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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1日訊】教育与學術6月11日報道﹐青海農民陳邦順有三個兒子﹐只有大兒子小良考上了大學。為了供小良完成學業﹐年近５０歲的陳邦順和病弱的老伴不得不賣血換錢﹐連續六年﹐賣出的血量能裝滿兩個汽油桶。然而﹐明知父母艱辛的小良卻整日沉迷于網吧﹐荒廢了學業﹐直到被學校認定為自動退學。當５月３０日央視《聊天》節目播出陳邦順的泣血呼喚時﹐小良竟然對千辛萬苦找到他的央視記者說﹕“我爸在電視臺這麼說我﹐他有病﹐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
陳邦順在《聊天》節目結束時對小良說﹕
“小良﹐你今天走到這一步﹐爸也絕對沒有怪你。爸雖然給你花了六萬多塊錢﹐今天來中央電視臺也不是衝你要這錢﹐我就是想要你的畢業證。這樣為國家﹑為你個人﹑為你的家鄉﹐你也好見人吶﹗我想你看到片子以後﹐能回心（轉意）﹐早日回家﹐看你奶奶一眼﹗”
陳邦順的家在青海省樂都縣馬廠鄉甘溝灘村。要找到陳家確非易事。
在飛到西寧之前﹐我只知道甘溝灘村在甘肅與青海交界的大山裡﹐距離西寧還有１２０公里的路程﹐要倒好幾趟車才能到。
從空中看西寧很特別﹐在四週一片沒有邊際的黃色山丘中央﹐樂都在西寧之東﹐此刻﹐那裡黃土袒裎﹐綿延無際。
西寧的風很涼爽﹐不過陽光灼人。這裡的日照很強﹐街市上的人大都身着長衣﹐許多人臉上有兩團艷麗的“青海紅”﹐彰顯他們與太陽的親密關係。
■“很多人家都賣血﹗”
第二天一大早﹐記者就從西寧出發﹐中途換了三趟車﹐中午才趕到樂都。到馬廠的車每天只有兩班﹐上午的班車剛走。街上有出租車轉悠着拉活﹐一聽說記者要去馬廠﹐都連連搖頭﹕“那是在山裡頭﹐車上不去﹐沒法兒走﹗”到中午一點﹐一趟掛着馬廠牌子的車才搖搖晃晃地開到。
司機三十多歲﹐長着絡腮鬍子。他告訴記者從終點站馬廠到甘溝灘村還有１５公里的山路﹐我的心開始下沉﹐他又說﹕“我家就在甘溝灘村﹐車晚上得停在家門口。”
“你是來採訪陳邦順的吧?”司機快人快語﹐他說雖然跟老陳在一個村﹐可是他並不認識老陳﹐只是乘客們在車上談論陳家的事﹐他聽得都可以背下來了。
“我們這兒窮﹐十年九旱﹐種啥啥不活﹐沒法子呀﹗除了帶工資的和我們這些找到點活路的人﹐家裡有學生娃娃的很多人都在賣血。”記者問司機有沒有賣過血﹐他使勁地搖了搖頭。
“茶沒有鹽就像水一樣。”
■汽車一步步往山上爬。
山色壯闊。幾十米高的黃土垂直地拔地而起﹐壁立千仞﹐窗外景色單調﹐除了黃土山﹑黃土路﹐就是偶爾見到的黃土干打壘房子。這裡的房子屋頂像牆面一樣平展﹐顯然是天旱無雨﹐無需具備任何排水的功能。朝着汽車露齒而笑的男人們臉上滿是黃土的粉塵﹐女人們的臉很難看清﹐它們埋在顏色鮮艷的頭巾裡面。
車到甘溝灘村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天竟然下起雨來﹐雨點砸進浮土裡﹐空氣中瀰漫着一股土腥氣。按照司機的指點﹐記者跌跌撞撞地繞過一道山樑﹐山腰上離村子最遠的一家獨院﹐那就是陳邦順家。
陳邦順一個人在家﹐他手足無措地端出饃饃來款待記者。一會兒老伴也從地裡回來﹐忙活着在屋裡生起爐火﹐這是一對典型的西北夫妻﹐老實巴交﹐臉膛黑紅﹐看上去都要比實際年齡蒼老很多。
