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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9日訊】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發表“一邊一國”論，在大陸網民那裡激起了新一論“愛國”高潮。如果說去年對“911事件”的幸災樂禍表達的是對洋人的“偽勇敢”，這次喧囂則把這種偽勇敢進一步深化在“同胞”身上了。不過這兩次“愛國熱情”都沒有突破長此以往的那種理性和德性：那就是不知生命為何物，暫將口水度無聊。
此文不想更多評論這場新一輪的愛國賊表演以及它和當下中國大陸權力更替之間的微妙關繫。通過這些喊打聲我想提出另外一個問題：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愛“打”？我給出的不完全的答案是：第一、多年來我們關於政治的全部智慧就是打（輔助以陰謀）。第二、由於“打” 得多了，整個社會逐漸喪失了對生命價值的尊重和普遍的人道敏感。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著重分析一下近年來接踵而至的“見死不救”現像。我們將會發現，如此嚴重的道德敗壞，為殺人和戰爭鼓掌幾乎是“順理成章”的。
兇手和看客的兩位一體
就在全民共誅扁的“大批判”形勢下，2002年8月6日的《蘭州晨報》有這樣一篇新聞報道：
因懷疑自己當鄉村教師的妻子與學校校長有染，渭源縣一職工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有4個月身孕的妻子扒光衣服，連砍78斧頭，殘忍殺害。在長達2個小時的殺戮過程中，當地派出所干警、司法局局長、鄉長、學區校長、學校校長等人在現場目睹了這一慘案的全過程，但卻沒有一人上前施救。先後三次接到報警電話的公安局長，70多分鐘後纔派人出警，但已與事無補。
78斧頭。70多分鐘。2個小時的慘叫和旁觀。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想想吧：男權丑惡到一夫多妻、纏足棄嬰這種地步、暴力發展凌遲、審美這種境界、麻木深化到智慧明哲這種高度，暴力經生活常識上升到意識形態––在諸如此類的背景下，發生這種悲劇，又有什麼值得“ 奇怪“的呢？！讓“友邦驚詫”吧，那些脆弱不堪、未經鬥爭淘洗的心靈。這些兇手和看客希望“一夜完勝臺灣”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幾乎與此同時，一些媒體披露了另一起令人發指的案件：“歹徒連奸3女無人敢言 臥鋪強奸案震驚廣西 ”。2001年9月19日，一輛牌號為川E－05507的長途臥鋪班車從川東南與貴州省遵義地區接壤的古藺縣開往廣東省東莞市。車上除了3名司售人員，還載有42名乘客。 在這輛長途臥鋪班車上，途經廣西時，一歹徒獸性大發，竟然如在無人之境般，一路上對車上的 3名女孩強奸5次；同樣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臥鋪車上有40多名司機和乘客，竟然沒有人站出來制止和反抗。
兇殘和懦弱如此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兩種品質顯然多年來是互相改造的。在一般情況下，兇殘和懦弱未必是兩種人，而更可能是同一種人。一個人在暴力面前的極端懦弱就更可能在更軟弱者面前表現兇殘。兇手和看客在我們這個民族生活中是“二位一體”的。這種狀況進一步造成了在A種情況下我是兇手、在B種情況下我是看客，同時在兩種情況下互相支援這種局面。
