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0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田青編譯報導）近日，加拿大智庫MLI（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中國問題專家寇謐將（J. Michael Cole）撰文闡述，習近平時代中共的戰略野心和對全球秩序的威脅。
文章回顧了自2012年11月習近平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著手加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治下的中國，簡稱：中共國）所謂的「復興」，以擠入世界超級大國之列。習近平野心勃勃的計劃，伴隨著中共國在其國內不斷加強的獨裁統治，和在其自認為的勢力範圍內的獨斷專行，動搖著國際秩序，引起了民主社會的擔憂。而在民主社會中擔當主要旗手的美國，卻似乎越來越無法或不願繼續擔任這一角色。
文中稱，受2008—2009年經濟危機的影響，全球許多民主國家似乎失去了自我動力與信心。這為中共國創造了一個機會，標榜其專制統治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表現更好，並應成為現有國際秩序的替代品。
同時，奧巴馬政府沒有去制止中共國在南海地區的擴張，這鼓舞了北京方面在其勢力範圍內有所動作。目前華盛頓方面在國際舞台上的淡出，從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到離開世界衛生組織，再加上川普（特朗普）政府對聯盟體系的弱化和從國際機構撤退，都為中共帶來了新機遇。北京方面立即抓住了這些機遇。
文中強調，到了2020年，已經無法忽視專制中國對我們的社會、機構、企業和價值觀構成的挑戰。從腐蝕我們的民主體制，到積極展現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的力量，和伴隨而來的高風險武裝衝突，中共國不再是曾經的遙遠而可憐的抽象概念。它已成為現實，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學會與此相關的進退。
該文著眼於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國在戰略野心背後的意識形態，分析其運用的各種成長和滲透的手段（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灰色地帶」等方面），以及這種現狀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最後給出如何應對這一挑戰的建議。
中國的「灰色地帶」工具包
儘管其經濟具有吸引力，但中國還是在笨拙地利用其「軟實力」在國際社會中培養朋友。諸如孔子學院之類的嘗試，在全世界的學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因為人們擔心這樣的機構會充當中共宣傳和審查的巢穴。為了表現中共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更大自信，中共國大使館也參與了「戰狼式外交」，經常威脅或粗魯地對待他們的東道國，這種行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變得尤為明顯。中共國對台灣的強橫態度以及在香港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使其在全球的「面具外交」失去了支配地位。
由於無法實施以類似於二戰後的美國方式將其文化轉變為「軟實力」的手段，因此當傳統外交失敗時，中共國需要依靠其它手段，其中大部分屬於所謂的「銳實力」活動。
2016年，習近平下令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統一戰線工作。這些統戰工具通過破壞目標國家和組織的透明度和可靠度，幫助北京塑造了有利於中共的國際環境。通過收購、投資和插入，中共已將其宣傳、審查制度和模式出口到國外媒體，特別針對華人商鋪（在2019年12月的中共病毒爆發的最初幾週，中共國境內的審查制度還展示了信息隱藏如何導致了全球大流行）。
在電影製作上投入巨資的中共國，一直在規範好萊塢電影的審查制度，將其作為在中國市場發行電影的先決條件（Pen America 2020）。中共選擇了一些外國學者，他們受到研討會、研究經費或聽起來不錯的實體的邀請，免費訪問中國，而這些機構與統一戰線工作部門 或中共軍方有聯繫。中共還經常通過「腐蝕性資本」，或在中國企業、賭場等提供有利可圖的機會，來俘獲外國政府官員、退休軍事將領、情報局長和外交官等。
所有這些都增強了中共國在目標國推行其政策的能力。腐敗和缺乏透明度給北京提供了充足的機會，通過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承諾吸引和影響發展中國家的高級官員。
中共國還利用其經濟實力鼓勵外國公司影響各自政府的政策，並在他們贊助的外國智囊團中左右研究重點。對聯合國成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官員的賄賂，以及對一些精英人物的掠奪，讓中共國在聯合國大會發揮了更大的影響，選舉出若干中共國人員擔任聯合國專門機構的負責人。
這些聯合國機構常常屈服於北京的政策偏好，例如其「一個中國原則」，導致台灣無力參與聯合國的事務，甚至無法成為觀察員。這一盲區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變得更加明顯。中共國大使館和領事館與統一戰線組織一起，動員海外華人抗議被他們視為「反華」的政策；而中共國官員和各種代理人對海外華人社團、少數民族，包括法輪功修煉者、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台灣人、藏人和維吾爾人，實施監視和恐嚇等有組織的犯罪（Tsavkko Garcia 2019）。
