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2月17日訊】（Colin Dueck撰文／大紀元記者原泉編譯）保守的民族主義最具示範性，是一種以民主為導向的公民形式的愛國主義，一種對特定地方的熱愛，主張世界最好由獨立的民族國家治理，只有在這些國家的範圍內，自由的公民才能嘗試憲法形式的自治。在外交政策上，保守的民族主義者注重維護和促進自己國家的利益、權利、價值觀、安全、傳統和生活方式，且相信這樣做完全合法。
在美國國內，一種保守的民族主義是美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兩黨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主流傳統。但是，美國的開國元勛們也希望，美國人民自治的典範最終能夠傳播到全世界，他們認為，抱著這種希望，甚至推動這種希望，與維護美國的國家主權並不矛盾。
從歷史記載來看，最初的美國殖民地是由英國新教定居者建立的，這種特定的文化和宗教傳承為美國的建國原則提供了背景。多年來，一些美國民族主義者主要從宗教或種族方面來定義自己的身分。
長期以來，這助長了對美國國家的種族定義和公民定義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美國的革命者在他們的《獨立宣言》中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並主張某些普世的自然權利，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的起義辯護。這些主張是由被稱為傳統的自由主義的信仰所決定的。
因此，美國從一開始就有一種「美國信條」，一種公民宗教或國家認同，具有一些明顯的傳統自由主義元素，包括法治、個人自由、多數決定原則、權利平等、開創、進步和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會的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
正如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傳統自由主義信條使其難以在美國推廣社會主義。這就是恩格斯所謂的美國例外論的含義，這讓他異常沮喪。
就其世界性的影響而言，美國革命的領導人希望它能鼓勵共和政體的傳播，並建立一個以和平商業交流、個人自由、法治和人類進步為特徵的新的國際體系。他們反對18世紀的歐洲國家制度，認為它腐敗、軍國主義、好戰、專制。
當然，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如何與仍然屬於舊世界體系的國家互動。在不同程度上，開國元勛們和後人接受了美國向西部大陸擴張，以建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所描述的「自由帝國」，他們還擁抱海外的商業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在現有疆域之外的經濟和領土擴張，早在美國後來崛起為全球強國之前就開始了。
但同時，這些早期的政治家們也珍視維護美國的獨立，並為此奉行謹慎脫離歐洲聯盟的政策，（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的《告別演說》中正式闡述了這一政策，他在演說中說：「我們處理外國事務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在與它們發展商業關係時，儘量避免與它們發生政治聯繫。」
強調避免傑斐遜後來所說的「糾纏的聯盟」，成為整個19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早期的美國政治家認為，擴大共和政府的範圍和維護國家的獨立之間並沒有本質的矛盾。
關於美國民族主義對外交政策的確切影響的黨派政治辯論，從一開始就很明顯。托馬斯·傑斐遜和（開國元勛）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就美國例外論、美國主權和共和政府的長期擴張等問題達成一致，他們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則意見不同。
傑斐遜設想的美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分散的、農業共和國，而漢密爾頓則希望建立中央財政和新生的美國製造業，以及在國際舞台展現其它國家權力機器，包括職業化的武裝部隊。
在1790年代，傑斐遜傾向於同情法國革命；漢密爾頓則同情英國。華盛頓發表《告別演說》，正是希望平息傑斐遜與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之間的這些分歧。在他看來，不涉足海外事務的一個好處是避免了美國國內的派系敵對。
19世紀美國的每一輪領土擴張都有一個典型的特點，那就是內部就這種擴張是否符合憲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或是否適當，展開了一些重要的辯論。這些真正的哲學上的差異往往與部門利益和政黨政治、以及對總統個人的支持或反對聯繫在一起。
總統們有時會積極地指導美國的領土擴張。例如，傑斐遜曾反對行政權過於集中，但當1803年有機會從法國手中購買廣袤的路易斯安那土地時，他不受限制地做了，並承認他把憲法應用到了崩潰的地步。
後來的領土擴張企圖和美國對英國、墨西哥和美洲原住民部落的戰爭浪潮，帶來了激烈的爭論和辯論，使贊成擴張的美國人與不贊成擴張的美國人對立起來，雙方經常認為對方背叛了美國的建國原則。然而，美國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共識卻堅定不移，這是一場有著相同基本前提的黨派之間的激烈爭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正酣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為美國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傳統提供了一個根本性的替代方案。他設想並解釋了他的參戰決定，認為他的國家不僅有能力幫助在軍事上打敗德國，而且有能力領導建立一個以民主政府、民族自決、集體安全、開放的貿易安排、海洋自由、多邊合作組織、和平解決爭端和全面裁軍為特點的變革的全球秩序。
國際聯盟將是這個由美國領導的新秩序的頂點，它的核心是威爾遜所設想的每個成員國「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的實際保障」。威爾遜的偉大創新不是簡單地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需要在歐洲大陸上用武力來維護，儘管這本身就足夠引人注目；也不是簡單地將他的聯盟計劃與美國國內的進步改革的成就聯繫起來，儘管他也這樣做了。
他的創新之處還在於，只有通過美國方面具有約束力的、普遍的、正式的多邊承諾，才能在世界範圍內維護進步的自由價值觀。在這個過程中，威爾遜貶低了維持「權力平衡」的目標，最終，美國參議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數拒絕通過《凡爾賽條約》。但威爾遜在意識形態上樹立了一個不會消失的標誌。在下一個世紀，威爾遜的願景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政治和國際政策中的一股推動力。