小雨淅淅瀝瀝﹐打亂了我的計劃﹐我只好在山裡多留一天。看得出下雨比客人上門更讓夫妻倆感到興奮﹐陳邦順幸福地說已經有十年沒下過這麼“大”的雨了。晚飯吃的是揪面片﹐陳大嫂說麵食在家裡十分金貴﹐平時一日三餐都是洋芋﹐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熬洋芋﹐她抱歉地說家裡沒有調味品﹐“我給你多放些鹽吧。”泡茶的時候﹐記者阻止不及﹐被加進滿滿一勺鹽﹐他們對我喝白水一直驚詫不已﹐我這才知道﹐鹽茶是當地人對客人的禮遇。從第二天起我堅持要他們恢復平常的飲食﹐可是在連吃了幾頓洋芋之後﹐我也喝起了鹽茶———我終於明白﹐並不是什麼風俗﹐咸味是人類對抗寡淡食物最原始的需要。按老陳的話說就是“人沒錢就像鬼一樣﹐茶沒有鹽就像水一樣”。
■“娃娃考上學就算是脫貧了。”
陳家有三間大房﹐堂屋陳舊的門梁竟然有着精美的木彫﹐老陳紅着臉說自己不爭氣﹐這是祖上傳下來的房子﹐他們在這裡已經生活到了第五代﹐在這間屋住了八十年了。炕上靠牆一溜棕黃的衣櫃是家裡最顯眼的傢具﹐櫃門玻璃上貼滿了照片﹐全部都是老陳的三個兒子的。
老陳說三個兒子中只有老大小良在讀書﹐他是老陳結婚六年後才有的孩子﹐成勣又是三個兒子中最好的﹐從小拿的獎狀把牆都貼滿了﹐初中以後也沒有下過前三名。
兒子小良是１９９７年考上西安某學院電子自動化專業的。老陳至今記得兒子拿到錄取通知書高興地在地裡翻跟斗的樣子。家裡的親戚們都來了﹐傳看小良的錄取通知書﹐這可是陳家這一輩出的第一個大學生﹗可是高興之余﹐老陳兩口子又為兒子的學費犯起愁來﹐當天晚上他和老伴就吃不下飯了。當初他就擔心學費的問題﹐告誡過兒子一定要報青海的學校﹐可兒子的第一志願就填了西安的。如今兒子遂了願﹐老兩口卻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二天﹐外甥們來勸他﹐陳家就出了這麼一個學生﹐再怎麼苦也得供他上。而且保證以後都會幫助他的。這樣﹐拿着東拼西湊來的學費﹐小良走進了大學校門。
老陳說﹐他們村裡出了十五﹑六個大學生﹐比馬廠鄉其他幾個村的總和還要多﹐“就因為我們村是最窮的﹐我們不想讓娃們再回過頭過我們的日子﹐娃考上大學就算脫貧了﹗說什麼我也得把他供出來。”老陳夫婦開始四處賣血。
■“我賣的血能裝兩汽油桶﹗”
記者﹕“小良四年大學一共向家裡要了多少錢﹖”
陳邦順﹕“六萬三千五。”
記﹕“都是你賣血得來的嗎﹖”
陳﹕“有７０％是﹐另外還借了一萬七千塊錢的外債。”
記﹕“這些外債準備怎麼還﹖”
陳﹕“還是賣血。”
記﹕“你多長時間賣一次血﹖”
陳﹕“沒准兒﹐農忙的時候賣得少一些﹐農閑了就往醫院裡跑得勤一些。有三個月一次的﹐三天一次的﹐一天一次也有﹐一天三次的時候也有﹐有好幾次抽着血就暈死過去了。”
記﹕“你賣血能得多少錢﹖”
陳﹕“４００毫升全血的報酬是１５０元左右﹐血漿是８０元﹐一個月３００到４００塊﹐身體最好的時候一年能掙到５０００元左右。兒子上大學以後﹐我身體不行了﹐就叫上老伴一起去﹐她有胃病﹐賣得少一些。”
記﹕“國家有《獻血法》﹐禁止有償獻血﹐而且規定一個人獻血的間隔時間不得少于６個月﹐你怎麼能在四年裡靠賣血得來６萬多塊錢呢﹖”
陳﹕“想辦法唄﹗我們週圍有９個血站﹐我都去賣過血。有的要走幾十公里山路﹐到武威﹑蘭州去賣還得坐火車。哪裡有醫院哪裡就有我的獻血證﹐我有７個獻血證﹐只有一個是真的﹐其他都是拿侄子外甥的身份證辦的﹐這樣我就可以在好幾個血站來回去賣血。那些血站也沒那麼嚴﹐不到規定時間的也收﹐你獻好幾次在你本上蓋一次就行了。１９９８年﹐為了湊齊學費﹐我和老伴４７天沒有回家﹐到處轉着抽血﹐最後總算是湊夠１７２０多塊錢的學費。村裡人都說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麼辦法﹐我是為了娃娃呀﹗”
一行老淚從老陳的臉上滾下﹐沉吟半晌他突然舉着兩隻手指提高聲音對記者說﹕“我這些年賣的血能裝兩個汽油桶﹗”
■“他的每封信都是賣血通知書﹗”
記者忍不住問﹕“小良知道你是賣血在供他上學嗎﹖”老陳說﹕“他知道﹐他上高中花的８６００多塊錢﹐也是賣血換來的。”老陳說﹐小良與家裡聯繫全是寫信﹐四年給家裡寫了十六﹑七封信﹐沒有一封不是要錢的。每次都在２０００塊以上。“這不是信﹐是債﹗他的每封信都是賣血通知書﹗一接到他的信我就知道又該去賣血了。”