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開列出一分長長的清單（遺憾的是，它永遠是不完全的）：
陝西綏德一農村，兩名歹徒光天化日之下，闖入學校，將一名青年女教師輪奸。而眾多的學生家長、村干部、學校老師及領導竟然圍觀了一個多小時。
從孔孟之鄉濟寧發往文明城市青島的長途客車上，搶劫得逞的暴徒眾目暌暌之下將一名
女青年強奸。
南方網2002年05月17日消息：“少女拒調戲被砍8刀 20多個圍觀者無動於衷”。該報道說：一名來自湖南益陽的16歲少女，前日(5.15)下午在白雲區京溪路，光天化日下被一男子調戲，少女不從，該男子於是找了一把刀，當著20多個圍觀者，對她狂砍8刀。“當眾行兇揚長而去”
大洋網2002年01月28日消息：95港一14歲女遭輪奸 10多人竟圍觀協助。95港一名14歲女生去年1月慘遭兩名青年男子強奸凌辱近3小時，逾十名男女圍觀和從旁協助。
2001年12月11日消息：12月8日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生被劫喋血街頭 百人圍觀竟無人援手。歹徒在眾目睽睽之下將一名大學生捅成重傷並搶去部分財後從容離去。
中國新聞社2001年07月24日消息：“武漢老法官浴血鬥歹徒 百人圍觀竟無人援手”。制止小偷行竊時，59歲老法官潘先德挺身而出與四名歹徒搏鬥，在被刺一刀血流如注的情況下仍追擊歹徒200餘米，可現場百餘人圍觀竟無人援手。
“毫無道理”的冷漠
如果說面對兇手人們不敢上前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麼有一種見死不救則可以說是“毫無道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幫助求救者可以說沒有任何危險，幫助者也沒有什麼損失，但人們仍然拒絕幫助，盡管求救者甚至跪地哀求，人們仍然袖手旁觀，無動於衷。不僅如此，還有的“熱情觀眾”見獵心喜，輕者嘲笑之，重者趁火打劫。
《重慶晚報》報導：2002年7月30日凌晨6時許，雲陽三星沱江面，數名因“長運1號”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掙扎。周圍近10條小機駁船對呼救的人視而不見，隻顧打撈水面的 “刨財” 幾個船主還取笑道，你們就好好在船底(底朝天)休息吧。
有研究者統計：僅1996年下半年《羊城晚報》所報導過的相關案例就有：7月11日廣東雷州海面發生大風暴，十多名漁民被掀落大海，岸邊漁民大呼救命，而停泊在附近的漁船竟按兵不動，見死不救、致使12名漁民葬身大海；8月4日，安徽省蚌埠市淮河新橋旁，3名少年不慎落水，同伴急呼救命，而兩壯漢袖手旁觀，見死不救，致使三少年命喪淮水；11月23日，廣東東莞大?i鎮，一婦女被摩托車撞倒，左腿斷裂，腿骨外露，血流如注，躺在路邊對圍觀者大?羥缶齲 Q名圍觀者竟無動於衷←1月24日，廣東陽西縣沙扒公路 新橋管理區代仔村附近? 患菽ν諧的兇硬簧鞣 乖詰兀 菲蒲 鰨 恢 貢荒ν諧笛棺。 背』槊圓恍眩 該? 壅呷床揮櫪 幔 噶竟籊T車的車主們隻是停車看了看，又馬上把車開走←1月29日晚? 暇 幸幻窬 黃挺痍芊A當場不省汽事，其女友跪在路中攔車救人，一連駛過17輛汽車? 刮摶煌３稻熱恕 閉熄?00年3月25日，廣東徐聞縣一9歲女學生不慎跌落公園的?斡境兀 W學生大呼救人，徐聞縣公安局二貸名巡邏接報趕到現場後竟見死不救，在社會?弦_強烈的不滿。 ?
