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5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文芊北卡報導）「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站在那裡（河岸上），身上穿著漂亮的西裝和襯衫。一名俄羅斯士兵坐在一輛坦克的頂部，拿著一把大槍，瞄準了我，並玩弄著扳機。」
約瑟夫博士是一位教授和退休牧師，在布拉格之春期間逃離了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
「我想到過，如果他開槍打死了我，把我的屍體踢進河裡，沒有人會知道。」約瑟夫博士說。
4月25日和26日晚，在北卡羅利市的聖路加福音派天主教堂舉行的題為「他們逃離了共產主義下的生活」的活動中，約瑟夫博士是10位發言人之一。這10位發言者都曾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過，現在他們把過去的經歷分享給美國民眾。
在他們的故事中，出現了許多共同的主題，例如約瑟夫博士在布拉格遇到俄羅斯士兵的故事，表現出了共產制度下對人生命的藐視。另一個主題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包括許多在美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
禍起一句話
「他們剝奪了我們的言論自由。你說的任何話都是錯的，如果你對領導人說一些可能冒犯他的話，你會受到迫害。」印刷店老闆湯姆‧潘說。
1982年春天，14歲的潘乘船逃離了越南。他仍然記得越南的壓抑氣氛，人們必須隨時注意自己的言行。他講了他妻子一個熟人的故事，那個人曾經和越南領導人共進過晚餐。
「在那個時候，有些人吃狗肉」，他說，「當他們把狗頭放在盤子裡端出來的時候，那位女士說了句『那個狗頭太偉大（great）了』。就因為她說了『偉大』這個詞，她就被迫害了。『偉大』只能是對領導人而言。」
極權下的生活
在蘇聯長大的商業經紀人伊琳娜‧科默也曾生活在共產黨的嚴厲管控之下。她回憶說，當時不允許私人購買自己的住房，必須住在政府分配的公寓裡，儘管那個小空間全家人根本就住不下。
「（政府）會告訴你可以擁有什麼，可以買什麼，應該付多少錢，以及允許看什麼，讀什麼，聽什麼。」科默說。
蘇聯政府還要求所有民眾完全服從，沒有例外。當科默的母親，一位歌劇演員，去希臘演出時，如果沒人跟著她就不能離開賓館；無論她去哪裡，都必須有一名克格勃特工跟著。即便獲許出國也要考驗你對黨是否忠誠。
「蘇聯人是不被允許離開蘇聯的，除非得到政府的批准，而且當然只能出於商業原因。」科默說，「他們必須獲得所謂的出境簽證。為了獲得該出境簽證，他們必須通過考試。」就她而言，她必須證明她對所有蘇維埃共產主義領導人及他們的主要成就非常了解。
科默說，這種忠誠還延伸到必須完全相信黨讓你相信的東西。每天早上，國營報紙《真理報》都會印發，讓民眾了解黨的最新說法，而不能質疑其真實性。
她說：「它被稱為『真理』是有原因的，因為每天早上，它告訴你應該知道什麼，思考什麼，以及如何感受。」
打壓宗教
為了維持民眾的順從，這些共產主義政府必須屏蔽所有與他們意識形態不一致的東西，尤其是宗教。餐館老闆德西‧尼科洛夫娜來自保加利亞，這個國家有各種美麗的教堂、清真寺和猶太教堂。但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它們被閒置了。
「我記得，黨不允許我們與我們的上帝有聯繫。因為上帝永遠不會欺騙我們，也因為不能讀《聖經》，我們可以被任意擺布。」尼科洛夫娜說，「我們家裡不能放《聖經》，而是放一本小紅書，這是（共產黨）的規定。」
迫害信仰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強制推行無神論，溫斯頓‧劉感到了同樣的脫節。他周圍的人似乎並不遵循任何道德價值觀，並且不介意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而損害他人。
雖然他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但他感到精神很空虛。
「那些無私奉獻、堅持誠信的人被同學和鄰居嘲笑」，劉說，「當我看到同齡人不介意占有他人利益時，我問自己，『不損人利己，堅守道德良知，我這樣是不是很傻？』」
