更在於它的批判對象。知識份子批判甚麼？這同樣可由左拉的案例作出昭示。直捷地說，如果左拉麵臨的不是由體制一手造成的冤案，而是那些偷盜、搶劫、綁架、販毒以及我們今天知識界流行的「車匪路霸」之類，那麼還需要左拉挺身而出嗎？答案顯然是不。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需要的不是知識份子而是法律。正像貓頭鷹洞悉的是黑暗中的惡，知識份子更清楚誰是這種惡的製造者。權力，體制的權力。哪怕就是所謂的民主國家，權力儘管已被公認為合法，但它依然內傾著「惡」的本能。那個可憐的猶太上尉不就是在一個民主國家被體制當作替罪羊的嗎？使他鋃鐺入獄的，正是那些張口「愛國」、閉口「民族」的共和國的將軍們。這一切同樣發生在光天化日下，它是一樁「光明釀就的罪惡」。但許多人只見其明而不見其惡。左拉發難，不是很多人出於單純的愛國熱情高呼「軍隊萬歲」「左拉該死」嗎？他們不知，人類社會的黑暗與自然界並不相同，它往往出現在白天，是為「白夜」。知識份子恰恰就是白夜中的貓頭鷹，它以自己的目力穿透「白」而直逼「夜」。因為它從來不相信甚麼純粹的光明。當惡憑藉權力以合法甚至愛國的名義出現時，它就變得光明堂皇了。戳穿它的外表，揭示它的真相，就是知識份子的批判作業，儘管可能被頂戴「與光明作對」的惡名。貓頭鷹原本就是一種「惡鳥」，它的形象與聲音從不招人歡喜。但，這是天命，也是劫數，它注定要和黑暗糾纏。它的批判所指，從來不是法律可以制裁的「竊鉤者輩」，而是那些利用法律、甚至可以玩弄法律的「盜國者流」。
把權力體製作為自己的批判對象，這在西方知識份子那裏，已經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並非始於左拉，而是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他率先給知識份子畫過一幅絕妙的肖像「牛虻」。這只牛虻所盯住的正是國家體制那龐大的軀體。因此，從遙遠的古希臘就開始了知識份子與權力體制之間的齟齬、矛盾與衝突。知識份子而非知識者乃是從體制外對體制進行批判。知識者可以成為體制的成員，用以構成它的文官糸統；但知識份子卻不介入體制，並且專與體制構成對立。當然，在進入體制的知識者與批判體制的知識份子之間並不存在人格上的高下之別，它們都是一種自由的選擇。在這裡並不能以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來貶抑知識者，除非認可體制都是由一些沒有知識的人構成，而這在民主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但依然要指出的是，權力的「惡」的本性以及它自身的運轉邏輯完全有可能一如康德所說：知識者進入體制後，「因為掌握權力就不可邂免地會敗壞理性的自由判斷」。這種判斷與其說是對權力者而言，毋寧說是對權力本身，因為權力與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這就需要有另外一撥知識者、一撥在體制之外以文化知識的傳播、研究和教育為其職業的知識者，讓他們對進入體制的知識者行使其批判的權力，並由此對權力體制形成一種批判性的遏制。這樣一撥知識者及其批判行為就使他們成為非職業意義上的「知識份子」。這是一撥對權力體制說「不」的人。他們要則不張口，張口就是「梟鳴」的批判。就像貓頭鷹不唱頌歌，知識份子也沒有「讚美理論」。不妨看一看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學派的「法蘭克福」吧，霍克海默們的全部著述都是「批判理論」的展開。要問知識份子為甚麼不歌唱？魯迅這樣解釋，「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以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知識份子的立埸不是體制的立埸，他們沒有義務為體製作意識形態上的賦頌。相反，他們的責任倒是像貓頭鷹那樣，擦亮眼睛，守住黑暗，以防體制的權力溢出正常的運作軌道。從左拉、法郎士、普魯斯特、到後來的羅曼．羅蘭、薩特、加繆，以至後現代的福科、利奧塔、鮑德裡亞，僅僅一個法蘭西，知識份子就這樣以其體制外的立場鑄就了自己的批判傳統。
正如貓頭鷹在中國向來被視為「惡鳥」，中國雖然有兩千多年的「士」的歷史，但卻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士是不願用貓頭鷹的形象來糟蹋自己的，他們的理想人格的形象是愛惜自己羽毛的鳳凰。荀子在《賦》中如此痛悼「螭龍為蜓，鴟梟為鳳凰」。賈宜在吊屈原時亦這般自傷「鸞風伏躥兮鴟梟翱翔」。這裡，貓頭鷹恰恰是鳳凰的反面。中國士人們不僅痛詆貓頭鷹發出那「怪惡」的梟聲，而且直視梟為自食其母、違反人之大倫的「惡禽」，以至早在黃帝時代人們就慾對其 「絕其類也」。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來沒有這種異端的、鴟梟也似的批判者，卻多有一茬又一茬般的「道德導師」。
然而，歷史終於逼近現代。現代中國至少孕育出一位自甘於貓頭鷹形象的知識份子，這就是魯迅。魯迅生平有過幾次富有意味的轉折，從北京教育部的「僉事」 到南方廈大、中大的教授，最後成為上海灘頭以筆為生的職業撰稿人，魯迅一步步從體制撤出、遠離，最終使自己獲得了批判知識份子的自由真身。他的言論總是發出與當時體制相反的聲音。當體制到處標舉那面「青天白日」的旗幟時，魯迅偏偏晝不見白日而諷以《夜頌》，「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黑夜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貓頭鷹一般的讖語，冷徹入骨！這就是魯迅，向來不說一句好話，卻專門「報告著不太吉利的事」。這個「慣於長夜過春時」的魯迅，難道不正像那個時代中「月光如水照緇衣」的鴟梟？對此，魯迅自己倒十分坦率，他說：「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
「梟鳴的貓頭鷹」，
神只般的批判本色！
謹以此作肖像，
為先生祭。
為知識份子勉。
「注」關於這一問題有不同說法。一說是在左拉《我控訴》的題目上加了「知識份子宣言」的通欄標題。另說是左拉的信發表後，次日又刊登了法朗士等作家聯合簽名的「知識份子請願書」。真相到底如何？還盼國內法國文化研究者通過資料查考為我們證實。事關「知識份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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