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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6日訊】已經有几年了，在上海一座著名的醫院的某一間特護病房內，躺著所謂的中國僅存的文壇泰斗巴金（我的語气之所以有些輕蔑的意味，乃在于：從文學成就的角度講，巴金實在夠不上泰斗級人物，特別是在文學語言上，他對漢語的貢獻還不如年輕輕就去世的蕭紅）。這位說不出話、認不清人、手不能動、足不能抬、食不能進、排泄失禁的老人，基本處于植物人的狀態，也許連痛苦都感覺不到了。媒體上卻說，巴金對前來祝壽的高官還能以微微點頭來表示謝意。据說，每天用于維持巴金生命的費用高達万元左右，而這對于正在經濟騰飛的大上海來說，肯定是一筆小錢，為了炫耀代表“先進文化”的姿態，獨裁党肯定不會在乎。
病夫治國，乃為獨裁國家的獨特景觀。想當年，毛澤東連話都說不清了，只能通過對口形猜測，卻仍然具有一句頂一万句的權威，主宰著數億人口的大國。現在，巴金病得比老毛還重，也仍然是“娼优所蓄”之文壇的名義領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許多歌功頌德的大戲還需要他的榮譽出場。比如，前不久，這位“文壇泰斗”又在家人和醫護人員的精心侍侯下，以99歲的高齡接受來自獨裁權力和文壇戲子們的虛假膜拜。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基本喪失了身心功能的巴金本人，盡管在現代高科技醫療的幫助下，他的心臟還在跳，卻已經感覺不到活人的气息了，曾經僅存的悲哀也离他而去。巴金，這位在1949年前創作精力很旺盛的作家，自從被中共冊封為現代文壇的六大“楷模”之后，就象許多曾經优秀過的知名作家一樣，榮耀加身之時變成了文學上的“植物人”，寫出來的文字和發表的講話，要么是假言，要么是媚腔，大都屬于語言垃圾一類，除了毒化漢語之外，再無其他有益于精神發育的營養。即便巴金在改革開放之后說過些什么，并被奉為“說真話”的楷模，而翻開洋洋洒洒的几大卷《隨感錄》，那些真話也大都是些矯情騷痒的文字，并沒有真正触到獨裁現實和丑惡人性的痛處。他倡議建立“文革紀念館”，确是良知之舉，但在這一呼吁被官方打入冷宮之后，也再沒見到巴金繼續抗爭。六四大屠殺及言論收緊的整個90年代，最需要他這樣的名流說真話的時代，但他何嘗說過一句！無怪乎著名學者朱學勤質問道：“ 他（巴金）說，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個字活過來的——說真話。這十年該說的真話太多了，您老人家說几句吧！不要說一百句，你說一句行不行？說一句沒人拿你怎么樣？”而圍繞著這位“泰斗”的新聞焦點，不是他說了真話惹出風波，而是只剩下每年一次的壽辰慶典及其病情通報，以及巴金本人重复了無數次的感謝話。由黃浦江邊踏進中南海的中共高官，江澤民以降的諸位，也大都在壽辰之時探望過病床上的巴金。隨著巴金病情的加重和年歲的增加，慶壽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今年的99歲誕辰，更是官方、親屬和某些文人們的絕好道具。如果巴金還能再挺上一年，等到明年的百歲誕辰，祝壽的話語狂歡，相信會是更為華麗盛大的化妝舞會。凸現“繼往開來領路人”的英明偉大，點綴政權營造的小康式太平盛世，需要各類欽定的角色，巴金在這一化裝舞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恩寵榮光的統戰明星而已。如此被假話充斥的十年，對于自譽靠說真話生存的巴金來說，無疑于自我嘲弄。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論，巴金作為六大文壇楷模中僅存的碩果，要算是最幸運的，有望活成中國文壇的第一位百歲泰斗。然而，以文學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論，六位中最幸運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魯迅。他死于上個世紀的30年代，不可能被游街批斗，也不可能被逼無奈地寫檢查羞辱自己，更不可能死于不堪侮辱的自殺或大獄的折磨之下。換言之，魯迅的肉體終結成全了其精神永存。盡管被毛皇帝欽定了“骨頭最硬”之旗手地位，變成戲子之間相互混掄的整人棍子，但那不是魯迅本身的過錯，而是獨裁制度的罪惡。魯迅畢竟沒有在中共制下變成文學植物人。而其他的人，郭沫若從“流氓加才子”墮落成最無恥的文人，茅盾由小資加左傾活成圓滑平庸的文壇不倒翁，曹禺由戲劇天才墮入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為京味小說的大師，先是被奉為“人民作家”，繼而在党國無義和妻儿無情的夾攻之下，變成了太平湖里的魚食。現在，碩果僅存的巴金，由多產作家變成文學上的准植物人，再由植物人變成政治花瓶。
