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榮慶，字華卿，號實夫，正黃旗人，生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終年五十八歲。幼年家境貧寒，讀書亦用功，“歷應芙蓉、潛溪書院課，亦間列前茅”。光緒五年中舉，年僅二十一歲。光緒二十年入翰林院，從此青云直上，做到山東學政。庚子事變后，榮慶輔佐慶親王處理善后事務，深得慈禧欣賞。此后，歷任軍机大臣、學部大臣、協辦大學士，成為獨當一面的重臣。榮慶親自經歷晚清的時代風暴，且地位顯赫，故其日記有極高的史料价值，比讀《清史稿》里的百十個人物傳記有趣得多。
先看日記中關于甲午戰爭的記述。“聞大連城不守，朱軍失利，東事日棘，毫無補救，奈何!”“聞旅順不守，軍士良死斗，傷哉!”“聞和約已用御寶，夷情險凶，事變离奇，主弱權分，將驕兵肆，二三忠義，實難挽回，蒿目傷心，坐以待斃，真無可說也。”懮憤之情時時可見，要是在古代，确實是個難得的“先天下之懮而懮，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大忠臣。但時代變了，面臨二千年罕見之變局，僅有忠心耿耿、懮心如焚，于事無補。在朝廷對日宣戰的當天，榮慶對“大張天討”十分興奮，“早抄諭旨半開，午讀《明紀事》讀倭患及援朝兩議。”讀到此，我有點哭笑不得，作為擁有封建時代最高學歷的翰林，聰明也就只能到這樣的程度——從明代抗倭的歷史中找良策。榮慶不是錯聵、懶惰之人，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盡心盡責，但他居然對國際國內大事一無所知，他以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時的日本一模一樣，哪知道對方已經歷了明治維新，武裝到了牙齒。他卻堅持刻舟求劍，真令人啼笑皆非。榮慶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之一，見識不過爾爾，中國焉能不敗?
失敗之后，榮慶仍未思索失敗的原因。一開始，在他在阜成門外散步，“近臨河甸，綠樹蔥蘢，葭葦彌漫，令人動出世之想”。這是中國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馬上成為縮頭烏龜，以陶淵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職責，保全清譽，儼然為終南隱者也。一個月后，卻升任內閣侍讀學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載清班，愧無報稱，得遷西秩，稍与清閑，從此養气讀書，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樣，筆端掩蓋不住滿腔的愉悅。他是聰明人，知道官職的大小与個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識到要“藉藏愚拙”，這樣的人難怪官越當越大。甲午的敗跡過去就過去吧，中國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著將在以前跌倒過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林斯塔德在《帝國的政治體制》這部杰作中指出，中國的意識形態往往假定适當的管理行為和取向几乎自動地解決了所有實際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被想當然地認為將會有助于适當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榮慶正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培養出來的廢物。他遍覽經書，既能給皇帝宣講經義，又能用經典來教導諸生，但是不僅對世界大勢一無所知，又缺乏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時期（也就是１９００——１９１１年），恰是清朝苟延殘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隱約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國事身病糾纏一起”，卻對症結所在一無所知，從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天下的了解是一團亂麻，南方革命風起云涌，他的日記本該有詳細的記載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會、典禮、空談上，皇上或太后賜宴，菜譜如何，賞賜何禮品，倒是記得一絲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有“孫中山北來晉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認為：“中國官吏的聲望來自考試獲得的學銜与對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誠。”他進一步論述道：“統治者主要對通過各种禮儀和教育活動維持這些階層的忠誠感興趣。主要的強調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倫理戒律維系文化行為和文化組織本身。”榮慶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舉出身、金榜題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教育文化部門任職自然不必說了。更為顯赫的是，光緒、慈禧相繼去世后，他充隨入地宮大臣，恭點神牌，晉太子少保。能為皇帝、皇太后作點主，足已證明他是負有清望的重臣。
榮慶的清望絕非浪得。慈禧獎勵他“辦事認真”，任倉場侍郎時，杜絕弊端，將按慣例可納入私囊的公款獎勵幕僚和差役，“既不違眾矯廉，亦不盡私入己”。任軍机大臣時，受賄者如過江之鯽，他總是“璧其贄，拒其請”。他說：“某所以賄我者甚至，堅不為動；某公以純臣笑我，自問何敢，但書迂耳。”若是國學大師們讀到這樣的文字，一定會歡呼雀躍：看!誰說四書五經沒有用，它能淨化人心、啟發天良，今日之高官權貴多讀四書五經，豈不全是如榮慶這般的清官?宣統元年，榮慶在病中猶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將死而自寬”，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體制大轉型的時刻，道德水准的高低無補于事。我感興趣的是榮慶与袁世凱的交往。光緒二十五年榮慶任山東學政，不久袁任山東巡撫。榮嫡母病故丁懮回京，袁派隊伍護送，榮深為感激，是為兩人交往開始。袁世凱是榮慶日記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訪慰亭兄于賢良寺，久話別來，夜宿公所。”可見兩人不是官場泛泛之交。袁居“賢良寺”，此寺名頗值玩味。袁在榮之心目中，亦為一賢良也。后袁榮均入軍机處，共事甚歡。榮對袁乃是傾心相交，以之為支撐清廷的棟梁之才；袁對榮則是利用而已，使朝廷中多一為自己說話的人，他并不把這位滿口之乎者也的大員放在眼里，玩的是貓捉老鼠的游戲。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榮慶對“袁督鄂”極為贊成。清廷被迫下罪己詔、開党禁、咨詢憲法，解散皇族內閣。“袁總理”，榮充顧問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三十日記載，“記慰兄略話別來，忠義之气猶見眉宇，歸來五鐘后矣。”簡直讓我笑掉大牙，此時袁氏乃圖窮匕見之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榮慶卻還贊他“忠義之气猶見眉宇”——此八字可令一部古文觀止黯然失色矣!枉讀万卷詩書，詩書都成了豬油，蒙住榮慶的七竅。堂堂顧命大臣，見識不如三歲小儿；位居教育部長，卻看不到三步之外要發生的事情，可嘆、可悲、可笑!
