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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7日訊】圖﹕《緣起》的導演甘露 ∕《緣起》鏡頭下《英雄》拍攝現場左起分別為張藝謀、杜可風、甘露
今年12月下旬，當張藝謀的新作《英雄》在國內影院上映時，觀眾很可能將在正片之前先看到一個10分鐘的紀錄片剪輯。這個剪輯來自北京玄流紀錄片工作室拍攝的《緣起》，它并非傳統的片花，比如這樣的片段是罕見的：片場收工，所有人從一道門魚貫而出，面對鏡頭。當導演、攝影、演員的著名面孔出現，很明顯那門的里面是個攝影棚；而當馬夫、場工們出現，卻仿佛那是一個建筑工地。這些快樂、疲倦或懮愁的面孔，會讓很多人對一部電影的誕生，獲得前所未有的感受。
南方周末9月26日報導﹐記者在北京電影學院內的工作室看到的這部長兩個半小時的粗剪片，是從張藝謀在三年前醞釀《英雄》劇本時就開始了跟蹤拍攝，將一部電影的誕生全過程作為紀錄片的題材，似乎還從未有過。“張藝謀怎樣完成一部電影？怎樣与劇組合作？他們都談些什么？而且在他的整個拍攝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想法的轉變，這种轉變又是由什么契机促成的———這是我們的設想。”《緣起》的藝術總監、玄流工作室策划人阿銳負責完成了整部紀錄片的后期制作，從2万多分鐘的素材中剪輯出了現在這150分鐘的片子，他深有感触地說。
甘露：“張藝謀的電影是一部有關和平的電影，但是和平是什么大部分人的理解，和平就是不打仗，但按我的理解，是人与人之間的理解。拍攝《英雄》的這群人共同生活了六個月，他們在進行一個和平的過程，我們關注的就是這群人，在感受這种生活。”
《緣起》的片名出自導演甘露，影片字幕這樣解釋了片名的意義：“一部《英雄》的誕生，是來來往往的眾生聚合的緣分。”在《英雄》拍攝期間，紀錄片攝制組由三人各執一台DV机，每天分工拍攝，視線触及片場的每一個角落。到《英雄》關机，共拍攝了400多小時的素材。攝制組在共同生活中逐漸与整個劇組融為一體。比較特別的是，《緣起》中沒有任何解說詞和采訪，劇組所有人對DV鏡頭的存在毫不在意，這令它看起來極為真切和自然。
《緣起》片尾的字幕中感謝了所有的影片拍攝參与者，“張藝謀的名字打在上面，他可能不在乎；當你打上一個場工的名字的時候，他會瞪大眼睛使勁去找他自己的名字，他會覺得，我的工作是值得的。”
至今已“散落”各地劇組的成員們還經常給甘露打來電話，詢問紀錄片進行得如何。阿銳說赶著剪出這部片子，實在是應制片方要紀錄片配合電影宣傳的請求。“實際上這個片子拍到這儿，只算完成了2／3吧。因為將來包括《英雄》的首映、市場發行、反響，我們還要一直跟下去，一直跟到這個片子從院線落畫，我們會回過頭來，真正地做一部關于《英雄》的紀錄片。”
阿銳：“前几年我們覺得或許是環境、經歷的變化，張藝謀有點越來越沒勁儿了，但《英雄》的有些鏡頭，有了點當初《紅高粱》的味道，也因為這些人跟他的配合，他的那股勁儿好像又重新出來了。”
張藝謀在《英雄》拍攝過程中的狀態變化，在《緣起》中被清晰地呈現出來。阿銳說，《英雄》的前期工作并不輕松。“本子不斷在談，談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跟蹤拍攝。很多時候是從晚飯后開始一直談到凌晨3點。而且是在不同的場合，隨時隨地在談。”演員的選擇也頗多周折，“當時第一選擇不是李連杰，經過种种周折選擇了他；以前打算請姜文演秦王，也是各种原因，最后定了陳道明，倒是后來的梁朝偉張曼玉還算順理成章。”影片開拍之后，張藝謀与演員之間的融合也有著清晰的漸進過程。“起初，從一些微小的動作細節可以看出他們之間是客气的，而后慢慢親和，到彼此可以互相開玩笑。”劇組從敦煌到胡楊林、九寨溝、橫店，張藝謀的狀態“越往后越好”，到后來的很多戲“玩儿一樣地就拍成了”，在現場的很多表現，是他以前拍片過程中從來沒有過的。看完整個過程會發現，張藝謀在影片前期談到的很多构想，在電影中都實現了，并且不乏突破。“他在電影做后期期間不斷問：‘紀錄片編出來了嗎？編出來了我去看看。’一次要做錄音，時間很緊，張藝謀問我看半小時行嗎？結果進了机房，一看就是三個小時，中間不斷地打電話推掉別的事。”阿銳說，“他會提一些意見，但我們是不會改的，因為這是我們的視角，而不是你來覺得大家要看到什么。他也曾說：‘那有我的隱私啊。’我們說，絕對不會特意去挖你什么隱私，有的東西在整個片子中是你某一方面的真實體現，只能是這樣。”張藝謀最后只好表示：“反正你們看吧，我保留我的意見。”
