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5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鍾元台灣報導）中華民國國史館日前舉辦演講活動，由國史館修纂處助修陳頌閔主講，分享二戰時中華民國空軍員生赴美受訓經過（1941—1945）。他說，這些赴美受訓的空軍軍官學校員生，後來多為中華民國空軍重要幹部，對台灣空軍發展的影響廣泛且深遠。
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致詞時說，大家來參加這個演講活動，有助於了解「二戰後的台灣到底是怎麼樣開始有國防，因為本來中華民國空軍有接觸德國、義大利（陸譯意大利）、蘇聯、美國，但後來二戰時期為什麼會主要集中在美國，尤其美國跟中華民國空軍方面不論是武器、飛機及人員的訓練等都影響到台灣，而且二戰後的台灣，當然更是緊緊地跟美國依靠在一起」。
陳儀深說，他記得2018年國防部有出版《同舟共濟：八二三戰役60周年紀念冊》，書裡提到美國跟中華民國的存在是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事情牽涉到在二戰後美國跟國民黨政府之間有多方面交疊的關係，所以說明這部分的研究應該是很重要的（台美關係）基礎。
中華民國派遣空軍軍官學校員生赴美 建立中國本土空軍
陳頌閔表示，空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興起的軍種，由於作戰速度快、面積大，在戰場的戰力不容忽視。一戰結束後軍事學家察覺制空權的重要性積極倡議。於是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國相繼發展航空教育，建立空軍。然而，相較於西方國家，中華民國空軍發展顯得十分緩慢，並且希冀外國教官協助。
他表示，20世紀30年代，中華民國航空教育，先有德國、美國、義大利、蘇聯等外籍顧問參與，其中美籍顧問團以裘偉德（John H. Jouett）等為主，參與了中央航空學校的建置，深刻影響近代中國空軍教育發展。
陳頌閔表示，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中央航空學校輾轉遷至雲南昆明。1938年7月，定名為「空軍軍官學校」。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需要中華民國協助穩定太平洋戰場，於是協議由中華民國派空軍軍官學校學生到美國接受教育與訓練，以接收美國新式飛機，同時配合地勤人員的維修訓練。從此，中華民國與美國兩國的航空教育開啟新的形式。
陳頌閔說，中華民國派遣空軍軍官學校員生赴美，接受美式航空訓練及駕駛新式飛機，其重點是建立中國本土空軍，以加強空軍的作戰能力。
他表示，空軍軍官學校員生赴美訓練，中美學生上相同的課程，穿相同的制服。在入伍訓練方面，美軍特別注重他們的英語學習、體格鍛鍊以及普通飛行常識的灌輸。在初級飛行訓練方面，他們是在雷鳥基地（Thunder Bird Field）進行的，歷時6星期完成初級訓練結束後，前往威廉斯機場（Williams Field）接受中級飛行訓練，則是經過7星期完成。在高級飛行訓練方面，他們是前往鹿克機場（Luke Field）的高級飛行學校接受訓練。
陳頌閔說，這些中華民國飛行員返國後，一方面引入美式航空訓練知識；一方面也促成了「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的成立，對近代中國航空教育產生莫大的助益。這些赴美受訓的空軍軍官學校員生，後來多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的重要幹部，對台灣空軍的發展影響深遠。
「美式航空教育影響中國航空教育機關的整合與確立。」他進一步說，在美籍顧問團的影響下，中央航空學校確立教育程序、落實分科教育、訂定淘汰考核機制，近代中華民國空軍教育系統，實受美式航空教育影響。從空軍學生集體出國受訓的第一次記錄來看，自1941年11月起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前，一共有八批留美學生在美國完成訓練後返回中國投入戰場，建立美式空中編隊作戰模式、近代航空醫學研究。
陳頌閔表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中美空軍混合團的影響力仍持續。斯崔克蘭（Eugene Stricklamd）回憶1953年他曾訪問過台灣並詳細談到中國空軍的效率。那時，中華民國空軍已完全採用中美混合團所發展出來的那一套作業程序。
陳頌閔說，隨著二戰戰爭結束，中華民國空軍來台，這些赴美受訓的空軍官校學生，多為空軍重要幹部，對台灣空軍發展的影響廣泛且深遠。他舉例說，包括中美空軍混合團徐煥昇、司徒福、郭汝霖均曾任空軍總司令。此外，這些赴美受訓的員生，後來有多位成為台灣空軍重要幹部升任空軍將領，例如賴名湯、夏功權、衣復恩、都凱牧、汪夢泉、關振民、黃翔春，都為保衛台灣付出了相當的貢獻。
責任編輯：李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