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 “宣傳”是屬於政治文化範疇，但它和文化還是兩回事。文化需要創造和積澱，宣傳則需鼓動和變化。文化是滋養人，宣傳是征服人。文化需要真才實學，宣傳往往花言巧語。我之所以把這篇文章取名為《“宣傳”文化》，是因為 “宣傳” 畢竟還是一種亞文化。還因為如今“文化”吃香，我附麗於文化，也想走俏。所以前兩篇也以“文化”名之。以後還想寫《“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鬥”文化》，也以“文化”為招牌。
一、“宣傳”的名聲不太好
有些詞語，如“人權”、“民主”、“人道主義”、“市場經濟”等等，一向被當代中國所拒絕，視為洪水猛獸，提也不提。但現在進步了，也與國際接軌了，比如這次對美伊之戰的報導，中國國家電視台的人道主義安魂曲比任何國家都哀戚動聽，使人為之驚喜，也可能為之驚疑：中國也人道起來了！
另些詞語，如“共產”一詞，是在西方視為洪水猛獸的，而在中國則一向被奉為政治寵物。盡管現在連資本家都可以入黨了，私產合法了，共產反倒非法了，可中國的執政黨仍舊叫共產黨，好像這並不妨礙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
再如“宣傳”一詞，在西方多含貶義，而在中國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雖然盯得緊、管得寬、跟得牢的那個頭頭已經走人了，可宣傳部還是理直氣壯、毫不動搖地叫宣傳部。
“宣傳”在中國原本是中性詞，最早出現於1900多年前的《三國誌》，無非是“宣告傳達”之意，並無褒貶，而西方對“宣傳”一詞卻很厭惡。
一是“宣傳”的名聲最早壞在17世紀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傳委員會”，該會利用宣傳，攻擊伽利略的“日心說”，致使這位偉大的科學家遭到拘禁，鬱鬱而終。300年後的1992年梵蒂岡教皇才平反了這一冤案。
二是“宣傳”的名聲壞在20世紀的希特勒和戈培爾。希特勒有句驚人的名言：“利用報紙宣傳，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1936年納粹黨在紐倫堡開大會，會場就懸掛著宣傳“宣傳”的大幅標語：“宣傳幫助我們奪取政權，宣傳幫助我們鞏固政權，宣傳還將幫助我們統治世界！”戈培爾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他竭盡全力宣傳納粹精神，宣傳種族主義，他的筆桿子和希特勒的槍桿子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讓千萬顆人頭落地。正是：“宣傳”並非空議論，筆桿殺人勝槍桿。
三是“宣傳”名聲壞在前蘇聯。1919年蘇共黨中央就有決議：“黨的一切事業可以集中的（包括出版工作、宣傳等等）就應該為了事業的利益而加以集中。”並規定：黨任命黨和蘇維埃報刊的編輯；黨委給編輯部下達政策指令，並監督實行；黨中央領導地方報刊。1920年8月，蘇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宣傳鼓動部”，對思想、言論、新聞、出版，全面實行監控。雖然此前曾經有過許諾：“只要社會秩序一經鞏固，便將撤銷對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並將按照最寬容和最進步的規章，在擔負法律責任的範圍內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引自馬龍閃《蘇聯文化體制沿革史》第14頁）但這從未兌現，而且控制越來越嚴密，權力越來越集中，終於形成了蘇共模式宣傳體制，其影響遍及社會主義陣營，“宣傳”成為“強行灌輸”、“盲目鼓吹”、“誇大事實”、“製造假象”、“鉗制異見”、“操縱輿論”的代名詞，使得“宣傳”的名聲更加狼藉。
由於“宣傳”的出身和表現不好，西方國家一直對它敬而遠之，懷有警惕。所以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政黨和政府大都不設宣傳部，至少是不用“宣傳”這個名字了，就像現在的俄國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國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樣。
美國沒有宣傳部，只有新聞文化總署。英國也沒有宣傳部，只有文化委員會。以前的納粹德國有宣傳部，現在的統一德國也沒有宣傳部了。中國國民黨過去有宣傳部，當今的台灣國民黨只有文化傳播委員會，下設文宣企畫和媒體傳播兩個部。但自從蔣經國開放黨禁和報禁之後，文宣企畫和媒體傳播兩部的體制和理念早已經和以往的宣傳部大不一樣，也不可能一樣了。
中國大陸是有宣傳部的，其體制和理念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雖然老大哥活到73歲就已嗚乎哀哉，昔日的宣傳部也已人去樓空，改換門庭，但中國立場堅定，到了黃河心也不死，仍然是為數不多的堅持設有宣傳部的國家。其實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宣傳部。美國沒有宣傳部，並不等於他們就不宣傳。中國大陸有宣傳部，也並不一定非要廢除。關鍵在於宣傳理念、宣傳體制如何，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
二、毛澤東是宣傳大師
毛澤東1918年他在北京大學參加過新聞學研究會，並聽過名記者邵飄萍（後為秘密的共產黨員）的演講和新聞學教授徐寶璜的講課，還獲得過這一項學歷的半年聽課證書。1919年他在湖南先後主編《湘江評論》和《新湖南》，宣傳民眾大聯合，宣傳世界新思潮，宣傳反帝反封建，宣傳驅逐張敬堯，是當年湖南宣傳革命的一員猛將。1921年毛澤東在長沙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之後，還對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願意做的社會工作，一是教書，二是新聞記者，可見他對新聞宣傳的濃厚興趣。由於他有以上的經歷和志趣，更由於他具有出色的宣傳才幹，使他終於有機會在1925年底的國共合作期間以共產黨員身份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並主編宣傳部的刊物《政治周報》。他工作卓有成效，對此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秘書長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黨務報告中，表示“欣喜而樂觀”，認為“本黨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現在可以說比較的統一了。在深入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這是對毛澤東所領導中央宣傳部和他這個代理部長的嘉許。毛澤東視事僅數月，便已成為國民黨不可替代的宣傳聖手。
國共分裂後，毛澤東在中國工農紅軍時代也主持過宣傳工作，他是紅四軍的黨代表，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的重要《決議》便由毛澤東起草。在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可惜只選錄了這個《決議》的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而專門講述紅軍宣傳工作的第四部分沒被選錄，少為人知。但這一部分對了解毛澤東紅軍時期的宣傳思想非常重要；還因為毛澤東在敵我兩個陣營都任宣傳要職，可以以此來比較他指導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和指導共產黨的宣傳工作有何不同，以此來探尋他在為紅軍制定的針對白軍的宣傳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擊中要害。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確立了他在黨內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日理萬機，統領全局，但他仍然緊握宣傳大權，始終未曾鬆手。在共產黨執政的各國領袖中，像毛澤東這樣有過新聞學歷，辦過報紙刊物，當過宣傳部長，在敵對兩黨都有過豐富宣傳經驗，而且在主政之後還一直親自掌控宣傳大權達四十餘年之久的人，也許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對中國宣傳體制的建立、中國宣傳理念的形成有過很多創造發明。他在軍事上打敗過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他在宣傳上也影響過國內外千百萬人，他是一個位高超的宣傳大師！
幾年前我訪問台灣，和一位國民黨老兵聊天，他說：“國民黨敗給共產黨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們是敗在了共產黨的宣傳。共產黨太會做宣傳了。”他還說：“要是蔣介石也像毛澤東這樣會宣傳，或者毛澤東一直做我們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說不定今天逃到台灣來的就不是我們國民黨了。”我聽了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國看台灣出版的一部國民黨黨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澤東曾任宣傳部代理部長這一史實。作者的勇氣還不及一個老兵，如此迴避，實在小氣。其原因當然是毛澤東在宣傳部任內實在善於宣傳，所以作者拒不宣傳他這位宣傳部長的政績。早幾年中國大陸出版的抗日戰爭史，也故意抹煞國民黨軍隊在主戰場的戰績。兩岸一樣，同根所生：為了政治，篡改歷史；為了宣傳，不顧事實。