小良的信全被老陳藏在堂屋中堂下一隻祖傳的木匣裡﹐整整齊齊地對折着。記者摘錄了兩封信的內容﹕“國慶節放七天假﹐我們班統一組織去旅遊﹐每人交１００元﹐買衣服花了２００﹐上學期暑假欠了２００﹐書費２００﹐重修及選修的課程花５００﹐學雜費２５００﹐生活費６００﹐還加上後三個月的生活費還要３０００元錢。上學期的體育課沒有達標沒通過﹐還要到體育老師那兒走一趟。所以﹐３０００塊很緊張﹐請你們不要少寄﹐又讓我借錢。”在另一封信裡﹐小良陳述了自己花錢的理由﹕“我認為你們一點也不理解我們學生的難處﹐你們認為學生在學校﹐除了學習就是吃飯﹐花錢都花在飯上了﹐別的都不花錢了。其實不是這樣﹐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裡﹐誰都想多學一點知識﹐為自己將來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想多學知識就得報名學習﹐這樣花一部份﹔再有學生之間相互搞好人際關係﹐比如說現在組織滑冰﹑游泳﹑春游﹑野炊﹐宿舍裡邊過中秋節﹑元旦﹐老鄉之間開老鄉會﹐搞聯誼活動等等﹐我都不能一項不參加呀﹐那樣只能孤立我自己了﹐和別人相處不下去。”
老陳回憶說﹐有一次兒子連着給家裡來了兩封信﹐第二封是掛號信﹐信裡說自己熄燈後在宿舍裡用電腦﹐偷接了走廊裡的電﹐被學校發現﹐被處以３０００元的罰款。小良讓家裡馬上想辦法交上這筆錢﹐否則自己只好回家。老陳接到信的時候已是下午五點﹐馬上慌着四處借錢。天黑以後他敲開了孩子姑姑的門﹐哭得說不出話﹐和他一起去的三兒子把信給姑姑念了﹐姑姑把店裡的營業款給了他們。當時已經是晚上九點﹐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來﹐他和三兒子一路小跑﹐只用了兩個小時就跑到了１６公里以外的３０６連城鋁廠（老陳平時與兒子通電話﹐都是到這裡來）﹐往兒子宿舍打電話﹐告訴他錢已借到﹐天一亮就給他寄去。當天晚上﹐老陳和小兒子就擠在連城鋁廠招待所的一張床上等待黎明。可是就因為老陳打電話的時候又氣又急﹐聲音高了一些﹐他收到了小良的回信﹐“請父親以後打電話不要喊叫﹐因為接電話的可能不是我﹐你會嚇着別人﹐同時﹐你也會影響其他同學休息。”
■“難道這就是我賣六萬多塊錢的血換來的﹖﹗”
小良的媽媽說兒子上大學以后人就變了﹐不愛跟家裡人說話﹐也不愛回家了﹐甚至過年也沒有回來。２０００年新年﹐從學校放假到臘月二十八﹐她天天跑到村口去等車﹐過來一輛沒有﹐又一輛還沒有。到了正月十三﹐放心不下的老陳背着一堆饃饃去了西安﹐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好不容易才找到學校。小良在宿舍裡﹐他埋怨父親不該來﹐來來回回的要花錢。老陳拿出東西來給小良吃﹐還說給小良的班主任也帶了一些﹐小良沉下臉﹐問父親﹕“你見我班主任是啥意思﹖”老陳很納悶﹐“當然是聽聽他說你在學校的表現﹐我這麼遠跑來不見老師一趟怎麼行呢﹖”小良說﹐“好﹐要見老師你去見﹐我要留下來打鋪蓋卷回家呢。”老陳驚呆了﹐這是小良第一次當面以不上學要挾他﹐他最終也沒有擰過小良﹐在學校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小良送上火車﹐回了青海。老陳說他在火車上哭了一路。
２００１年大年初四﹐小良離家﹐當時他說要去深圳參加一個招聘會﹐走了以後就再無音信。直到７月６日﹐他給家裡來了一封信﹐說他在北京工作﹐讓家裡寄４０００塊錢﹐要交房費﹑押金。家裡只借到了２０００塊錢給他寄過去﹐之後就石沉大海﹐再無回音了。這一年﹐按說小良應該畢業了﹐可是他畢業成勣如何﹐分配到了哪裡﹐找到工作了沒有﹐家裡都不知道﹐小良失蹤了﹗