据說，在巴金的頭腦還間或清醒之時，他曾數次請求安樂死，但是，党不答應，家屬不答應，熱愛文學大師的人們不答應，几經交涉，巴金經不住人們的極力挽留，只好服從比他個人的痛苦和意愿更宏偉更高尚的大道理。何況，中國還沒有關于安樂死法律，巴金請求安樂死，顯然不現實。但是，如果不是“大家”需要巴金活著，如果其親人尊重巴金的愿望，還是能夠使他盡快解脫塵世痛苦的。比如，降低特護治療和緊急搶救的標准，既成全了老人，也能節省些納稅人的錢。
《北京晚報》上刊登的《解讀老壽星巴金》一文說：1999年，巴金在某次大病初愈后對社會發言：“謝謝大家，我愿意為大家活著。”這個“大家”是誰？高官、親朋、文壇諸人、文學愛好者？抑或就是全體國人？為什么全不顧忌巴金的意愿及其長壽的煎熬，非要老人忍受著難以想象的身心折磨，在一片長命百歲的虛假祝福中硬撐著活下去——哪怕是作為植物人活著？難怪袁庚老人說：“這叫不得好死”。
首先，党的需要就是最大的理由，再偉大的個人也要屈從。特別是在“三個代表”被自封為思想里程碑的時代，在江澤民把知識分子升華為“先進生產力”的人格化身之后，党就更需要巴老的長壽。巴金99誕辰之際，他的病房里擠滿了中共高官的祝愿，新華社報道說：“巴老的病房內，洋溢著濃濃的慶賀華誕气氛，布置著鮮花、彩帶和醫務人員編織的“壽”字圖案。四周擺放著江澤民、胡錦濤、李瑞環、李嵐清、賈慶林、曾慶紅和王兆國、陳良宇等贈送的花籃，花籃緞帶上寫著“祝賀巴金同志九十九華誕” 。贈送花籃的還有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上海市負責同志劉延東、陳鐵迪、王力平等。”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親扶病榻看望巴金，自稱是受中共中央和江澤民、胡錦濤、李瑞環、李嵐清、賈慶林、曾慶紅等党和國家領導同志的委托，專程前來為您賀壽。中國作協党組書記金炳華也受中宣部和劉云山同志的委托，代表中國作協熱烈祝賀巴老健康長壽。巴金的故鄉四川省委也特地派人前來祝壽。什么“文壇泰斗”、“文學大師”、“中國共產党的親密摯友”、“光輝作品和高尚品格”、“人品、文品，教育和激勵了几代人”、“為中國和世界的文學事業、為人類和平和發展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多體面的華誕呀！當今中國文人中，大概只有巴金有資格享用。
這樣的祝壽讓我聯想到：2001年12月，中共四巨頭江、李、朱、胡出席中國文聯七代會和作協六代會并接見与會代表。江澤民大施恩惠，作了長篇講話，把靈魂工程師們煽得滿面紅光；朱鎔基破例為代表們做形勢報告，引得文壇精英們掌聲如雷。江澤民還以屢屢周游世界的多才多藝，參加了聯歡會，親自上台，又是指揮大合唱，又是表演獨唱，而且一連唱了三首：意大利語演唱《我的太陽》，俄語演唱《遙遠，遙遠》，中文演唱顧毓秀作曲的鄭板橋詞。胡錦濤也學著江核心的樣儿，罕見地高歌一曲《我騎著馬儿過草原》。之后，江澤民等人還与代表們跳起交誼舞。最后，“晚會在江總書記指揮的《歌唱祖國》的歌聲中達到高潮。”中共各大媒體的報道如是說。正是在這次名副其實的戲子作秀的大會上，遠在上海病房里的巴金，再一次給大會發來賀電并被缺席欽定為作協主席。
其次，文壇名流們需要巴金壽辰的舞台來表演。巴金99歲壽辰，《收獲》雜志破例為老主編舉辦了壽宴，并邀請數位名作家來上海，新華社報道稱：這是“國內作家一次空前大規模的‘合家歡’”。名流們紛紛拿肉麻當贊美、拿假意當真心，獻上夸張的祝壽詞。借此良机，文壇戲子余秋雨宣布正在籌拍電視劇《家春秋》，作為明年獻給巴金百年華誕的壽禮。其實，如果你私下里与這些大腕作家們聊聊，還真沒有几個人看重巴金的作品，但他們就能如此坦然地高唱贊歌。王蒙的獻詞最具代表性：“他是我們的一面旗幟，也是榜樣！”這位在八十年代曾經風光無限的右派作家，六四后被官方冷遇，直到六屆作代會，王蒙才再次受到恩寵有加的厚待，當選為作協第一副主席，成為重掌作協實權的人物，地位僅次于江澤民的親信金柄華。