三、毛式的宣傳體制
（1）高度集中的大權獨攬
中國的宣傳體制高度集中，毛澤東親自掌控宣傳大權。毛澤東深知宣傳是重大權利，誰掌握宣傳大權，誰就能製造輿論，於是，誰就為是非標準，誰就是真理化身，誰就代表正確路線，誰就樹立政治權威；於是，對外可以推翻一個政權，對內可以操控億萬群眾，對自己可以成就領袖霸業。
宣傳機器的最高領導機關為黨中央的宣傳部，部長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員擔任。中宣部負責制定宣傳政策和把握輿論導向等日常工作，但宣傳的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仍要聽命於主席毛澤東。雖然黨內也主張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可實際上黨內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開會固然也不乏協商和討論，但出現分歧時，毛澤東還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最後否決權，誰都得服從於他。
事實上，在毛澤東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麼爭論，更不要聚烈爭論。如果真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眾政治局成員或像林彪一樣陽奉陰違，口是心非；或如周恩來一樣委曲求全，折中調和；也可能同陳雲一樣稱病在家，韜光養晦；但更多的可能則是大家都非常自覺也非常習慣地收回己見，和毛澤東保持一致，至少是口頭一致，這就更加強化了毛澤東的霸氣，更加縱容了他的獨斷獨行。在宣傳方面更是如此。至今還找不到有力證據來表明政治局內有誰在宣傳方面敢於攖鱗，這是因為除了毛澤東政治上的威權之外，誰也沒有他在宣傳方面的才幹和經驗。
毛澤東的對宣傳的領導絕對是內行的領導，是權威的領導。他除了大權獨攬，總負其責外，還親自審讀、修改黨報上的重要文章，也不時為各宣傳機構或政府部門撰寫各類宣傳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為中原、華東兩人民解放軍所寫的廣播稿）、《別了，司徒雷登》（為新華社所寫的評論）、《<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為《人民日報》所寫的序言與按語），《再批判》（為《文藝報》所寫的編者按），《告台灣同胞書》和《再告台灣同胞書》（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澤東的大手筆，力透紙背，令人喪膽；即以文筆而論，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國共產黨內，無一人可以寫出這類文字，他人既無毛澤東的才氣，更無毛澤東的霸氣。
毛澤東1957年曾說過：“我曾許下諾言，說我辭去國家主席後可以有空閑給《人民日報》寫點文章。現在我還沒辭去國家主席，就給《人民日報》寫文章了。”1957年春天，毛澤東給《人民日報》寫《<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和《事情正在起變化》等反右文章，可能是因為他自己組自己的稿、自己改自己的稿、自己審自己的稿、自己發自己的稿，所以他說：“四、五、六月，實際上是我在當《人民日報》的總編輯。”（見吳冷西《憶毛主席》）。應該說毛澤東是中國整個宣傳戰線的“總編輯”。
毛澤東掌控宣傳大權時，倘若感到宣傳部門的領導不合自己心意，如對《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便批評他是“書生辦報”；如果“書生”進而有所失誤，便罵他是“死人辦報”；如果毛澤東認為宣傳部長其心有異，如對中宣部長陸定一，他便誣之為“閻王”，號召“小鬼”打倒“閻王”；如果毛澤東察覺宣傳大權確實失控，如對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領導的《北京日報》，他便引而不發，另在別地選擇宣傳陣地，以待時機殲滅之。比如，毛澤東要批判北京副市長吳□寫的京劇《海瑞罷官》，他就避開北京，在上海找姚文元寫此大批判稿，這便是那篇為“文革”熱身的革命檄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該文寫好後，發表在上海的《文匯報》，北京拒不轉載。毛澤東又下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冊子，發行全國，這才打破北京的封鎖。這是毛澤東當年領導的一場非常出色的宣傳游擊戰，並終究以此為序幕發動了震動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從“走資派”手裡將旁落的大權，包括宣傳大權又奪回到自己手中。
由於毛澤東是一個大權獨攬的強勢領導，超常地重視宣傳，容不得半點差錯，加上政策多變，難以掌握，故而宣傳官員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場上有官諺：“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跟著統戰部，年年有吃住；跟著外交部，年年國外住；跟著宣傳部，年年犯錯誤。”按理說，宣傳工作者應該思想活躍，極富熱情，能說會道，善於鼓動，而中國的宣傳官員大都語言無味，面目可怕，一本正經，不苟言笑。這好像已經成為中國宣傳幹部的標準像，即便在毛澤東之後也如此，其中最最標準的莫過於鄧力群和丁關根兩位領導同志了。故而有人戲說，他們二位的尊容，便是中國的宣傳面孔。
（2）嚴密龐大的宣傳網絡
在毛澤東掌控下，宣傳體制的構架是金字塔形的。尖頂是他本人和他直接領導的中央宣傳部，然後省、市、地、縣，機關、學校、軍隊、農村，從中央到地方一層一層地都有相應級別的宣傳部門和宣傳幹部，以及相應級別的黨報、黨刊、電視台、廣播電台，一直到邊遠農村山區的有線廣播站。即便不是宣傳部門和媒體單位，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黨委，黨總支、黨支部都有宣傳委員，這更使得宣傳無孔不入，無遠弗屆，形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宣傳網絡。
為了使得宣傳盡量擴大影響，深入人心，除了利用現代媒體進行宣傳之外，也不放過紅軍時代使用過的傳統宣傳手段，如在牆頭刷寫標語，在大街懸掛口號。不論學校機關，不論村社田頭，不論現代都市，不論窮鄉僻壤，標語口號，鋪天蓋地，觸目皆是。如果乘坐火車，沿途都能看到在鐵路兩旁很多房屋的牆面上，有許許多多歷年以來書寫的標語口號的遺跡，從“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農業學大寨”，一直到“批林批孔”、“改革開放”、“歡慶十六大”，口號與時俱進，標語代代相傳，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有些標語口號是宣傳部門統一布置下達，有的是基層組織獨自創造發明。因為標語口號實在泛濫成災，難免錯誤百出。有的提法有誤，有的用詞不當，比如宣傳計劃生育的標語：“一個生，兩個紮，三個刮刮刮！”看了驚心動魄！再如普及女童教育的口號：“養女不讀書，不如養頭豬！”也讓人嚇一跳。
還有的標語口號不倫不類，使人產生聯想和誤會，令人發噱。
比如廣東粵北山區某處山林的標語：“保護野生動物就是保護我們自己。”我們成了野生動物？上海浦東大道兩側飄揚的旗幟上寫著：“垃圾分類，從我做起！”我又變成了分類垃圾！山東省濟寧至汶上縣公路旁的某鄉鎮巨型橫幅：“集體上訪違法、越級上訪可恥！”這種提法顯然違反民主。貴州銅仁去梵淨山路上的一個屠宰場的口號：“以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怎麼指導？這是以示緊跟還是故意搞笑？
另有一些標語口號因書寫錯誤，或分行不當，也讓人捧腹。
比如蘇北某農村信用社門前的標語：“信用社是老伯性生活的貼心人。”江南某縣大街的標語，上面一行是“群眾有困”，下面一行是“難找警察”，都讓人忍俊不住。
中國是標語口號的大國。如果說中國的宣傳是一個碩大無朋的網絡，那這些星羅棋布的標語口號則是這個巨大網絡的成千上萬個網眼的填充，使得宣傳網絡成為覆蓋一切、無有缺漏的巨大天幕，任何地方都逃脫不了宣傳的籠罩，所有人群都無法避免宣傳的控制。
中國的標語口號是中國宣傳的不可或缺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中國是標語口號的國家。中國標語口號的廣泛性和它的荒誕性，都給全世界來到中國的人目瞪口呆。
中國標語口號的強大和滲透，還使得所有的宣傳媒介都受其影響，都變得標語化、口號化，變得越來越不講事實，越來越不講道理。連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來打動人的文學藝術，也變得標語化和口號化，也變成了粗鄙的宣傳。所以中國大陸的文學藝術團體全都隸屬於宣傳部系統，作家和藝術家都被稱為宣傳系統的文藝工作者。
在文學藝術中，有幾個品種是除了以前的社會主義陣營尤其是中國之外，世界各國都很少有的，那就是“宣傳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它們至今也未完全在中國絕跡，尚有變種存在。這些政治標準第一的“主旋律”作品，其實只是塗上油彩的口號，譜上旋律的標語，穿上戲裝的宣傳品。把文學藝術納入宣傳網絡中，使得籠罩在這個網絡中的所有人，讀的報紙是宣傳，看的電視是宣傳，聽的廣播也是宣傳；所有在這網絡中的宣傳媒體，唱的是宣傳，畫的是宣傳，表演的也是宣傳。在中國大陸的人，耳目所及，無一不是宣傳。