日記最后提及袁世凱乃是袁之北洋軍在前線大捷。“閱昨日報，項城授侯爵。”緊接著袁世凱在民國与清廷之間玩弄權術，以手中之重兵為籌碼奪取總統之位。袁指使部下在京城嘩變，逼迫清帝退位，“槍聲隆隆震耳……暮時凶焰漸熾……亥子之交，槍聲到門，火光徹戶。”惊懼之下，榮慶避居天津，一生富貴成過眼煙云。此后袁氏在中國政壇上指點江山，把持國柄，恢复帝制以至敗亡，日記均只字不提。全記看書寫字，飲酒賦詩，觀賞園林，听戲訪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駝鳥，把頭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換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詩句略略透露出苦澀的心境，如“臥病苦為無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蠅”，似乎在說：我被騙得好辛苦!
從榮慶身上，可剖析中國知識譜系的問題。榮慶讀書不可謂不勤，品德不可謂不高，《清史稿》稱他：“持躬謹慎”，亦非虛譽。但他為何落得無所作為、對國計民生“睜眼不見五指”的下場?可見，中國的“知識”出現了問題，而且是大問題。
在中國，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說，“中國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廣泛的文士群體的一部分”。艾氏認為，作為精英群體，文士的存在取決于統一帝國理想的保持；其活動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關。在榮慶的日記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是上衙門，辦公事，應酬師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玻璃厂買書，收集字畫文物，以風雅自許。這并不意味著文化情趣捍衛了他的人格獨立，相反，知識并沒有被中國古代知識階層作為維護自身獨立身份的資源。歸根到底，中國的知識——經史子集，都不具備成為這种資源的條件。知識把知識人演化成統治者十足的馴服工具，很少具有內在的自治或為不同階層的人服務。
公允地說，榮慶在晚清的官僚中雖然算不上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的一流人物，也還是能歸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殘暴昏庸的端方、趙爾丰、鐵良諸人來，亦要高明許多。他雖然不是維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讀《國聞報》，与嚴复交好，日記載，“嚴幼陵到，送《原富》譯本，語多可采。”送族中后輩留學德國，病中服用洋醫藥，審批貴州學務的報告時，說：“變法不難，而變人心實難。”頗有見地。但是靈光一現，對整個知識譜系的病入膏肓無力回天。榮慶自己也哀嘆：“臨事苦于識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實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稱位，學不濟時，隕越之虞，終恐不免，書此不禁憬然……”
榮慶辦的實事，乃是辦學，他長期管理京師大學堂，雖成效不著，然出辦甚多。一九零八年，學部奏，次年開辦分科大學，計經學、法政、文學、醫、格致、農、工、商八科，開辦費兩百万兩。京師大學堂优級師范改為京師优級師范學堂（北師大前身）。在京設立女子師范學堂，暫招簡易科兩班。在這些方面榮慶确實有其貢獻之處。
縱觀榮慶日記，如讀《鏡花緣》，老實官僚的老實筆墨，更增添了反諷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辦才好——有人在給船打洞，讓船快點沉；有人在給船補洞，讓船繼續開走；有人去搶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拋描，想使船停在原理；有人升起帆來，企圖借助東風；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圖減輕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榮慶，官至極品，位極人臣，像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內，手腳無措——因為圣賢沒有告訴他該怎么辦。
愚人治理愚人國，這七字足以概括中國古代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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