如果一個陌生人闖入這個世界，他會提出這樣一個令人難過的問題：這個世界還有活人嗎？事實上一個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就反復面臨著這樣的質問，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經過無數次的見死不救的歷煉成為幸存者以後再成為看客。讓我們想像一下，下面這三個案例中的兒童如果活下來，他們將怎樣評價我們的世界？
大洋網訊2002年 4月6日上海市浦東新區北蔡廣場3個幼童落水，水池邊圍攏了二三十人無一援手。其中一個孩子在水裡踩著水，急得一邊哭一邊向圍觀者作揖，岸上的一個孩子的母親也下跪在地，求會水的幫助一塊下水找孩子，但無人應答。最後孩子溺水窒息死亡。 人民網2001年10月26日消息：24日傍晚6時許，在廣州市白雲區石井鎮石豐路，3歲的貴州籍小女孩藍萍萍，掉進人行道上一個無蓋沙井內，其母親和大姨媽跪地向圍觀者叩頭，哭著喊著向附近檔口人員求救，圍觀者幾十人，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下水救人，也沒有一個人借手機給她們或幫助報警。10多分鐘後，小女孩的父親趕到將小女孩從水裡撈出來，送到醫院時，小女孩已經沒救了。
2001年4月3日下午1時30分，廣東揭陽市榕城區仙橋鎮11歲的男孩小楊和姐姐從仙橋渡口搭乘揭戶0089號船到市區榕城師範附小上學。船行至榕江南河江心時，小楊在船尾邊沿掉進了江水中，其姐忙向船上乘客求救。但當時船上20來名乘客誰也沒有站出來救小楊。見求救無望，小楊姐姐奔向駕駛室，跪著再三向駕駛員請救，見駕駛員無動於衷，她請求“扔給他一個救生圈也行啊！”但一切枉然。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令人扼腕。絕望中，小楊姐姐向船上一外地人借了手機，給家裡打電話，小楊的母親還以為孩子掉進水中肯定有人救，抱著一大堆衣服跑到江邊準備給兒子換。一切太遲了，小楊已被江水吞沒，母親哭倒了，而那艘船仍若無其事地往返搭客。當晚7時，在事發點約300米處打撈到了小楊的尸體。
丑惡得令人無地自容。但人類理性所預防的任何道德底線都可能被中國突破。東方網2001年 09月29日有這樣一條消息：2001年8月12日下午3時許，深圳鴻強公司兩工作人員黃某和蔡某駕著摩托車往寶安28區方向開去，當路過靈芝公園門前“青春發廊”時，摩托車與迎面而來的一輛轎車相撞，黃某和蔡某被撞致重傷，昏迷倒地。蔡某抱在懷裡的袋子被撞翻，袋中的材料款50萬元港幣和7000元人民幣散落在地，當時現場有眾多看熱鬧的人，他們不但不及時向傷者施以援手，反而集體哄搶地上的鈔票。
什麼是我們對中國的祝福？我們祈禱人們兇手不在場的時候盡可能實施救助、我們祈禱人們實施救助的時候最好不要等求救者跪地哀求、我們祈禱旁觀的人們即使不施以援手的時候也不要冷嘲熱諷、我們祈禱人們即使冷嘲熱諷也不要趁火打劫 我們還有路可退嗎？如果我們還堅守關於人的定義，我們已經沒有路可退了。
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你不感到孤獨嗎？
幸存者的殘忍和冷漠
這樣的消息我們已經司空見慣：“美國女郎武漢街頭救人 市民旁觀竟無人援手”、“4-15空難韓國人救助傷員，中國人見死不救” 是的，中國人，你到底怎麼啦？
中國人是動物嗎？不，中國人也是人。隻不過我確信，中國人缺乏同情心。這種狀況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人們很難逆料，但毫無疑問，我們失去“神經”已經很多年了。由於失去同情心，我們更像動物一樣地生存，而喪失了生活。社會學家說：“同情是不可缺少的社會力量。一個人隻有理解別人，纔能進入周圍的生活，纔能有意義地生活。他越少同情就越像一頭動物，並且越少真正地接觸人類生活。”不僅如此，缺乏同情心使我們進入一種精神失常狀態，麻木不仁而且審美變態。“一般的精神健康問題也可以用同情心來衡量。是否具備同情心可以反應出一個人是否保持著精神健康 從社會的觀點看（這似乎是唯一可靠的檢驗方法），精神錯亂的實質是在人們大體一致的事情上不能和其他人進行交流，弱智則被概括為對較為復雜的同情完全不能領會。”（《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華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P100， 102）易言之，林語堂所說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根本敗類的民族”應該有一個比較嚴肅的解釋，那就是，中華民族是一個根本有病的民族。