為了擴大宣傳的影響，增強宣傳的權威，毛澤東還把文化名人納入宣傳體制，讓他們當義務的宣傳員。紅軍時期，宣傳員的成分不好，“俘虜兵也有，伙夫馬夫也有，吃鴉片的也有”，所以紅軍官兵說宣傳員是“賣假膏藥的”。（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決議﹒紅軍的宣傳工作》）如今將文化名人納入宣傳體制，成分大大提高，就很難看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了。錢學森在大躍進期間以“科學”論證畝產百萬斤的可能，郭沫若在文革初始以自己的所有著作都應該燒掉的表態來支持紅衛兵運動，都起到推波助瀾的惡劣宣傳作用。
（3）層層把關的審查制度
黨為了保證宣傳體制的穩固，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縣市，從宣傳網絡的中心到宣傳網絡的邊緣，都極力強化黨的監控。雖然中國一再對外宣稱中國沒有對媒體的審查制度，其實各級黨委宣傳部，各個媒體的黨委，就是審查監督機構。國民黨時期，只有一個在1934年成立的“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而在現在的中國大陸，從宣傳部到所有媒體的黨委都是一個個的“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在各個媒體內部還實行嚴格的三審制，有時三審還不足以控馭，每當涉及到重大題材、敏感內容的稿件文本，還需上報，由上級領導甚至中央一級部門審查定奪。這使得任何與宣傳口徑不相吻合的言論、文字、圖像、畫面都難以漏網。三審制使得宣傳部和媒體的各級領導幹部都成為訓練有素的檢察官。
文革和文革以前，控制極嚴，不可能有出格的書，不可能有出格的報，即便地下刊物也極少。那時的宣傳網絡真的是重重鐵幕。改革開放之後，集權制度逐漸鬆動，自由空間開始拓展，出格報刊越來越多，審查控制越來越難。為此，在丁關根當中宣部長後，為了強化對傳媒的控管，在中宣部內增設“新聞閱評協調小組”。1997年前後，中共“十五大”和香港主權回歸前夕，中宣部又責令各省市成立“審讀小組”。“新聞閱評協調小組”和“審讀小組”已經是正式的審查機構，只是“閱評”和“審讀”的名稱比“檢查”和“審查”好聽一些，且不掛牌，以便有人問起時，可以抵賴。宣傳當局對當地出版物的審讀，就由這些審讀小組承擔。
審讀員大多為報業和出版界的離退休人員，宣傳當局讓這些老戰士重返前線，守城把關，首先是因為他們政治上可以信賴。而這些老兵對自己能被返聘，並委以重任，也是不無感激。
今年年初，網上流傳一份某審讀小組向市委宣傳部匯報的審讀報告，內容是對一份畫報的審讀意見，認為該畫報：1、重大政治題材報導處理不當；2、重大敏感問題報導主觀隨意性太強；3、違反新聞宣傳管理有關紀律；4、炒作有負面影響的題材，宣傳格調低下……
網上對此評論說：“由一幫（如，報告中居然還稱畫報報導發放安全套為“格調庸俗”）老審讀員，來主宰現代媒體的生殺予奪大權，其後果令人堪憂。很難設想他們能代表先進生產力，能代表先進文化。而一份受廣大讀者喜愛的雜誌，被這幫人施以如此嚴酷而又荒唐的審讀，恐怕也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
盡管審讀意見並無道理，但還是具有很強的殺傷力，該畫報就因此而遭到整肅。近幾年來，許多報刊、書籍、編輯部、出版社遭到同樣命運，都和審讀小組的報告有關。
其實審讀人員也並非全都如網上對他們的評論：“頭腦僵化、趣味陳腐、庸俗無聊”，即便有人如此，也可能是出於無奈。很多審讀報告都不願意具名，可見審讀人員的那種迫不得已的心態。當然審讀小組中也有開明的專業人員，他們並不打算為宣傳殉葬，所以常常網開一面。但是“審讀小組”和文革期間的“寫作組”一樣，名聲實在不好，他們遲早會明白，在這個時代還當“思想警察”，不論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都不是值得炫耀的歷史。
（4）層出不窮的高壓政策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中國順應時代，經濟改革，社會轉型，逐漸開放，但舊的體制和新的觀念時時發生激烈衝突，表現在宣傳方面就是言論往往突破禁區，新聞常常違反戒律，因而屢屢遭到打擊。打擊的方式有給予警告、勒令檢討、禁止發行、扣發獎金、停業整頓、撤換主編等等，最厲害的是一鍋端，停刊解散！
中國的報紙幾乎很少有沒吃過黃牌、挨過批評的。新聞從業人員做檢討已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飯。比如《南方周末》就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檢討。有些媒體的老記、老編，一邊在寫稿、發稿、一邊在準備檢討。某市負責文教宣傳的書記，經常看到媒體送來的檢討，批評說：“你們的檢討怎麼都是老一套，我背的都背熟了。下次我不看了，但你們該做的檢討還是要做。”媒體所做檢討之多，已無新意，翻來覆去無非那些帽子，那些套語，徒具形式，已使檢討成為兒戲。有家報紙老總為此做了一首打油詩：“檢討常常做，總唱自我錯，說我錯就錯，不錯也是錯，到底哪裡錯，實在沒法說。下次說你錯，檢討還得做。”
至於出版社，被點名批評、責令檢討、做出處罰包括罷免主編的不知其數，已知的有：改革出版社、電影出版社、海天出版社、汕頭大學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今日中國出版社、大象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工人出版社、群眾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新華出版社、南方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等等，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些。
遭到封禁的圖書計有：《山坳裡的中國》、《歷史的潮流》、《中國左禍》、《烏托邦祭》、《雪白血紅》、《顧準文集》、《歷史的先聲》、《官場秘經》、《現代化的陷阱》、《中國的道路》、《古拉格群島》、《沉淪的聖殿》、《中國底層訪談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鄧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軍隊》、《有這樣一個母親》、《上海寶貝》等等，實際上也是遠遠不止這些。
遭到停刊的報紙和刊物計有：《世界經濟導報》、《海南紀實》、《書林》、《文匯月刊》、《新觀察》、《思想家》、《東方記事》等等。近幾年還有《嶺南文化時報》（1998、12、30日停刊），《方法》（1999停刊）、《東方》（1999年停刊）。《蘭州晚報》2000年11月有篇報導，因批評軍內某些問題而被查處，雖然報紙沒被停辦，但正副總編輯、新聞主管分別被處分和撤職，兩名責任編輯被開除。
在互聯網方面，因言論“出格”而導致關閉網站、逮捕網主甚至網絡作者的事件也時有發生，這些事件已經引起廣大網民的抗議和國際社會的反感。比如網名叫“不鏽鋼老鼠”的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四年級女大學生劉荻，就曾有被有關部門“關心”過的“榮幸”。
世界上還有哪幾個國家在近二十年內封閉了這麼多的報刊，查禁了這麼多的書籍？還有哪幾個國家屏蔽網絡信息、在監督網絡言論？除中國外可能不多了吧？這和文字獄何異？這是犯罪！我深信，歷史一定會給予清算，就像我們至今還在清算清王朝的文字獄一樣。
有意思的是中國最著名左派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也遭封殺，這真是大水衝到龍王廟，自家不認識自家人。其實這兩家刊物不過是左得厲害了一點，結果五十步把一百步給幹掉了。
我的文章曾有幸被《中流》批判過。我的文章不到兩千字，《中流》批判我的文章長達八千字，多我四倍。如今這本刊物關門大吉，可我並不幸災樂禍，相反為之可惜。我雖然不同意他們批判我的觀點，但我非常尊重批判者的批判權利。如果今後這些被封殺的報刊能夠重見天日，得以復刊，我希望第一個復刊的應該是《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因為他們現在是少數，是弱者，是異類。異類也應該有生存權利。
要保衛每一個人說話的權利，哪怕是微弱的話音，甚至是刺耳的話音。今天讓你戴上消音的口罩，明天就有可能讓他戴上；今天因為你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把你定為妨礙國家安全罪，明天就有可能因為我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把我定為洩漏國家機密罪。
應該把所有的聲音匯聚在一起，大聲地說：不！
四、毛式的宣傳“理論”
翻遍毛澤東所有的著作，你會發現，按照理論的嚴格意義上來衡量，毛澤東在宣傳方面是沒什麼深刻理論可言的，即便有，也很疏淺。他在宣傳方面的所有文字，更多的是一些指令、一些原則、一些政策、一些方法。與其說他是一個宣傳理論家，不如說他是一個宣傳策略家。如果將毛澤東的某些宣傳方面的文章和講話勉強稱之為理論的話，那麼最核心的就是所謂的“黨性”原則了。
（1）黨性原則
1942年延安的《解放日報》改版前夕，毛澤東指示：“關於改進《解放日報》已有討論，使之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同年他還說：“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1957年反右時，他批判右派分子“否定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也再次強調宣傳的黨性。
黨性原則其實就是黨派意識。但在中國是絕不承認共產黨也有黨派意識的，因為中國把黨神聖化了、聖潔化的了。黨自己也一直在宣傳自己是最大公無私的，是最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就再也沒有本黨私利的。這樣的說法很有宣傳效果，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且不說黨所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對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損害，就以近年以來在黨內揭露出那麼多級別之高、數額之大、令人咋舌的貪污腐化分子而言，就已表明共產黨也並非神聖得玉潔冰清，一塵不染！目前已經揭露出的貪官污吏僅是冰山一角，由於各種原因無法揭露、不能揭露的還不知多少。即便如此，中國已經被國際組織列為貪污大國，在世界各國名列前茅，排在前十名之內。