1998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後，他找到了答案。他從法輪功的「真善忍」法理中找到了意義和方向，「真善忍」法理將他與中國五千年的精神傳統聯繫在一起。
但是，隨著法輪功在20世紀90年代越來越受歡迎，共產黨對精神信仰的恐懼開始占據上風，最終在1999年開始了對法輪功的迫害。1999年至2003年期間，劉因堅持自己的信仰而四次被抓捕，並在被關押期間遭到酷刑。
「在拘留所裡，警察慫恿其他犯人剝光我的衣服，向我潑冷水。在冬天最冷的季節，持續了半個小時，後來我被凍僵，失去了知覺。然後他們把我扔在地上，沒給蓋任何東西。幾個小時後，我才甦醒。（在那裡）根本就沒有人的尊嚴。」
不僅如此，中共開始在全球華人社區傳播有關法輪功的錯誤信息，試圖讓普通民眾反對法輪功。在這些強大的宣傳攻勢下，原本支持法輪功學員的家人和朋友變得敵對起來。
劉說：「這種妖魔化的宣傳讓許多中國人對法輪功產生了仇恨。結果，中國人被分為兩個群體：非法輪功和法輪功。媒體的編造將法輪功學員妖魔化。非法輪功群體被鼓動在學校、社區、工作場所等方方面面監視、舉報和騷擾法輪功學員。」
鼓動人與人的鬥爭
逃離古巴的萊迪斯‧德羅斯耶提到了古巴共產黨使用了類似機制。任何想離開古巴的人都被稱為gusano，即蟲子，在社會上被貶低歧視，成為其他人攻擊的目標。此外，在古巴，階級鬥爭觀念製造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衝突，使得共產黨得以掌權。
然而，德羅斯耶現在在美國開始看到一些相同的模式。
「在美國，他們正在利用種族來分化我們。」她說，「我們都聽說過白人特權。公司現在正在進行白人特權培訓。而這都是製造分裂和仇恨的精神洗腦，並使一群人反對另一群人。」
德羅斯耶說，這種分裂隨後被某些群體用來壓制和攻擊他們的反對派。她還列舉了其它使美國傾向古巴的社會現象：媒體不報導事實，高稅收，重寫歷史，以及政府增派福利。
極權下社會失控
阿爾貝托‧迪亞茲與德羅斯耶有同樣的擔憂。迪亞茲是委內瑞拉人，他告訴聽眾共產主義如何在很短時間內讓一個社會快速失控。1995年烏戈‧查韋斯當選後，委內瑞拉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極權主義國家。
「在五年內，查韋斯基本上解散了國會。他只保留了軍隊。」迪亞茲說，「只用了五年時間就完全取消了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委內瑞拉所有的電視台都被取消了，現在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政府的電視台，而這只用了五年時間。」
迪亞茲敦促聽眾為自己的自由大聲疾呼，同時要教育自己的孩子，讓他們了解共產主義的事實。
警惕共產主義因素
聽眾之一的克里斯汀‧瓊斯，經營著一家微型學校，在那裡，父母可以掌握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她一直在教她的孩子們了解美國社會中共產主義因素的危險性。
瓊斯說：「我有一個16歲的女兒，我們告訴她，如果我們有朝一日擺脫了這一切，你必須告訴你的孩子、告訴你的子孫後代這裡發生了什麼。」
在2016年投票給前總統川普（特朗普）之前，瓊斯從未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
「我之前的全部生活都是圍繞著左派或自由派的一切而設定的，直到我開始理解和研究左派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然後我就想，哦不不，我根本就不支持極權主義。」她說。
她被演講者的故事深深打動，並說她將繼續經營她的微型學校，為家長們提供一種在課程中沒有共產主義元素的教育方式。
麗莎‧托德是一名諮詢師和老師。她說，在教育孩子時，有時共產主義社會的危險性對他們來說感覺「只是一個故事」。她參加這次活動是為了同孩子們分享這些真人真事。
她說：「我想聽聽這些信息。我想聽聽（演講者的）呼籲。我們需要注意什麼，有哪些警訊。」
托德說，作為一個美國人，這些故事激勵她繼續維護每個美國人有權享有的自由。
她說：「我們需要繼續支持對的事情和真相，而不屈從於政治議程和謊言。」
責任編輯：謝漫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