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以領導人的身份作報告的前文化部長，代表作協致大會閉幕詞，顯然是心潮澎湃且難以自禁，表現出近年來少見的亢奮，即便在王蒙達到權力的頂峰時也很少見。他以宣誓般的高調代表新一屆作協領導机构表示：要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領導下，以創新的精神和富于熱情的勞動服務于文學界，和廣大作家、文學工作者一起回應時代和人民的呼喚，努力開創新世紀社會主義文學的新局面。他念道閉幕詞的結尾，更是近年來罕見的高亢詞句：“這是一個激勵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去創造去奮斗的大會，……讓我們把這次大會作為新世紀文學大軍遠航的開端吧！”這樣煽情的言詞与他獻給巴金的壽詞如出一轍，恍如回到空洞口號滿天飛的毛時代。
更可笑的是，祖國的花朵們也需要巴金的照耀，把生命已經近于熄滅的他老人家當作理想的火焰。一群小學生為巴金祝壽，如同向國旗宣誓一樣，有關報道也像歌頌某位大權勢者一樣：17年前，巴金曾給惠山區錢橋中心小學10名尋求理想的學生回信并送了一頭小瓷牛……像一團火焰，照耀著同學們前行。一批批同學在瓷牛前系上紅領巾、告別瓷牛升入中學。17年后，錢橋中心小學舉行巴金贈牛銅塑揭幕暨祝賀巴金爺爺九十九華誕活動，小瓷牛“長“成大銅牛，矗立在校園內……學生們捐款請泥人厂特制“阿福獻壽桃”送給巴金，還組織學習巴金的回信，開展“誠信与理想”討論，走訪身邊有理想的人，請來當年尋求理想的10名青年回校暢談……再次掀起‘祝福巴老、尋找理想’活動高潮。”這樣的意識形態灌輸模式，不僅与學習“三個代表”相仿，也与校園拒絕邪教運動雷同。
最后的理由也許在實質上比党的需要更有力量，巴金的親人需要他活下來，越長壽越好。當然，親人們希望巴金長壽的真感情不容褻瀆，我也決無絲毫褻瀆之意。但是，無可否認，在中國這樣的體制下，被中共看重的文化名人，無論生死，對于名人家族皆是一筆巨大的資源，許多名人親屬吃名人飯的丑態，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比如，老舍的妻儿四處販賣其文學成就和悲慘遭遇，而全不顧及他們的無情也間接參与了對老舍的謀殺。而巴金的親人們，從不拒絕官方所恩典一系列榮耀和特權，其功利性計算已經褻瀆了珍貴的親情。
眾所周知，創刊45年的《收獲》雜志，几乎就是巴金家族的世襲領地，現任負責人李小林乃巴金的女儿。《收獲》出面參与炒作巴金壽辰，邀請眾多名作家參加99壽宴，制造“空前大規模的合家歡”，完全是為正在策划設立的“巴金文學獎”造勢，從而使巴金成為繼魯迅、茅盾和老舍之后，第四位單獨設立文學獎項的作家，其功利色彩一望而知。正如目光敏銳的文學批評家朱大可所言：“難道巴金身邊的親人竟然還不了解他的苦痛，反而要在其病榻前制造話語的狂歡？……文學獎不僅是為了紀念死者，還是一种現實利益的追逐。它要以一個气息奄奄的老人的名義，重筑金錢和榮譽的權力构架。”
在中國，統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間的統戰游戲古已有之，從先秦諸君主豢養大堆食客就開始了。中共是此傳統最具有創造力的繼承者，玩得既得心應手又殘酷無情。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點綴時就是价值連城的古董花瓶，擺放在廟堂的醒目之處；而不需要時就是一堆碎石爛瓦，棄之于無人荒野。當中共眼中的巴金還有利用价值之時，他的親人就一定要精心地看護，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此古董的內在价值早已死去！哪怕花瓶本身希望粉碎！
全力維持巴金心跳的中共當局，正在讓整個中國付出“心死”的道德代价：這所有極盡張揚鋪排的結果，只能是通過對巴金本人已經毫無意義卻又代价昂貴的長壽，也通過華麗艷俗和虛偽矯情的頌歌，更通過權力的俯身傾顧和貼耳軟語，而展示著權力俯視下的上等奴性，延續著低賤仰視中的高境界恥辱。
2002年12月28日于北京家中（《動向》2003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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