“我到處打電話找他。兒子的宿舍電話沒用了﹐他留過一個女朋友的手機﹐怪的是他一要錢﹐手機就能打通﹐錢一寄過去﹐就再也打不通了。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打了不下上百個電話﹐要是去了鎮上﹐我就挨着有電話的舖子一家一家地打﹐還發動在外地打工的兩個小兒子給他哥打電話﹐都沒有通過﹐我還想過在北京的報紙上登個尋人啟事。”
這一切水落石出是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老陳接到小良的班主任郭軍老師從學校發來的一封信﹐請老陳務必去一趟學校。拿着信﹐老陳第二天就趕到了學校﹐這一天正好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郭老師問老陳的第一句話就把他給打懵了———“您是包工頭嗎﹖小良是家裡的獨生子嗎﹖”原來這就是小良在同學們中為自己樹立的“形像”。老陳擼起兩隻袖子來給郭老師看﹕“你看﹐我就是這麼個包工頭﹗”臂彎密密麻麻全是針眼﹐已經被針頭“文”出兩道濃重的青記……
那一天﹐老陳對着兒子小良的成勣單放聲大哭﹐那是一張滿紙飛紅的成勣單﹐一長串功課不及格﹑一長串功課根本就沒有參加考試。由於小良擅自離校﹐學校已對其做出自動退學的認定。老陳又掉下淚來﹐他問記者﹕難道這就是我賣六萬多塊錢的血換來的……
■“你們八九年沒穿過新衣服了﹗”
“兩個弟弟是如何看待他哥哥的呢﹖有沒有覺得你偏心眼﹖”
老陳講２００１年有一次﹐他發現老二接連六﹑七天不出屋子﹐也不幹活﹐從窗格裡看到他趴在炕桌上往一個小本上寫字﹐老陳問他究竟寫了些啥﹐他也不回答。後來老三告訴媽媽﹐二哥給良哥寫了封信﹐老陳硬要過來看了﹐老二文化低﹐字寫得很大﹐有四篇多呢?看過信﹐老陳老淚縱橫﹐讓老二謄寫了一遍給小良寄去。記者看到了那些字﹕“良哥﹐你好﹗你三年的來信我全看完了﹐知道了你的一切情況﹐你在三年當中花去了四萬多元錢﹗這幾年家裡的莊稼全折完了。你每次來信說是爸媽注意身體﹐爸媽每天給你注意身體﹐好到醫院去（賣血）要（換）錢……”
去年老二去湖北打工以後﹐不到八個月時間掙了２０００塊錢﹐回家過年時老闆給了１０００塊錢﹐結果到家就剩下６８塊錢﹐他給全家老小上下一人買了一套新衣。老陳看見他拿個衣服包包回家﹐當時就氣蒙了。結果老二說﹐爸你不要恨我﹐你這四年當中給我哥花了這麼多錢﹐從我哥上高中起﹐八﹑九年了﹐你和我母親都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這些錢又不夠還債﹐你就穿了吧﹐不然﹐你還是會給了我大哥。
老三在酒泉打工﹐鞋穿脫了幫﹐人家給他錢讓他再買一雙﹐他把錢收起來﹐找根繩把鞋拴一下﹐接着穿。這個１７歲的少年一回家就纏着母親﹐“媽﹐你在家我就高興﹐你可千萬別跟人家一起去賣血了呀。”
老陳說﹐兩個小兒子都沒讀完初中﹐家裡窮得連個本子也買不起了﹐現在他們在外面打工﹐沒有文憑﹐活也不好找﹐但他們都能替我着想﹐說供大哥已經不容易了。
“記者同志﹐你們要見到小良一定叫他回家﹐我都把他想死了。你告訴他我們不怪他。”臨行前﹐陳大嫂跟着記者一直走到村外。
■“他大部份的時間都用來上網了﹐聊天和打游戲。”
離開西寧﹐記者到小良曾經就讀的西安某學院採訪﹐學生處的丁處長證實﹐從２００１年７月起﹐小良就已經擅自離開學校﹐他們于當年１２月２７日認定該生屬自動退學﹐予以除名。丁處長還說﹐小良所在的電子自動化專業是全校最熱也是最好的專業﹐只要能從這個專業畢業的學生都無就業之懮。