一種常見的社會學解釋說：在農業社會由於交往的局限，人與人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繫，因此表現為人的孤獨和冷漠。事實上這種解釋是同意反復。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人長期以來囿於這種“農耕文明”？這種農耕文明如何創造了凌遲和一夫多妻這種文明形式？
我的答案是中國人是災民。換句話說，我們都是一場或一整場殘酷災難的幸存者，並且是正在發生的災難的受害者和參與者。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都教育我們：生命的價值低於資源的價值、他人是競爭者和敵人而不是同情的對像，而由於苦難多了，苦難已經喪失了對它的注意力。幸存者的哲學是唯物主義的，是鬥爭審美和陰謀審美的。在這裡，敵人意識、麻木不仁、見獵心喜、落井下石是生存必須和心靈自慰。同樣，幸存者的社會輿論呈現“負向特征”，在一定意義上，這裡的社會輿論完全是揚惡抑善的。需要補充的是，由於災民的絕對貧困，任何物質小利上的糾紛都可能大打出手，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高度。在這方面，中國的知識分子比揮斧砍妻子的那位村民也好不了多少。
除了這種歷史性的原因以外，冷漠和仇恨在社會上互相傳染。或者說，冷漠和仇恨在社會上互相改造。一個兒童可能懷抱著某種善良的天性，但社會的麻木很快就吞沒了他––幸存者的不幸是：無一幸免。
最後，我們不能忽視19世紀以來中國土地上各種殘酷的戰爭和災荒對人性的惡化，我們更不能忽視1949年以來以鬥爭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對人性的扭曲，也不能忽視1989年以來偽市場化改革通過權錢崇拜對人性雪上加霜––政府行為在道德領域具有無與倫比的示範效應，這是毫無疑問的。
首先，政府暴行直接制造了死亡事件，這從根源上為見死不救現像出現和惡化掃除了最後的障礙，提供了事實上的前提。由於國家壟斷了暴力資源和經濟資源，人們無法在國家犯罪中對抗國家，抵抗暴政。國家的專橫制造了暴民（正面適應）和順民（反面適應），國家的自私和不負責任制造了機會主義者和流氓，生活之中因此布滿了大大小小的暴君和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其次，政府缺位的示範效應。在很多案件中，政府作為特殊主體在法律上負有救助責任，但政府部門往往玩忽職守或袖手旁觀。年初有消息稱：某地派出所門前，多名歹徒將一農村人打得頭破血流，幾位警察竟獃獃地觀看，而無一人制止。當受害人要求嚴懲歹徒時，在場的警察卻要受害人找兩個以上的群眾證人。這樣的例子很多。“鄉黨委書記酒後駕車肇事 見死不救揚長而去”（2002年01月24日20:58:27 人民網）、“山西一法制科長撞死中學生逃跑 110民警見死不救”（2001年05月10日19:24:36 新華網）、“女生避讓領導車隊落水身亡 副市長被停職”（2001年11月27日07:36:37 人民網）、“學生見義勇為獻身 巡警竟然見死不救”（中央電視臺）、重慶見死不救的五民警受到處分（新華網重慶７月１１日電）、 “干部有車卻見死不救 受傷民工斷手被丟在野外”（2001-12-24:千龍新聞網）、“不眵,怌aO俟虻匕 襤警坼竟拒技施救”P瑾而去 ”（法制日^襤）
政府的見死不救不僅僅是官僚主義性質的，也是體制性的。什麼是體制性的見死不救？就是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或出於對“政治穩定”的考慮隱瞞因此客觀上導致災難發生和蔓延。震驚世界的“三年災害”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當代，恐怕除了幾乎每天都發生的各種事故災難以外，要數河南愛滋病問題最為典型。華中河南省文樓村被愛滋病肆虐得百孔千瘡，村民指地方政府故意對患者見死不救。他們已向北京發出哀痛欲絕的請願，懇求當局救救他們。但是，一直到2002年7月份北京一民間愛滋病觀察站被關閉為止，那裡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我們看到，一方面，在涉及權力利益的時候政府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時候，政府是肆無忌憚地不作為。一方面，個人在涉及個人利益的時候是不擇手段，另一方面，個人在他人求救的時候是麻木不仁。幸存者的不幸是，他們在不幸中容忍了一個不幸的政府，同時使自己在更大的不幸中輪回，他們在自己的不幸中渴望他人的不幸，卻總能發現自己就也不是幸免者。他們沒有政府，也沒有同類，並因此使自我在靈魂和肉體上徹底喪失。