任何一個政黨從來就是部分地“代表”著某一階層的利益，不可能“最廣大”。“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地主利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資本家利益；“代表”了左派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右派利益；“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就像國家一樣，每個國家都是代表自己國家利益，這是國家意識。你說某個國家代表其他國家的利益，那不成了賣國賊？可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倒有可能使得國家本身代表著本國的人民利益，但這個國家必須是代表了各個階層利益的各個政黨經過公平競選而執政的民主國家，絕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放眼世界，有哪個獨裁國家的政黨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是過去的前蘇聯？還是當今的北朝鮮？沒一個！難道就中國大不同、獨一處？而且一個政黨自己說自己“代表”最廣大的人民利益，也有點自說自話，自作多情。試問：誰委託你“代表”了？誰授權你“代表”了？通過什麼法律程序確立了這種“代表”地位？是國民公投了？還是議會表決了？政黨充其量也只能說自己承認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專制獨裁的黨，讓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嗎？還真擔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
黨性原則就是要堅定不移地使宣傳符合黨的政策，符合黨的利益。
（2）黨的喉舌
黨性原則的具體體現，就是要使黨所控制的所有媒體都要作黨的喉舌。
其實黨報、黨刊、黨的媒體本應該作為黨的喉舌，這是理所當然，並不奇怪。世界各國任何政黨的媒體都如此。傳播學家施拉姆說：“政黨與其他特殊利益團體並不需要持有公正而嚴格獨立立場的報紙，他們需要的是一些能幫助他們贏取勝利，影響立法與欺蒙老百姓的報紙。”
但問題在於現在中國大陸執政的黨就是國，國就是黨，黨國不分，黨政不分。中國沒有獨立於黨之外的國家媒體，更沒有獨立於黨之外的民眾媒體，國、民、黨三者一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
1998年10月7日，朱容基總理前往中央電視台視察，特意為《焦點訪談》贈言：“群眾喉舌，輿論監督，政府鏡鑑，改革尖兵。”陪同視察的中宣部長丁關根連忙修正朱容基的贈言，把“群眾喉舌”改為“黨的喉舌”。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後這位宣傳部長還辯解，說：“群眾喉舌和黨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當今中國沒有群眾喉舌。1975年4月，遼寧一名普通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以思想獲罪，被判死刑，臨刑前怕她在刑場呼喚“反動”口號，竟殘忍地割斷她的喉管。1999年12月，山西嵐縣裴家村年僅20歲的農民李綠松，因不斷上訪揭露腐敗，被幹警嚴刑拷打，李綠松始終不服，罵聲不絕，以致舌頭被惡警所切。一個喉管被割，一個舌頭被切，這兩起令人髮指的酷刑，極象徵地表明廣大被稱之為“人民”的人，自己的喉舌已被割切，是不能發出自己聲音的！
國民黨時期，蔣介石提出：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他至少還不敢提出一個聲音。但在現在的中國大陸已經成動的做到這一點。毛澤東提出的“輿論一律”，就是要使全國一個聲音：黨的聲音。
（3）輿論一律
毛澤東1955年5月24日寫作《駁“輿論一律”》一文，他寫道：“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可是實際上在人民內部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言論自由，也是要輿論一律的。
文革中毛澤東又提出“無產階級要在各個領域包括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全面專政”，這是“輿論一律”的發展，是從輿論一律發展為文化專制主義，是走向極端，是走向法西斯。至於為何要輿論一律，說來說去，無非就是因為我是無產階級，你是資產階級，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為了政治需要，為了階級鬥爭，所以要剝奪你的發言權，所以要輿論一律。這裡是沒什麼理論的，甚至也沒什麼道理。剝奪要什麼理論？專政要什麼道理？要的就只是暴力。
所以毛澤東的《駁“輿論一律”》一文在理論上真的是不值一駁。文革之後，理論界撥亂反正，反思“輿論一律”，也沒多在理論上批駁，只是分析它的危害，如鉗制輿論，堵塞言路、妨礙創造、扼殺民主，等等。
如今再也無人公開主張這統治了幾十年的“金科玉律”──“輿論一律”了。但“輿論一律”與時俱進，搖身一變，變成了“輿論導向”。
以前與“輿論導向”相似的還有一個說法，叫“大造輿論”。1962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認為安徽搞的不錯，便問當時安徽的負責人李德生是怎麼搞的，李德生說：“首先是造輿論。”毛澤東大為讚賞，說：“革命不造輿論怎麼行？革命就是要造輿論。”
在毛澤東的眼裡，輿論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過宣傳人為地“造”出來的。這一個“造”字極為形象和傳神。但“造”而且“大造”，總有點草莽氣，令人聯想起造反，所以才改叫“輿論導向”，聽起來文明。其實輿論是“造”出來的，還是“導”出來的，也並無實質區別，都是人為的。旅行有導遊，購物有導購，看病有導醫，都得有人“導”。連拙劣的喜劇電視片都還有導笑，觀眾還沒笑，畫外就先爆發一陣人為的笑聲，“導”你笑，其實一點也不好笑。所以輿論也要“導向”，不足為奇。
但凡獨裁者都喜歡“輿論一律”，都喜歡“輿論導向”。不論“輿論一律”或“輿論導向”，都是要你聽我的，都是要你“向”著我，這才便於統治。
（4）新聞無法
1956年，李慎之先生鑑於波匈事件的教訓，通過毛澤東的秘書林克建議“開放新聞自由”。毛澤東說：“他們主張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什麼不同。”所謂“上大街”就是毛澤東所反對的“大民主”，他認為那是敵對的，是反黨的。所以最早提出開放新聞自由的李慎之便被打成中國最早的右派。
中國共產黨以前也主張過新聞自由，但那是在國民黨執政期間。1999年廣東汕頭出版社出版了《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內中收集了上一世紀40年代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上的社論和評論。這兩家報紙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一些社論和評論直接出自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之手。很多社評大致是這樣一個主題：“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出版自由……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令人不解的是，這本揭露國民黨專制獨裁、呼籲新聞自由的書，竟然被禁。但它不是被現在的台灣所禁，而是被現在的中國大陸所禁！這不是國民黨寫的書，這是共產黨寫的書；說的不是國民黨的話，說的全部是共產黨的話，為什麼也被“我黨”所禁？難道自己說過的話也不要聽了？
鐘沛璋先生曾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他最近撰文說到中國的“一個高級權威”曾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廣東政協刊物《同舟共進》2003年2月號）這段話也見諸於其他一些回憶文章，也都知道這位“高級權威”就是陳雲。
陳雲如此坦誠，毫不遮掩出示了底牌。這張底牌表明當初共產黨主張新聞自由是策略，是鑽空子，是抓辮子，是和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一旦自己取得政權，那就另當別論了。以前還有空子可鑽，如今已是無“空”可入；以前還有個新聞法，如今新聞無法，“想怎樣麼控制就怎樣控制”。中宣部主管新聞的某個副部長居然在上一世紀的90年代還說：“新聞立法對黨和國家不利。蘇聯東歐搞新聞法，搞得國家一片混亂。搞新聞法，還要宣傳部幹什麼！”