阿銳：“當我們拍這個人的時候，突然感覺，張藝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宿命的因素，每當他的命運到了特別關鍵的時候，他總能遇到一個特別好的机會，有時候這机會甚至是一個跟他素不相識的人。”
《緣起》的緣起，是在拍攝《幸福時光》時，張藝謀找到阿銳，請他為影片拍攝片花。但阿銳想做的并不止于此：“在為《幸》拍片花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這時的張藝謀与以前從媒體上看到的、自己也采訪過的張藝謀完全不一樣。當他快樂、聊天的時候，當他拍片發脾气的時候……作為知名的導演，大家對他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卻從來沒有人把他所有的電影串起來。”于是，阿銳又建立了一個五人攝制組，從張藝謀導演的第一部電影《紅高粱》的拍攝地開始，“到處去尋他的根，看他到底是怎樣起來的。那些老電影的片花不可能拍到，但我們能找到當時拍攝環境中的人，他們能夠講述很真實的東西”。這個攝制組到張藝謀的小學、中學、下鄉的地方、當工人時所在的工厂……整個走了一圈，又從他的第一部電影一直敘述到《幸福時光》。
很多人知道張藝謀考電影學院時給當時的文化部長寫了信，部長就寫了封信給電影學院。但阿銳告訴我，很少有人知道，部長的信曾被退回去兩次。“當時學校也是較這勁：你文化部長怎樣？文化部長也不能走后門。”部長第三次寫推荐信，說：“張藝謀的入學問題，他是個人才，要慎重考慮。四年不行，兩年可否？”老人現在已經去世了，但是五人攝制組找到了他的愛人和當時他的秘書，秘書親口給他們講述了這段往事。“直到部長去世，他与張藝謀沒有見過一面。”
“看到我們拍攝的影像，張藝謀自己也感到很吃惊。在陝西，他在工厂開過的車床還在，我們還讓工人按那時候的方法操作了一遍。張藝謀也很怀念那個時候，他說要不是你們給我這么一段段順起來，我已經都忘了。他又給我們講了自己的一些未為人知的經歷，劇組得以又補拍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素材。”阿銳說。于是當《英雄》前期籌備時，張藝謀問他們，能不能在這部電影的過程中繼續紀錄。“我們說能拍，前提條件是我們還是要按以前的方式來做，要求劇組給我們提供一個寬松的空間，不是我們很被動地去拍，我們要拍的東西，盡量別干涉。”
在拍這個紀錄片時，他們面臨這樣一個問題：要不要制片方的投資？要不要張藝謀給的投資？“后來覺得真要拍一個真實的東西，必須要自己拍。很多人覺得你們應該要，他們應該給，但如果是那樣，很可能拍出來是另外一個結果。”
阿銳：“時間記載了過程，通過過程我們可以找尋很多線索。拍紀錄片對自己的好處是，讓自己的生命體驗不僅局限于自我，你在和被拍攝的人一起生活，多了一种體驗。”
玄流紀錄片工作室現在同時在進行的四五個項目，听起來挺惊人，都是長時間的跟蹤拍攝。比如跟蹤拍攝電影學院97屆的的一個班，已經跟了5年。從學生進校考試、在學校的學習生活、到畢業之后的出路……2000年的一個班又已經開始跟拍。比如甘露在做的《异國的女儿》，人物是《紫日》里的日本女孩前田知惠，從她到中國來的第一天，就開始跟，現在已經3年了，包括她交了中國的男朋友，這個日本女孩在中國的生活中逐漸被同化……他們的很多想法，其實并不新鮮，但“只要有想法，我們肯定去做”。
至于《緣起》，它將只是一部關于張藝謀的傳記式紀錄片的一部分。因為在它之前，已經積累了很多的素材，為了拍張藝謀的家庭，甘露曾經与張的母親一起住了十几天。張藝謀下一部影片的劇本又在籌備，工作室与他已經有了初步的意向，打算再跟拍5年。他們的計划，是做一部分集的，總長達10個小時的系列紀錄片。
《英雄》現場
序幕