沉默––為一種懦弱辯護
沒有任何一種不道德是心安理得的。感謝上帝，每個人都能聽見內在的道德質問。但是，面對這種內在質詢幸存者擁有自己特殊的辯護理論。體制性的“見死不救”的自我辯護先後是：“歷史進步要付出代價”、“死得其所”，“先讓一部分人活下來”。而民間或知識分子的自我辯護是：真話要慢慢說、或者，“即使沉默或違心說謊但不要傷害別人”。
最後這個命題是北京大學的錢理群先生最近提出來的，劉曉波先生為此專文加以批駁，為此一些知識分子也卷入了爭論。那麼怎麼看待這場爭論呢？
“一個人的同情作為一個整體反映了他面臨的社會秩序，或者說他的同情是社會的一個特殊部分。” （《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華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P102）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錢劉文章都是在討論同情心和當下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繫問題。換句話說，確認處境是釐清這場爭論的關鍵所在。
我想二位先生在這一點上是沒有分歧的：那就是中國社會當下存在很多權力濫用導致的人權災難。對這一連串的災難，從本文的立場上說，沉默與吶喊的區別就是見死不救和救的區別。在這種意義上，毫無疑問，沉默即罪。或者說，“即使沉默或違心說謊但不要傷害別人” 這個命題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是個假命題。也就是說，當悲劇正在發生的時候，而沉默和說謊不可能不傷害別人，也不可能不傷害基本的道德原則。“當下意識”鎖定了這樣種結局：沉默就是見死不救，或者它在鼓勵或縱容見死不救。即使我們拒絕對求救者的傾聽，為沉默辯護也傷害了倫理底線。
錢文也許並沒有清晰地表達出為沉默辯護這種心理狀態，但顯然表達了“自我憐憫”這種當下意識。問題是，由於文字發表後這種公共性質，它不能說不包含為“不得已沉默或說謊” 辯護這種功能。在這種意義上，對錢文進行理性的檢討是非常必要的。我們不能自我原諒，甚至公開為“底線”辯護。這是別人的事情，這是下一代的事情。我們知道，在強權統治的世界裡，我們在技術上也很難判斷究竟什麼是“不得不”。這樣一來所有懦弱都得到了寬恕（而且是自我寬恕）。而我們向林昭表達敬意的方式就是虛偽的，就變成了“你很了不起，我尊重你，但我做不到。”做不到也沒有關繫，低頭懺悔也好，但沒有必要為“做不到”找一條道理––做不到是沒有道理的，唯一的道理是懺悔。
總結一下，我的觀點是，既然你反對鼓吹每個人都當英雄，那麼你就要同時反對鼓吹每個人都當狗熊。但我們可以向英雄致敬，卻不能向自己的軟弱致敬。這也許是底線吧。為沉默辯護傷害了求救者，也傷害了基本的道德原則，而這些原則和良心事件密不可分。愛默生似乎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隻有一半是他自己，另一半則是表達。”社會社會學家Charles No ton Cooley（1864-1929）說：“真正的社會存在是人的觀念”。當我們打碎這些觀念的時候，人的價值和尊嚴又體現在哪裡呢？
有人為錢文辯護說，劉和錢由於身份不同，所謂體制內外之別，因此體制外的劉應該比體制內的錢更“勇敢”。這種辯護比錢文走得更遠了。不過我們得承認，90年代以來，體制內知識分子不知不覺地為90年代的民族精神犬儒化增加了自己的話語。我們看到諸如保守主義、諸如漸進改革、諸如分工不同等“理論”蔚為大觀。但說穿了，這些辯護不過是為一種懦弱辯護，沒有什麼“理論價值”。至於說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具有某種“道德免責”特權，這完全等於說體制內的人的道德水平就應該低於正常人。我並不反對懦弱，但反對懦弱出道理來，反對懦弱得理直氣壯。
害怕，就是這樣。而害怕，一方面是現實的，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是一場災難（對於錢先生等人來說可能是文革）的幸存者。這場災難還沒有結束。
由於害怕我們見死不救，我們是有罪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