所以說，以前新聞自由是多少的問題，現在新聞自由是有無的問題。《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的被禁，怕的就是拿過去說過的話打現在的耳光，要求兌現“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兌現曾向國民黨呼籲過的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走向共和的階梯，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對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而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專制。前不久，無疆界記者組織發表了一份全球新聞自由排名表，在總括139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表上，改革開放已經有二十多年曆史的中國，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極權制度的朝鮮為伍，分別列於第138和139位。這是恥辱還是光榮？
五、中國媒體的宣傳功能
在毛式宣傳體制的控制下，在毛式宣傳理論的禁錮下，中國媒體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編造謊言和封鎖消息。只要是為了“政治任務”，為了“革命需要”，為了“黨的利益”，什麼謊言都敢說，什麼消息都敢封鎖。
（1）編造謊言
歷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說，太多，諸如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是不是真的為了北上抗日？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底是誰“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國後也是謊言多多。最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人民日報》刊載的湖北麻城早稻畝產3萬6千9百多斤的神話，為了證明這種“真實”，《人民日報》在同年8月15日還刊出一幅新聞照片，畫面是4個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歡呼。圖片說明是：“一塊高產田裡的早稻長得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發上似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結果成了“黨有多大膽，報有多大謊。”此事已經成為報業史上經常被列舉的新聞謊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當時死也不承認，還拼命說瞎話；都已經民不聊生，面臨崩潰，還說鶯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還編了一首曲子，歌詞僅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調像爭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來覆去，不厭其煩。整個文革十年，全都是這種謊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歲月，媒體為了宣傳，也固守“正面報導為主”，像是灶王爺，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報導中：“多報好事，不報壞事，無所事事，保證沒事。”通訊裡：“成績講夠，經驗講透，好事盡湊，高帽盡扣。” 以致新聞八股，充斥媒體：“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抗洪沒有不英勇的，搶救沒有不及時的。美國人民沒有不友好的，前總統沒有不是老朋友的……”這些八股有多少真實性？騙鬼呀！
2002年12月20日，新華社報導說：“2002年全國電視觀眾的抽查結果，天氣預報為收視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說，因為中國媒體只有天氣預報是真的，所以收視率最高。其實天氣預報也有假。重慶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爐，氣溫經常高達42度以上，但長期以來，電台、電視台、報紙發布的當日氣溫總不會超過37度。因為政府曾有規定，超過37度工廠就必須停工，學校必須停課。為了不停工、不停課，重慶媒體在盛夏發布的最高氣溫永遠也不超過37度。前有謊報高產，後有謊報低溫，這樣的報紙還有什麼誠信可言？後來重慶不得不如實預報氣溫，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報》還特地發了一篇短評《欣聞報出42度》：“今夏許多重慶人欣慰：‘現在天氣預報上講了真話，天氣熱得明白，我們心裡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聞”這樣的“新聞”，真的能“欣”得起來嗎？連天氣預報都敢說謊，還有什麼不敢說謊的！
中國媒體的謊言成災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深為內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風波期間，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遊行隊伍中，終於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們說謊”的大橫幅，令全國為之震驚！這條橫幅，一是表明中國最最重要的媒體在說謊，而說謊者今天終於鼓起勇氣說出了一句最最誠實的話：“我們說謊！”二是表明說謊者是逼不得已，逼他們說謊的不是個別領導，而是整個集權體制。
1971年9﹒13林彪墜機身亡之後，在他居處查出林彪手寫的一句話：“不說謊辦不成大事。”當時像發現什麼重大機密一樣地揭出示眾，當作林彪個人的處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實這是林彪對整個執政黨從政經驗的總結，和取得政權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一樣，“不說謊辦不成大事”是第四大法寶！
任何一個政黨和政府，如果事事說謊，反倒沒什麼欺騙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說謊，小事、次要的事則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適當披露。以前批評《大公報》，說它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其實共產黨的報紙對自己才真正是小罵大幫忙。從整體上來說，中國的媒體是“部分的真實”，但這比全部謊言更具欺騙性。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曾說：“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中國的新聞實踐證明瞭這一點。
整個媒體在說謊，人們在面對媒體時也以謊言相對。媒體製造謊言，也同時製造說謊者。在電視台的街頭採訪中，只要記者問的是比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傳的問題，幾乎所有的被訪者在回答時都是標準答案，都好像是剛從黨校畢業出來的，不但觀點一致，就連所用詞語也都相同。當然也有說真話的，但這絕對不會讓你播出，所以要麼不接受採訪，要麼也跟著說謊。
能把這麼一個大國裡的這麼多人的頭腦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規規矩矩、整齊劃一，除了強制性的輿論導向、老百姓的從眾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還是因為恐懼，只有無所不在的恐懼才有這樣的威懾力。中新網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說武漢市召開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市委書記陳某某事先對江夏區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開會時都說真話。為保證大家能說真話，他甚至建議電視台記者不要錄像，他說：“一錄像大家就不敢說真話了。”為什麼不敢？也是因為恐懼，只得說假話。連人大代表都如此，何況平頭百姓？所以“天下相率為偽”。
正因為“天下相率為偽”，每一個說謊者都會毫不臉紅，毫不愧疚，所以當中國衛生部長在為薩斯疫情說謊時，能如此地理直氣壯，面不改色，也就不足為奇。尤其他在說謊之前還特別鄭重地重複這樣一句話：“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毛澤東在批判胡風的時候曾說：“他們不但要欺騙別人，他們也還需要欺騙他們自己。”這句話轉贈給中國的衛生部長，非常適合。衛生部長如此堅定，確實也被自己的謊言欺騙。
希特勒說，謊言重複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實何用千次，謊言僅需一次的堅定，像中國衛生部長那樣的堅定，也會成為“真理”。堅定的說謊者不但會被自己的謊言欺騙，還會使謊言變為更堅定的謊言，變為更堅定的欺騙。
還因為謊言說的都是“官話”，這種“權力話語”體現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語言上的政治時髦，久而久之，說謊也就會從一種大眾的社會風尚逐漸變成一種集體的行為準則。一旦“謊言成為準則”，就如索爾仁尼琴所說：“謊言自身也被欺騙了。”當所有的人都不以說謊為恥，不為之臉紅，以至於說謊成為本性，欺騙成為準則，那麼一個毫無誠信的謊言社會也就此形成。這就太可怕了，到了這種地步，不論再怎麼悠久、再怎麼輝煌的民族也要毀滅。這是真正的民族悲劇，它比薩斯可怕多了；薩斯傷害的是肺葉，謊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鎖消息