就共和黨人而言，他們從一開始就對威爾遜的自由國際主義觀點，及其對國內的影響深感擔憂。但他們在到底要糾正或抵制到什麼程度上存在分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分成了兩派，一種是鷹派形式的保守的美國民族主義，另一種則是更加不干涉主義的版本。截至1918—1919年，共和黨參議員中最常見的外交政策觀點是贊成戰後與法國和英國建立有限的聯盟。
但針對聯盟的辯論的最終結果，基本上是參議員羅伯特‧拉福萊特（Robert LaFollette）等不干涉主義者的勝利。這一結果支撐了共和黨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以及二戰初期的外交政策方針。隨後共和黨人又出現了分歧，一方主張美國援助英國對抗納粹德國，另一方則反對。日本偷襲珍珠港結束了這場辯論，共和黨的外交政策鷹派獲勝。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的崛起加強了共和黨內部國家安全鷹派的新優勢。嚴格的不干涉主義者被邊緣化了。但事實上，許多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不得不被拖入戰後美國在海外的一系列承諾中，唯一能確保他們支持的是強烈的反共。沒有哪位繼任的共和黨總統能夠完全忽視美國基層保守民族主義的持續力量，大多數人通過把它的各個方面納入他們的總體方針而在政治和政策上取得成功。
每一任總統的做法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未能在這一點上取得有效平衡的人——如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無論其它優點如何，往往會輸掉選舉。
在冷戰剛結束後，共和黨人對該黨外交政策記錄的最普遍感覺是滿意。但在1990年代，不干涉主義者重新出現，一方面是社會保守主義者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另一方面是傳統自由主義者羅恩·保羅（Ron Paul）。儘管這些聲音在當時似乎無足輕重，但從長遠來看，這些聲音，尤其是布坎南的聲音，被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
喬治‧W‧布什總統成功地把大多數強硬的共和黨民族主義者聚集到他的「反恐戰爭」政策上，再加上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中東的「自由議程」。但是在伊拉克的挫折引起了一些明顯的批評，布什卸任後，共和黨再次分裂。
2016年，橫空出世的候選人唐納德‧川普（特朗普）利用這些分歧，做了此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顛覆了外交政策鷹派的主導地位，轉而採取其它方式。然而，川普政府的實際外交政策是這些傾向的混合。
因此，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最好被理解為一種特定形式的美國保守民族主義的復興——一種較少干預的版本——與威爾遜在兩黨的外交政策遺產相牴觸。只有忽略早期的歷史經驗，川普的外交政策才顯得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川普並沒有以自由國際主義者的身分參選。
但20世紀大多數共和黨總統也沒有這樣做。在威爾遜式的外交政策設想上加倍努力，也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勢所趨。自由國際主義或威爾遜主義傳統表明，長期的全球發展，朝向更大的經濟相互依存、民主促進和多邊組織的方向發展，最終會使古老的強權政治模式過時。在川普之前，冷戰後的每一位總統都是在這一傳統的前提下行事。
比爾‧克林頓總統希望，通過「擴大民主」來擴大以市場為導向的美國盟友區，以最小的代價促進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喬治‧W‧布什總統希望，預防性軍事行動，加上伊拉克政權更迭，將削弱穆斯林世界內部對聖戰恐怖分子的支持。
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希望，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調解將有助於促進圍繞自由政策目標的多邊協調。毫無疑問，這三組希望都是真誠的。而且三者都有一定的外交政策成功經驗。然而，最終，這三者都在非常重要的方面過於樂觀。
具體來說：歷史永遠不會結束。歷史上正常的戰略競爭、國際衝突和強權政治模式從未完全消失。大大小小的獨裁國家都發現了適應和生存的新方法。
與冷戰後的預期相反，世界上的主要大國並沒有全部趨向於單一的自由民主模式或理想。如果說21世紀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大國競爭的復甦。冷戰的結束並沒有結束地緣政治的現實，只是重新進行了配置。
對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來說，如同對所有美國人一樣，認識到進步不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還沒有結束，應該導致外交政策重點的轉變。擴大國際合作和人權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兩者本身都不能成為美國大戰略的出發點。在國際競爭的環境中，必須更加重視支持美國的盟友和反擊美國的競爭對手和敵對勢力。
答案不是脫鉤，也不是認為可以教訓對手讓他們妥協，更不是讓他們在政權更迭中灰飛煙滅。相反，答案是美國要準備好，與一系列強大的競爭對手——最重要的是中國——進行穩定、長期、有力的競爭，以便更好地保護現有民主國家免受各種威脅。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經過精心調整、態度強硬的審慎政治。
美國的外交努力應該從傳統的聯盟開始，而不是從明顯的競爭對手開始。在保護美國主導地位的同時，三心二意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也沒有必要在理論上把預防性戰爭或政權更迭戰略放在首位，因為不成功的海外干預只會損害美國更廣泛的利益。默認的優先選擇應該是按地域來區分的消耗戰略、強硬的遏制戰略和通過實力實現和平的戰略。
現在，來自各方面的變革性全球項目或承諾必須受到相當的懷疑。今天的巨大挑戰不是促進或改變任何進步的世界秩序，而只是捍衛現有的民主國家。美國仍然比一些人認為的要強大得多。如果它奉行強硬的外交政策方針，利用其深厚的能力，它就能戰勝挑戰者並取得成功。將自信和自我克制結合在一起，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最佳傳統。
刊自RealClearWire。
原文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科林‧杜克（Colin Dueck）是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教授，也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訪問學者。他最近的著作是《鐵器時代：論保守民族主義》（Age of Iron: On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年）。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