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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7日訊】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南韓等日本的鄰國政府和民衆發出了強烈抗議的聲浪。這其中有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是日本社會一直沒有能夠正視戰爭的歷史罪責；二是相關亞洲鄰國當權者採用機會主義的手法釀成了後遺症；第三，當年那場戰爭，不管是侵略者一方還是受害者一方，對於戰爭責任的承擔和追究，竟然在經過半個多世紀以後還是糾纏不清，暴露了所謂亞洲價值觀的致命缺陷——沒有反省能力。
對於前兩個問題，北京的對日索賠活動人士童增，曾寫了一篇萬言書（http://www.ncn.org/zwginfo/da.asp?ID=16270&ad=3/9/2002），從國際戰爭賠償的法律實踐評論了日本不能回避的賠償責任，以及中國政府在爲民間索賠活動應該擔任的責任。在萬言書最後的一句話，童增寫得有些近乎禪意：“日本國的任何賠償都彌補不了1931年到1945年期間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失，即使日本國履行了受害賠償義務，我們算給日本國贈了厚禮，給他們反思戰爭罪行提供了一個機會。”其實，對中國政府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幫助民間達成索賠目標的時候，它也許會體認到怎麽樣才是真正的“爲人民服務”。
中國是一個專制集權的社會，通常只是政府壟斷了發言的聲音，尤其是在包括對日關係的外交政策領域，外界幾乎聽不到民間的聲音。童增和一些人權活動人士，近年來展開的對日索賠活動，進行得有聲有色，他們的活動不但凸顯了中南海當權者放棄戰爭賠償的機會主義嘴臉，而且也暴露了中共政權忤逆民意、缺少合法性的本質，更加可貴的是他們在集權專制的高壓之下，爲民間輿論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這次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的抗議聲浪，以及民間在對日和對外關係上發出越來越多的聲音，除了得益於互聯網等現代傳播工具，與有童增這樣一批活動人士近年來的不懈努力是分不開的。
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因爲是在一種不正常的言論環境中展開的對日索賠活動，甚至這一活動已經超出了對日索賠的範圍，與敏感的社會政治相關聯，在客觀上受到各種現實條件的限制，而沒有很好的展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反省能力（抑或已經沒有這種能力）。比如，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成其林先生就在電話中向筆者指出：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殺害我上千萬同胞，當然是罪大惡極，然而在中共統治中國的半個多世紀中，被殘害的同胞要多得多（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但卻不見國人象追究日本人這樣去找中共清算；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固然要抗議，但是中國現在堂而皇之的向老百姓開放毛澤東紀念堂，難道不值得國人去認真的抗議一下嗎？中日之間這些糾纏不清的是非責任，從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到中國人參拜毛澤東，那不僅是中日兩國人民的悲哀，而且暴露了亞洲價值觀缺乏反省能力的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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