毛澤東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話，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編為《毛主席語錄》，使得當時的幾億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倒背如流，如：“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指出。”“我們是實事求是的。”等等，最煽情的還有一段話：“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以上均見《毛主席語錄》）這是公開說的，背地裡呢？
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了一段以前從沒公開發表的話：“一個高級社(現在是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只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肯定滅亡，應當滅亡。”（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補本)》第136頁）
毛澤東公開說的和背地說的，哪個是真？這不言而喻。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只是委婉地對失敗了的“三面紅旗”提出批評，就被戴上反黨集團的大帽子。1957年黨在整風時的笑臉搞“陽謀”和反右時的翻臉不認人，更是公開和背地兩套不同話語最無情的體現。
製造謊言和拒絕批評的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結果之一，便是對能夠招惹批評的信息進行封鎖。封鎖的信息主要是兩類。
1、 第一類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災難信息
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全國餓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長期以來是個謎，也是一個密──國家重大機密。據上海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刊載的調查報告，至少有4,040萬中國人當時被餓死，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死亡的人數，是上一世紀人類最悲慘的事件之一！這樣一個震驚世界的悲慘事件，官方還沒有正式地和如實地公布過，有關它的詳情以及相關數字至今還封鎖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雲南發生裡氏7﹒7級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災區遍及峨山、建水等７個縣，死亡1萬5千余人，受傷２萬６千多人，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僅通海一縣經濟損失即達人民幣217億元。震災發生後，並未對外公布，更未尋求外界和國際社會的人道主義援助，而政府本身財力有限，救災物資發放很少，只得緊急調集幾十萬冊《毛主席語錄》和幾十萬個毛主席像章分送災民，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鼓勵自力更生，進行精神抗災，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這麼多人的大天災，居然對外保密，隱瞞了３０年，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大隱瞞。
近兩年由於各地急於脫貧致富，拼命發展經濟，往往忽視環境保護、生產安全、公共衛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災害不斷，尤其礦難更是觸目驚心。事故和災害發生之後，政府所採取的最重要的緊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鎖消息。2001年7﹒17廣西南丹的特大礦難，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學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遼寧海城數千名學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薩斯在全國的肆虐，起先無一不是封鎖消息，這好像已經成為政府處理這類事件的本能反應，成了條件反射。
如果有些事故和災難實在難以隱瞞，便盡量縮小對損失的報導。比如2002年9月14日的南京湯山中毒事件，震驚全國，起初也是封鎖消息，限制採訪，嚴禁報導。後來實在難以隻手遮天，便下達指令，統一報導，統一口徑，尤其是死亡人數，一定要統一說法。最後官方報導的統一說法是：“因搶救無效死亡38人”。其實很多中毒者未及搶救便已死亡，這個數字大大超過搶救無效者，而官方卻隱瞞過去，好像只是死了38人。官方用文字遊戲來欺瞞天下人，實在惡劣透頂！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事故和災難過後，都迫不及待地召開慶功大會，把喪事當作喜事辦，一是表彰英雄模範，二是感謝各級領導，三是再次表明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於是鑼鼓喧天，皆大歡喜，至於教訓、責任以及日後的防範就變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樣的事故和災難發生時，中國人民仍然是不可戰勝的。可悲的是，悲痛並未因此化為力量，而是化為麻木；犧牲也並未因此成為教訓，而是成為慶祝。
廣西在南丹特大礦難之後，也於2002年月12月30日召開了表彰大會，但是，在記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單中，恰恰沒有揭開“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聞記者。可見在某些人的眼裡，說真話的記者是無功可表的，是不受歡迎的，甚至是討厭的。
在中國衛生部門隱瞞中國薩斯疫情的緊急關頭，北京301醫院的老軍醫蔣彥永對外說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驚，也讓現在的黨中央對疫情做出了正確判斷和決策，因而才有今天與薩斯鬥爭的初步勝利。蔣醫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緯，大義凜然，被民間讚為民族英雄。其實說真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是每個有道德的人應有的行為規範，蔣醫生的義舉之所以被民間廣為傳誦，是因為他是在嚴令絕對保密的巨大壓力下說出了真相，因而顯得不同凡響。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其義無反顧的氣概並不亞於捨生忘死、孤身擋車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境內外很多媒體對於蔣彥永先生很關注，對他的評價也很高，有的稱他為英雄。……但是官方沒有對蔣先生作出明確評價？您是如何看待蔣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對他本人有什麼評價？”可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經有很多記者在不同場合問這個問題，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對蔣彥永教授如此感興趣。……在這場鬥爭中，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國有600萬醫務工作者和衛生工作人員，蔣彥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 以不屑一顧的口吻對說真話的人評價如此之低，令人心寒。這只會造成這樣一種不安：還有可能說謊，還有可能繼續隱瞞真相。為此，網民紛紛抨擊高強，其中一個帖子說：“建議高強擔任宣傳部長。”這是在“非典”時期的一個典型帖子，它說明人們對中國宣傳的真實態度。
須知，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騙一個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騙所有的人。毛澤東這句話說得對：“隱瞞是不能持久的。”
2、第二類是敏感的社會信息和負面的政治批評
為了封鎖消息，以致宣傳部成了“不宣傳部”。某大城市市委宣傳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內有29天給該市各宣傳部門以及媒體下達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這個不能登載，那個不能報導，使得媒體的老總高度緊張，生怕觸犯禁令。宣傳部有時甚至還追加通知，如8月1號、8月16號、8月18號，一天之內竟連發兩個通知，確實盯得很緊。
宣傳禁令多達60多項，皆為社會敏感信息，從球迷騷亂到明星髮型，從學生自殺到民房拆遷，從三元橋銀行被搶到湯河口交通事故，從凱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鴨店被告，等等，皆禁止報導。有的禁令還具體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劉曉慶的偷稅一案，不要報導學者張五常的活動和觀點等等，確實管得很寬。
