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思想但無法笑著
剛剛讀到年初國內出版的《把海倒進杯子》一書，在國內不斷傳來杜導斌等人被捕羅永忠等人被判刑一類消息的時候。
吳稼祥是我敬重的作家之一，他犀利、舉重若輕、略帶俏皮和不正儿八經的文字魅力早有領略。
在多年前《自序三篇》中，吳稼祥“降下一場語言的暴雨，把大陸皇帝的新衣”連同“偽民主假鈔”淋了個痛快，讓人讀來如飲甘露。
去年有幸在悉尼科技大學舉辦的《現代中國憲政研究》學術研討會目睹了吳先生的風彩，同時也在与會學術論文中又見稼祥風格的文字：“昨晨從合肥乘特快列車返京。快進北京時，看見一列臥伏在輔道上的軍用列車，裹著草綠色的迷彩偽裝。偽裝不了的是一尊尊大炮的堅挺輪廓，十分男性地指著天空。”再次感受到他巔覆正統主流話語的獨特語言韻味。須知那是一次專家云集的研討會，論文將結集出版。但對于一些學者的責備和擔懮，吳稼祥也只回以輕松一笑。
稼祥文字的犀利，能削去人們的閱讀期待、能切裂人們的思維定勢，當然也能割破“讀者堅韌的錢袋”。
今年一月，《把海倒入杯子》一出，一下子倒空了不少讀者的錢包。僅隔兩月，知識出版社便開机第二次印刷。
即便是用時間和思想的“邊角料” 搭成此書，吳稼祥照樣能在引人輕松發笑之后，在讀者心頭壘起沉重的感受。
听從吳稼祥“笑著思想”的奉勸，我是笑著讀他開頭《自序》中這樣的文字：“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另外一些杯子，裝了一點水，就覺得自己很浩瀚，只想和偉人干杯。有的杯子牛得很，自以為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以裝得下世界上所有海洋。海倒下來，它被淹沒，周圍一片泛濫。”“感謝笑宇兄，他的配畫和裝幀設計，可以讓有一點希望的丑小鴨變成白天鵝，如果讀者在這本書上看到了鴨毛，那不是笑宇兄的責任。”
接著書中一段段意蘊深藏的精致短句，也時時給人閱讀的享受。
但當我翻到后面的《原序》，看到他從西班牙電影《殺手?蝴蝶?夢》中帶出來的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和這個殺手只懼怕的那個親眼目睹自己的媽媽被這殺手殺害后失去笑、語言和思想的女孩時，我眼前一粒粒文字變成了一塊塊沉沉的磚塊，壓在心頭，讓我再無法笑出聲來。
再次，我被吳稼祥拖入了思想的深淵。
（2）
人家的殺手
我并未看過《殺手.蝴蝶.夢》這部電影，這并不防礙我想象出那個雙手沾血殺手的可憎面目，那個面無表情女孩的非人模樣。
由這情景，我想到的是，這個女孩是我們熟悉的，我們在許多地方見到過的，她是“我們的女孩”。
那個殺手卻是我們陌生的，我們不多見的，他應是“人家的殺手”。
我以為這不是奇思怪想。在我們現實生活周邊，那些不再有輕松真誠的笑，不再有自己發自內心的話語，不再有屬于自己真實心靈感受的思想的“類人孩”還會少嗎？
在我們的那些曝光和未曝光的“殺人犯”中，你又見過多少怯于面對受害者親屬，在乎他們失去親人后的感受，在意他們是否還會笑，甚至于行凶過后痛切忏悔并“費盡心机”去找回受害者親屬的笑的殺手？
“我們的殺手”是漢語語境內的殺手，是有悠久“誅心”文化傳統培育起來的殺手。這种殺手深諳“心死”之后才能死心塌地，所以他們出手劫殺的目標更多的是人的話語、思想，是精神是心靈。他們作案的工具是“軟刀子”。
“我們的殺手”不會愧對死者及其親屬，更談不上忏悔，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的職業等同于醫生的職業，把誅心看成換心，把謀殺當作拯救，而徹底的“醫生”是無所畏懼的。他們天不怕、地不怕，怎么會象電影中的殺手一樣害怕那個不笑、不說話、不思想的女孩呢？
“我們的殺手”近日又有理直气壯的“新作”而且一如既往——對被害者的親人不眨一眼。
吳稼祥說，“我原以為，殺手是什么都不怕的，我錯了。”其實吳稼祥是沒錯的，不，也可以說他又錯了。
因為，确實存在什么都不怕的殺手。
（3）
笑的時代尚未開始
《原序》中，吳稼祥說，“我們終于活到了一個可以微笑著思想的年代，這是投湖前的老舍先生沒有想到的。”這是智者吳稼祥的又一失：犯了“錯置具體感的謬誤。”
是的，這個時代的嘴角有了一絲微笑，但那是數著多是來路不明和少數是千辛万苦之后得到的鈔票時的笑；是几乎充塞每個歌舞廳的那些淺薄廉价的黃色笑話引出的笑；是上晚飯最后一道菜——政治笑料時的笑。
除此之外，人們更多听到的是一聲聲沉長的嘆息，更多看到的是失去公有產權卻必須自謀生路的下崗工人們緊皺的眉頭；是背著行李在城鄉間找不到宿地民工們凝重的神情；是在緊閉的正義大門前上訴人群懮傷的眼眸……
笑，离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是如此之遙遠。“笑著思想”，對于他們簡直就是天邊的玫瑰夢。
他們活著，但只是行尸走肉。
他們的話語和思想早已死去，因為他們遭遇過一場“隱形殺手”曠日持久的精神和心靈劫殺。
吳稼祥在說過“看過羅丹著名雕塑《思想者》的人，大概會以為，思想者就是那樣的人，愁眉苦臉，頭顱沉重，脖子承受不了腦袋，要用右手支撐，像一支過于飽滿的麥穗”之后問得好，“羅丹時代的思想家，要用自己的思維神經舉起一整座上層建筑（准确的用語應是意識形態），怎么笑得起來？”
但問題的問題是，我們告別了羅丹時代了么？那一整座上層建筑已經不成為我們“思維神經”的重壓了么？我們真到了可以“不用它的結构思維，不用它的語言說話”的時候了么？
我曾用“一只健碩的手托著一個沉重的頭顱”來做為《思想者李慎之》一文的開篇，因為這個頭顱的沉重，正緣于這個時代的沉重。
是的，“笑著思想”是人的大智慧、是人的高姿態，但只有當那個恐怖的、無所不在的隱形“殺手”被繩之以法（這無疑是極為艱難的），只有當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用濃墨寫出“言論自由”（言者無罪）四個大字時，我們才算走入了能“笑著思想”的新時代。
對不起，吳稼祥，我在你的書中採集了許多珠玉之后還真的看到了一些“鴨毛”（還是開個玩笑吧）。
2003-11-14修改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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