同時，中共國還利用其影響力滲透和分裂上述組織。令人不安的是，中共揚言，漢族華人無論身在何處、無論獲得哪種國籍，都繼續承擔著「為祖國（中共國）服務」的責任（Parker 2020）。這不但給東道國帶來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而且讓中國僑民中的絕大多數守法成員成了受到懷疑和排斥的目標。
每當中共心目中的「次要」國家對北京的命令提出挑戰時，中共國就會採取報復措施，即通過武器貿易、旅遊業，或揚言減少全額付費的中國留學生流向現金匱乏的大學（Bagshaw，Hunter和劉2020）。在更極端的情況下，2018年12月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捕，並可能被引渡之後（Connolly 2020），中共國直接綁架了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等外國人。
近年來，中共國拘留了瑞典人（桂敏海）、澳大利亞人（馮崇義、成磊、楊恆軍）和台灣人（李明哲），或其他具有外國永久居民身分的個人，在中共法院系統中以不成立的罪名對他們進行審判（參見Kuo 2020，Greene 2017，Bagshaw 2020，Al Jazeera 2019，BBC 2017）。在2020年6月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後，人們對中共國國內法的域外性質的擔憂日益增加，它威脅到被中共設定為目標的個人，這些人去往與中共國關係密切的任何國家都有危險（見《自由之屋》2020）。
中共國還通過利用商業渠道捐款，以及在目標社區中使用社交媒體、內容農場（content farm）和傳統代理媒體發起虛假信息宣傳活動，來干擾外國的選舉。「網絡水軍」和修正主義的內容農場已被用來干擾有關新疆集中營（Allen-Ebrahimian 2020）和2019—2020年香港動亂（Li 2019）的真相報導。中共國實體還訴諸「法律」或威脅採取法律行動，在媒體和學術界恐嚇和審查對中共國進行批評的人。
所有這些活動都發生在我們法律體系的灰色地帶，部分非法行為對執法和情報機構構成了挑戰，同時也難以進行起訴。總體而言，中共國的「強權」侵蝕了我們的民主體制和對民主體制的信念，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對選舉結果的合法性表示懷疑。中共國的努力助長了腐敗、破壞了透明度，虛假信息和「強詞奪理的偽善」造成了概念混淆和虛假的道德對等，而客觀真理已不再重要。同時，中共宣傳喉舌通過強調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觀念，試圖使我們的社會士氣低落、信心萎縮。
建議
為了成功應對一個專制獨裁的超級大國所構成的威脅，民主國家首先必須承認，這一挑戰的複雜性是前所未有的，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它對長期存在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民主秩序構成了根本威脅。在民主社會能夠適當地反抗中共國之前，民主制國家首先必須通過理智而勇敢的領導者行為，使自己的事務井井有條，對民主理想、透明度和可靠度進行重新承諾，並為領導和塑造國際機構作出不懈的努力。在這些機構中，我們的疏忽和美國的撤退，已造成了中共國願意填補的真空。
必須修復和調整民主政體的聯盟，以應對當前的挑戰。成員國必須準備好在美國可能不再對領導地位感興趣或不再有能力領導的地區分擔責任。
其它措施包括：
（1）對從事研究和打擊威權主義的項目和機構要加大投資。七國集團和五眼情報界等重要論壇必須加倍合作，擴大成員範圍，包括其它重要合作夥伴，如台灣。台灣處於意識形態衝突的前沿，中共國的軍事力量和大量「灰色地帶」集中在那裡。有關機構還必須重新評估其優先事項，以反映當今最大的挑戰，這標誌著資源的重新定向，以確保對中共國做出集中的反應。
（2）促進民主發展和人權保護的各類基金會要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合作。冷戰結束後，西方的傲慢情緒令許多國家減少甚至停止了對民主促進工作的政府資助。鑒於意識形態的分歧並未在1991年結束，並且民主制度再次受到替代模式的挑戰，各國政府應考慮相關政策的逆轉，並將這些努力與充滿活力的公共外交和反宣傳運動結合起來。
（3）制定或更新有關執法和情報機構的法律，確認中共國對民主社會構成挑戰的「灰色地帶」的性質；實施更強大的反滲透機制，以減少北京實施精英掠奪的可能性。
（4）更好地理解中共的戰略思想、目標及其發揮作用的機制。在符合國家利益和捍衛人權和民主原則的情況下，還應有更大的意願挑戰北京。
（5）減少對中共國經濟的依賴，以增加我們的機動性並減少間諜和黑客對我們的攻擊。
（6）增加與中國僑民的接觸，讓他們安心生活並從中學習到問題所在，並以防火牆隔絕與我們的價值觀背道而馳的社區和實體。
（7）增加國防開支，並購買適合當前和未來突發事件的反應系統；轉移視角至以下事實：印度太平洋現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地區，也是發生重大武裝衝突的最可能地區；加強與該地區盟國和夥伴的合作及業務聯合。
（8）改善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援助項目、貸款和捐贈，尤其是在中國「一帶一路」計劃針對的地區；對實施援助項目有良好記錄的地區，加強全球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例如美國千禧挑戰公司、日本國際合作社等）；加強戰略溝通。
最後，我們必須重拾立足點和自尊心，不理會中國對西方衰落「不可避免」的宣傳，而應該對人力資本進行重新投資，並堅持我們的民主理想。
責任編輯：岳東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