宣傳部的有些通知雖無具體禁令，但有宣傳精神，如6月3日，宣傳部下達緊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節目要認真審查，嚴格把關，特別是對廣播專題節目、熱線談話節目等要採取嚴格措施，保證安全。” 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傳精神：“新聞宣傳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針對性很強的工作，必須講大局、講原則、講紀律。各新聞單位要大力宣傳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宣傳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堅決杜絕一切可能激化社會矛盾、誘發不穩定因素的報導。……一定要為十六大的召開進一步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一定要牢牢掌握宣傳工作的這個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開前後，該市的這個政治方向也確實跟得很牢。
對國內的媒體主要是杜絕負面的社會新聞，對國外的媒體主要是杜絕負面的政治批評。數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嚴禁外國報紙進口，干擾境外電台廣播。1949年之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公民不能收聽短波，購買短波收音機需要公安局證明，各無線電修理店鋪也必須向公安機關登記。那時收聽短波就是“收聽敵台”，有特務之嫌，有判刑之險，也確實有無數的人因“收聽敵台”而遭受牢獄之災，勞改之難。如今看來，太難想像，連聽也有罪！
後來有了電視，開始時國外的電視看不到，香港的電視也不讓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後是半公開地架設魚骨天線收看香港電視，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樓台，大都收看香港電視，因為香港電視比較真實和有趣，少有教條和宣傳。但每當香港電視熒屏出現所謂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畫面”時，立即會被刪剪和屏蔽，使得民眾嘖有煩言。後來為平息民怨，一旦出現刪剪時，便在電視熒屏上打出一行字，稱：“根據上級指示，本地有線電視節目統一由省管理，不便之處，敬希諒解！”這種有苦說不出的無奈，也說明當地電視台是奉命行事，是不得已而為之。
再後來有了電腦，有了互聯網，信息更加豐富和快捷了，這是上一世紀的偉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進，可是代表先進文化的政黨卻拒絕這樣的文化先進，設置一道道防火牆，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傳輸，盡管這樣有違中國自己簽署的一些國際條約和書面承諾，但還是陽奉陰違，照舊封殺西方網站，甚至連Google這樣並無政治傾向的查詢工具也幾次遭到封殺。據說克林頓訪華期間，美國官員曾來華檢查中國是否封堵外國網站。該官員在上網檢查時，站在背後的中國陪同人員立即通知網管部門拆除防火牆，致使美國官員檢查不出中國的封堵，並驚喜地表示中國的網絡和國外一樣的自由開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國的騙術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國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力，這類騙術也並非不可能。
封鎖消息的直接結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盡可能長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當時這最具爆炸性的重大事件，只有道聽途說，小道傳播，而且越傳越離奇，越傳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傳為：“林彪和另一個（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溫度熱得出汗（溫都爾汗），林彪後面還跟著一群（葉群）人，死了好多……”
封鎖消息還有一個更為尷尬的後果，便是政治笑話的蓬勃。在中國凡是稍微有點文化知識的，誰沒聽過和說過政治笑話？這是客廳裡的餘興節目，是飯局上的最後一道菜。當一個國家領導人在政治笑話裡成主角時，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六、結語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改革開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就應承認中國和過去相比確實已經取得長足的進步。尤其在經濟體制上，中國已有很大變化。但千變萬變，至今仍有兩樣絲毫未變，一是宣傳，一是軍隊。盡管經濟體制已經日月換新天，但宣傳和軍隊，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黨一如既往，仍然控制筆，仍然指揮槍。因為宣傳和軍隊是黨的命根子，是最後還牢牢掌握著的兩塊地盤。十六大之後，新的領導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傳的改革應該是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
宣傳工作的改革，在毛澤東時期也不是沒議論過，沒打算過。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發表過這方面的講話，毛澤東甚至提出過“宣傳要轉，必須要轉”（吳冷西《憶毛主席》），但都無關宏旨，他們都是在原有框架內改革一點細微末節，比如提出要深入實際、要改變文風等等；所謂的“轉”，也只是從1958年的浮誇轉向冷靜，從吹牛轉向承認現實。而宣傳是黨的喉舌、堅持黨性原則等等，始終沒變。他們那一代領導人更不可能提出什麼新聞自由的主張。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是一個封閉系統，宣傳工作的保守、僵化、浮誇、虛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局面，但從長遠來看，是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改革開放，中國曆經曲折，終於逐步融入國際大家庭，尤其是加入了WTO，中國的發展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如果宣傳工作再延續以往的路線，不進行一番脫胎換骨的徹底改造，那就是逆潮流而動，將阻礙中國的繁榮和發展，也將難以維持中國的穩定。
目前形勢逼人，多年形成的宣傳模式早已失去公信，名譽掃地，不得人心，難以存活了。雖然1955年毛澤東就發出豪邁的指令：“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 到目前為止新華社也已經在世界10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分社、總分社，共有駐外記者、編輯335人。但有沒有真正“把地球管起來”了呢？有沒有真正躋身於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訊社的行列呢？遺憾的是直到45年之後，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國外的一張大報（法國《費加羅報》）簽訂供稿協議，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訊社和資深的報刊仍舊對我們提供的信息不感興趣，認為中國通訊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國發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問題的信息還是為了宣傳目的，缺乏公信力，不予採用。《人民日報》海外版在海外訂戶很少，多為贈閱。在香港發行的大陸背景的四家報紙也是同樣命運，報攤在晚上收攤之前如果你買《成報》《明報》或《東方日報》，可以奉送一種或多種大陸背景的報紙，冷落淒慘，令人蹙眉。江澤民在美國接受華萊士採訪時說：“我們宣傳部門的那些人也很蠢……他們花了很多錢卻淨做蠢事。我們的對外宣傳部門擠滿了沒有腦子的翻譯機器，但我毫無辦法。”其實不是“翻譯機器”出了問題，而是整個宣傳機器出了問題。
在境內，中國是老子天下第一。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2年首屆上海傳媒高峰論壇上的發表演講說：“據初步統計，到目前為止，我國出版報紙2100多種，總印數350億份；期刊8800多種，總印張已超過100億。”世界報業協會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數字表明，中國報紙的日發行量高達8200萬份，是世界上最大的報紙消費國，日本為7080萬份，印度為5784萬份，美國為5518萬份。但中國報紙之所以日發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為中國人口多，基數大；二是因為多為機關和單位的公費訂閱；三是沒有外國報紙在國內競爭，所以才有如此大的發行量。如果有一兩家外國報紙的中文版被允許在中國發行，那中國報紙的發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會使一大半報紙倒閉。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是說真話和說假話的競爭，勝負自然鐵定。這也是目前中國始終不讓外國報紙在中國發行的緣故。
