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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7日訊】在民主國家，政府承擔著道德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上的責任。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積極地回應、滿足和實現公民的正當要求。從廣義的層面來看，政府責任意味著政府組織及其公職人員履行其在整個社會中的職能和義務，即法律和社會所要求的義務；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政府責任意味著政府机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違反行使職權時，所承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責任。
梁啟超在《論政府与人民之權限》中寫道：“政府之義務雖千端万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綱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
自古以來，既使最落后反動、殘民以逞的政府，口頭上無不高喊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謀幸福的。言行不一乃至矛盾，乃專制國家之政府的慣常形態。以三代表自封的共和國政党，以為人民服務自詡的共和國政府，以人民公仆自號的共和國各級領導，所作所為，就是最好的證明。
不但不能“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又其甚者，“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大半個世紀以來，其勇于欺凌人民、踐踏人權的种种事跡，昭昭在人耳目，可謂舉世無雙，咱就不多嘴了。眼下有個現代的例子，充分說明咱們的人民政府是多么厲害，“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
愛滋病的泛濫，正在成為我國的一大殃民禍國的難題，甚至災難。2002年6月27日，聯合國駐北京机构聯合發表對中國艾滋病的嚴重警告。在這份對中國2001年度艾滋病的評估報告中，聯合國警告中國，目前中國已經有100多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成為世界上艾滋病最多的國家。
万延海先生十几年來堅持對“艾滋病与同性戀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建立幫助熱線，積極推動社會理解与同情，促進教育与立法工作，呼吁國際社會的關怀与援助。他所主持的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成立8年來，為推動公眾對艾滋病的防范意識、維護艾滋病人的權益和權利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陳小雅在給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的公開信中所言：
“按理說，万延海的工作，應該是中國政府的工作；万延海承擔的職責，應該是中國政府承擔的職責；万延海的工作受到的來自不文明社會落后意識的阻力与障礙，中國政府有義務為之排除。因為社會的弊病即是政府的隱痛！一個“合法政府”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遠遠大于個人的義務！然而，人們遺憾地看到，從政府机构方面，万延海得到的不是支持、鼓勵与幫助，而是阻撓、拆台，甚至打擊”！
据万延海先生介紹，自從項目進入有組織活動以來，項目人員相繼受到各种調查和滋擾，1993年5月10日，衛生部党組下達指令，要求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解除万延海負責的“艾滋病求助熱線”工作職位，万延海和研究所所長陳秉中被批評為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和同情妓女。同年8月10日，陳秉中退休。一年后，万延海被迫辭職。1994年3月，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成立，挂靠在某學院健康人類學系。2002年7月1日，政府要求該學院停辦健康人類學系和調离万延海，從而愛知行動項目失去組織合法性。
与万延海類似的遭遇，還有一位退休大夫－－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退休大夫高耀洁。1996年，高耀洁得知河南農村大批農民感染艾滋病是因為非法賣血造成的以后，全力以赴投入教育農民預防艾滋病的工作。
但是高耀洁的業績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她雖然收到了世界衛生理事會的[健康人權獎]的獎牌、獎金和路費，但政府卻不准她親自去領獎。她說，直至去年，政府還一直禁止或阻攔她去各地做預防愛滋病的演講，理由是她有政治問題。地方官員不但不支持她的工作，還多方加以阻撓。在海外媒體報道河南艾滋病問題以后，地方官員還指責她和敵對勢利勾結。
瞧，這就是我們的人民政府、人民公仆！無所作為也罷了，還不許少數高覺悟的俠義之士盡心盡力做好事實事！最可惡的是還要誣蔑他們、以种种莫須有的罪名打擊迫害他們，甚至說他們“和敵對勢利勾結”！
數千年來，特別是我党執政的數十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國家之所以積貧積弱、人民之所以多災多難，就是因為政府“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如此下殃其民上禍其國的政府，有不如無啊！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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