張藝謀在上海前往他的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挂》的首演劇場，在車上第一次与李連杰通話，闡述自己的想法：“中國的武俠電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打打殺殺、報私仇，我是想能不能把主題提升到比如气節、信譽？”態度誠懇謙遜，不像一個大導演底气十足的樣子。
策划王斌和編劇李馮在酒店外等待另有工作的張藝謀，一等就是3小時。張藝謀出來已是深夜，三人緊接著又開始了劇本的討論。
敦煌當今山
漫天塵土中，張藝謀的臉裹得很嚴實。在難得的露臉鏡頭中，他眉頭緊鎖。即便路途中執掌方向盤，被劇組成員把“老張開車去東北，撞啦”的歌詞加到他頭上，他也難見笑臉。
張藝謀是劇組中最熱愛工作的人，別人休息消遣的時候他總是還在工作。他几乎出現在拍攝的每一個環節，大到攝影、美術、化裝、動作，細到給戰士講戲、親自挑選馬匹……
杜可風愛喝酒，收工后常買了酒請大家喝，喝到興頭上，就唱歌、跳他拿手的扭屁股舞。張藝謀比划著告訴杜可風，我要這樣這樣晃動的鏡頭效果，然后杜可風肩扛攝影机的搖晃就像是在跳舞。
《英雄》的開机日是2001年8月11日，整一個月后，劇組的每一個人都在談論“9.11”，這對《英雄》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張藝謀決定將影片的題旨上升到“世界和平”的高度。張曼玉在片場過生日，吹蜡燭之前許愿：“世界和平，甜甜蜜蜜每一天。”
內蒙古胡楊林
張藝謀迎來了新的武術指導，“第二次握手”的程小東(他們曾在《古今大戰秦俑情》中合作)。在這里他的心態開始輕松，拍戲間与張曼玉坐在樹干上聊天、与杜可風玩笑般地給章子怡作走位示范，杜可風還是愛扭來扭去。
漫天黃葉中兩個斗劍的紅衣女子是張曼玉和章子怡。章子怡的劍不慎擊傷了張曼玉的左手背，她捧著張曼玉的手，有點不知所措。人們關心地圍上來，章子怡躲到一邊悄悄掉眼淚。
拍片中使用的大量楊樹葉是向當地農民收購來的，80塊錢一大口袋。張藝謀發現葉子的成色不好，聲色俱厲地責問負責人，“這事儿是誰負責？你負責采購就要負責驗貨！說80塊就80塊？60行不行？”一場戲拍完，張藝謀与場工一起動手回收散落遍地的樹葉。
程小東在飯桌上与一位劇務人員吵了起來，因為下午要拍的一場動作戲沒有按照他的要求的條件准備好。“條件沒做到我怎么拍？拍不了！”程小東失蹤了。張藝謀在帳篷里听說了情況，苦著臉：“你們給我減輕點壓力好不好？不是說過了嗎？武術指導要求的，你們盡量去做到。”他終于把程小東找了回來。拍完戲，晚上吃飯，中午吵架的雙方擁抱言歡。
四川九寨溝
梁朝偉一次次地仗劍從高台躍下，落在墊子上，最終扭傷了腳踝，傷勢看來不輕。張藝謀在著急，卻不愿有所表露。他遠遠地在地板上坐著，然后踱到床邊跟梁朝偉聊天。次日，梁朝偉的腳傷竟然好了，終于按時完成了規定動作，然后搖頭笑著感嘆：“哎，人老啦。”
錄音師陶經要為李連杰足尖點水的一個鏡頭錄制聲音。他与助手遠行至一處僻靜的水邊，將一只話筒舉在水面上方，另一只話筒划入水中，同時錄音。后者的防水措施是安全套。
浙江橫店
張藝謀手執盾牌長矛，親自給扮演秦兵的群眾演員們示范半蹲行進的動作——他的動作真的很好，仿佛就是一個經驗丰富的士卒。
和田慧美是多次在黑澤明導演的作品中擔任服裝設計的著名服裝師，她曾經給黑澤明看過几次手相。拍攝間歇，老人要給導演張藝謀看手相。張藝謀伸出左手，她讀著掌紋，讓翻譯告訴張藝謀：“你的工作和經濟狀況都很好。”張藝謀笑了起來：“這都已經是現實了。說點還不知道的——女朋友什么的。”
早晨開工，梁朝偉和張曼玉騎著自行車從駐地到片場，看上去和我們去上班沒什么兩樣。工作人員客气地要幫梁朝偉搬車，他謝絕了，自己扛著車往台階上走了。
劇組的關机飯。張曼玉和梁朝偉的戲兩天前就已結束，但他們并未提前离去。張曼玉戴著墨鏡出現——她知道自己肯定會哭。紀錄片攝制組用兩晚赶制出10分鐘的短片《十天》在席間放映，也同時拍下現場的情景。當一個個幕后人員，包括普通場工的面孔在屏幕上出現的時候，所有人都在為他們歡呼鼓掌。張藝謀异常興奮，拿著別人的照相机給這個拍，給那個拍。人們擁抱、流淚，曾經吵得很厲害的兩個人，也把手拉在了一起。(李宏宇根据紀錄片《緣起》內容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