近幾年，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幅度加大，更由於網絡的迅猛發展，中國的網民數已經高達7000萬，正好和中共黨員的人數相同。人們獲取真實信息的渠道已逐漸從傳統媒體走向網絡媒體，所以即便在國內中國報紙的發行也日趨艱難。去年，全國幾十家黨報，除了三家的發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紅頭文件”支撐，如不是黨費、公費訂閱，情況可能更糟。
為了維持發行量，一些報紙甚至讓讀者強行訂閱。湖北隨州市曾都區東關學校教師劉飛躍因為被強迫征訂《隨州日報》而給全國人大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
“……多年來我本人一直被強迫征訂《隨州日報》，2003年又被強迫征訂半年，每年的訂閱費不是被強迫交納現金就是被直接從工資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拒絕交錢，但最後還是被扣工資。尤其令我氣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兒子一歲半，家中同時被訂了兩份《隨州日報》。
“工資是我的勞動所得，工資中雖有書報費一項，但也應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為一個非中共黨員，我沒有訂閱其黨報的義務，任何人也沒有權利要求我這樣做。
“據我從媒體上了解，強迫征訂黨報現象在中國不是僅隨州一個地區，而是全國性的。”
劉飛躍老師還在信中表示，為了維護本人合法權益，將對“2003年上半年已經被強訂的《隨州日報》採取不服從、不合作的態度：1、不主動領取這份報紙，2、不觀看這份報紙。”
這一事件非常典型。誰說中國沒新聞？劉飛躍被強迫征訂《隨州日報》一事就是極富新聞價值的新聞，但中國任何一家媒體都不會刊登這一新聞，因為這實在是太丟人了。
正如劉飛躍所說，強迫征訂黨報現象是全國性的，所以也會激起其他各地讀者的強烈不滿。寧波市政府的糾風辦在去年年底下發了嚴格執行報刊出版發行紀律的緊急通知，稱：“2003年報刊的征訂工作已經開始，市糾風辦重申，公開發行報刊要做到‘七不准’：除黨報黨刊外的其他公開發行的報刊一律堅持自願訂閱原則，不准以任何形式下達征訂指標；不准將所辦報刊訂閱情況列為下級部門年度工作目標考核內容；不准以評先進評優等附加條件強迫基層訂閱；不准利用職權攤派征訂；不准到企業上門強行征訂；不准搞不正當征訂。” 值得注意的是這“七不准”中是“除黨報黨刊外”，就是說黨報黨刊是“準”的，是可以下達征訂指標，是可以不自願訂閱的。
寧波市政府的緊急通知表面看起來是為了讀者的利益，不准強行訂閱，其實是為了黨報黨刊的利益，不准其他報刊與黨報黨刊爭奪市場。因為每個單位的經費有限，強行征訂了其他報刊，黨報黨刊就無錢問津了。
即便訂閱了黨報黨刊，也不一定受歡迎，很多訂戶往往訂而不閱，棄如廢紙。某作者在網上發表文章說：“筆者單位102人，訂有一份某省機關報《某某日報》，我曾經做了20天的觀察和記錄，該報有16天閱讀率為零，也就是說，該報從收發室遞過來，幾乎沒人看，不久就被收廢報紙的老頭裝進了編織袋，送往垃圾回收站。群眾有時拿它鋪在桌上練字，除非緊急情況，一般是不用它做手紙的，新聞紙吸水性能固然不錯，但擦屁股是容易沾上油墨。”這是一種無言的反抗。
最大的危機是沒人看，沒市場！盡管宣傳部門可以一手遮天，但這只有形的手終究是敵不過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這才是最致命的。
隨著市場作用越來越大，各個媒體為了生存，不得不打擦邊球，甚至甘冒風險，違反宣傳紀律，違規操作。一些有良知的記者和編輯，也盡量抵抗宣傳部門的干預，在可能的範圍內為人民說真話，做人民的喉舌，如南方的一兩家報紙便如此。上級宣傳部門對違規的媒體往往一眼睜，一眼閉，如無下面的檢舉，無上面的責問，也不願多管閑事；即便批評，通常也是通過電話打招呼，並不准記錄，更不發文件，讓你查無實據，便於今後賴帳。實在要進行處理，也是秘密整肅，也從不對外發布。
現在已經很少公開批判作家和作者，只在內部懲罰編輯和主編。公開地批判作家和作者，影響太大，還會落個扼殺言論自由的壞名聲，所以通常的做法是暗地裡將他們的名字列入“黑名單”，下達報刊和出版社，不發表和出版他們的作品，將他們封殺。而懲罰編輯和主編，可以說你把關不嚴，工作有誤，不聽招呼，違反紀律，罰你的獎金或免去你的職務，並說成這是正常的變動和獎懲。端掉編輯和主編們的飯碗，比打擊作者和作家更為兇狠和有效。但這一切也都是悄悄進行，不敢聲張，不敢登報，比如這次南方一家報紙的改組就是如此。這也說明上級宣傳部門已經毫無自信，只好採取這種“暗殺”的方式來解決。
之所以失去自信，是因為處罰他人者已經懷疑自己是否正義。道義的缺失，只能使他們猶豫、遮掩、膽怯、心虛。還因為每一級宣傳部門幹部，都是受了上一級宣傳部門一再宣傳的影響，於是宣傳的慣性就起了作用。這種慣性使得每一個在這宣傳機器上運轉的人，只會按指令緊跟，無需獨立思考。強行的灌輸，被迫的接受，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早已使得宣傳工作成為一道既定程序，一個固定模式，一種政治習慣；早已沒有理想主義的熱情，沒有意識形態的忠貞，沒有情感和理性的執著。
到了上一世紀末，由於經濟的推動和網絡的興起，信息再也難以封鎖，欺騙再也難以奏效。因而宣傳部門再也不想向人們灌輸什麼，再也不想讓人們相信什麼。一些清醒的宣傳家，早就知道很多中國人如今是什麼都不相信了，至少是不再相信他們的宣傳，而且宣傳家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宣傳了。
當今的宣傳已經越來越失去意識形態的宣教功能，變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標識，變成了一個在自己山頭鼓吹的政治廣告。比如對“三個代表”的宣傳，大張旗鼓，鋪天蓋地，曠日持久，不厭其煩。宣傳者真的相信其中有什麼值得宣傳的金玉良言、崇論閎議嗎？不，如此宣傳只有一個權力的目的：舉手表態，站到我這邊來！
凡此種種，不但使得廣大受眾對中國的宣傳厭煩和不滿，也使得宣傳界的有識之士迫切希望徹底改造目前的宣傳制度，這已經越來越成為共識。
順便提個醒：“四人幫”當中有三人在進入政治局之前都有過宣傳方面的經歷。張春橋當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和文教書記，姚文元當過《解放日報》編委和《朝花》主編。江青也在中宣部當過副處長，還自稱是宣傳戰線的流動哨兵。以後張、姚都在政治局分管過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他們三人都是搞宣傳出身，都是宣傳幹部。這大概決不是偶然的。他們之所以爬得這麼高，做了這麼多的惡，不能不說和中國的宣傳制度有關。老資格的中宣部長陸定一在晚年反省說：“我當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長，只幹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這一批，再整另一批。”江、張、姚也如此，他們為中國的宣傳制度效忠，中國的宣傳制度也造就了他們。如果中國這種整人亂國的宣傳制度不徹底改變，還有可能繼續造就一批如江、張、姚這樣搞陰謀、施詭計、一有時機便興風作浪的奸佞。真的要警惕！
十六大之後，在宣傳改革方面已經邁出小小的一步，比如減少中央政要出席會議和外出視察的報導，提倡新聞報導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甚至還提出要讓人民群眾有知情權。知情權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數十年來從不承認。編造謊言和封鎖消息是對人民知情權的剝奪，是黨和政府的侵權。這次提出知情權，意義不小，是以一種正面的方式多少承認了這種侵權的不當。這一步確實可喜，但離解除報禁、新聞自由、信息共享、輿論開放，還很遙遠。而且這一步究竟能維持多久也很難說，就在我修改我這篇文章的時候，又傳來封殺《北京新報》、禁售《財經》、不許報導一些敏感事件的消息，令人不安和失望。
現在已經是信息時代，不再是宣傳時代。只要信息通暢，不再壟斷，何需宣傳？市場上有個規律，叫賣得越響，就越有可能是假貨。只有假的，才要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便有宣傳的必要，也要在一個信息共享、媒體真正成為社會公器的條件下宣傳。允許你宣傳，也要允許我宣傳，允許他宣傳，允許大家都能宣傳。要眾聲喧嘩，不能一家獨唱。那樣的宣傳才是公平的，公正的，才有可能鑑別，才有可能判斷，才有可能接近真實，才有可能避免欺騙，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啟迪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
傑斐遜曾說，“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如果真的想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傳的謊言了。
我們觀察著還是那個星星的星空，那個還在閃爍不定的星空，期待著黑夜之後的太陽升起。
2003、6、16夜初稿 。6、19晨二稿。6、28三稿。上海善作劇樓
作者為中國著名劇作家
—說明：這是沙葉新一組文章的第三篇，前兩篇為《“表態”文化》和《“檢討”文化》，分別發表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和廣州的《隨筆》雜誌。這一篇《“宣傳”文化》醞釀準備近兩年，今年4月20日“非典”猖獗時動筆，寫了兩個月才取得“階段性的勝利”，連載於《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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