小良的班主任郭軍向記者出示了那張曾經令老陳痛哭失聲的成勣單。從上面看﹐小良第一年的成勣算是勉強過關﹐二﹑三年級的成勣急轉直下﹐竟然有好幾門功課是空考的﹐而四年級則是一片空白。郭老師告訴記者﹐小良因為成勣不好﹐已經留了兩級﹐而他也只在第一學年報到註冊過﹐並交了學費﹐其他幾年根本沒有報到﹐學費也沒有交﹐雖然學校多次催促﹐他始終也沒有辦理手續。
郭老師說﹐學校也是直到老陳來了以後才知道小良上學用的是父母賣血的錢﹐平時﹐他對班裡同學說﹐父親是包工頭﹐自己是獨生子﹐家裡很有錢。學生入校時﹐填寫過一個家庭貧困狀況登記表﹐學校還有專為貧困生提供的無息貸學金和救困助學工作崗位﹐可是小良從未申請過。郭老師對小良三年花掉六萬五感到吃驚﹐他說﹐按當時的水平﹐一個大學本科生四年花兩萬五千塊就已經綽綽有餘了。郭老師介紹﹐小良大部份的時間耗費在了網吧裡﹐除了編程﹐大部份的時間是在聊天和打游戲﹐據同學說﹐他的兩個女朋友都是在網上認識的﹐他每月上網花的錢少說也在４００元以上。
■“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
回到北京﹐記者設法與小良聯繫。小良女朋友的手機一直關機﹐記者發了短信後﹐她回短信說小良５月４日就離開北京﹐去了西寧。她告訴記者﹐由於沒有正式的畢業證書﹐小良一直找不到工作。小良回西寧的動機及狀況她一概不知。
５月３０日﹐在央視《聊天》陳邦順這期節目播出後﹐小良突然與我們聯繫﹐提出要見面。６月３日﹐在北京某快餐廳﹐我們終於見到了這個故事的主角———由女友陪着的小良。小良明顯發福了﹐比照片上胖出一圈﹐手腕上系着一串磨石手鏈。記者問他回西寧有沒有回過家﹐是否與家裡聯繫過﹐小良搖頭說沒有。接着向我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你們都是當父親的吧﹖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做了像我一樣的事﹐你們會到中央臺去說嗎﹖你們認為這麼做的父親正常嗎﹖你們不覺得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的人嗎﹖
小良的女友也在一邊問話﹐你們見他父親第一眼是什麼印象﹐你們不覺得他長得很兇惡嗎﹖
記者打斷她﹐問他們﹕既然是這樣一個“殘酷無情”和“兇惡”的父親﹐怎麼會賣血供你上學呢﹖小良不以為然﹕你們不要老揪着這個不放﹐我早就說了父親賣血供我上學和我沒有好好讀書都是事實﹐我承認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可你們怎麼就不認錯呢﹖
小良指出片子中的“錯誤”﹕一﹑我兩個弟弟輟學並不是因為供我上學家裡沒錢了﹐而是因為我學習好﹐他們太差﹔二﹑我父親在電視上說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高興地翻跟斗﹐事實上我沒有翻﹔三﹑你們未經我允許用了我的照片（注﹕節目中使用的小良和父親的合影﹐由陳邦順提供﹐並對小良面孔做了遮蔽處理）﹐我父親同意也不管用﹐我是個有獨立行為能力的人。四﹑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對我們兄弟的教育方式非打即罵﹐你們不能因為我不對就把他塑造成一個高尚的人。
談話當中小良不停地說“不信你問她”﹐記者問“她”是誰﹐小良指自己的女友。記者問她如何知道小良小時候發生的事﹐女友回答﹕小良告訴我的﹗記者指出小良說的這些“錯誤”部份是由於對片子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可以重新看片子﹐小良惡語拒絕。至此﹐談話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