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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繁榮的代价
“致富光榮”, 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經這樣告誡他的人民. 為了維護其改革思想, 他還說: “如果你打開窗戶換新鮮空气, 就得想到蒼蠅也會飛進來.” 自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在經歷了二十年艱難的經濟發展過程之后, 鄧的這兩句格言所描繪的前途和指明危險都已經顯現得足夠明确. 雖然中國日益繁榮, 人均收入不斷增加, 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但是環境在惡化 , 成堆的社會問題在冒頭: 政治不穩定, 犯罪層出, 社會保險體系在衰退. 中國, 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 面對著現代性帶來的艱難選擇:
收益与代价.
但對中國來說， 尤其不幸的是， 其特定的政治， 社會， 和經濟制度本身加劇了其對外開放帶來的危險。中國不斷強化的艾滋病問題就是說明這一現象的一個明顯例子, 一個將造成巨大影響的例子。 一度被中國官員們當作西方問題而不屑一顧的艾滋病問題僅僅到不久前才受到北京的嚴重關注。但是， 可能已經太遲：中國正面臨著一場規模龐大的傳染病. 中國政府將會發現, 戰胜這場疾病是多么地艱難。
不斷上升的勢頭
在忽視了數年之后， 中國政府現在已經開始認識到艾滋病問題的嚴重性。 2001年6月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參加聯合國大會艾滋病特別會議時令人震惊地宣布， 中國可能有6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這与先前官方統計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2000年， 被統計的病例數僅僅為22，517例。 有人怀疑， 考慮到操作性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響， 實際數字應該更高。根据聯合國艾滋病規划署（UNAIDS）的估計， 中國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數有100多万，甚至或許相當于這個數字的兩到三倍。 在中國大陸的22個省中， 已經有7個省出現艾滋病嚴重泛濫，即將爆發的省有另外9個。聯合國艾滋病規划署警告說， 如果繼續任其發展， 到2010年中國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數將可能高達2000万。
在中國的部分省份中， 艾滋病問題已經相當嚴重。 在中國与种植鴉片的緬甸， 泰國和老撾接壤的南部邊境，大范圍的靜脈吸毒現象曾經是早期艾滋病泛濫的原因。 吸毒， 以及隨之而來的艾滋病傳播模式， 已經擴展到中國西北部新疆的販毒路線沿線。 此外， 在中國人口第二大省， 中部省份河南， 已經成為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据一些國際非政府机构的專家稱， 河南的艾滋病毒攜帶者人數已經高達120万， 在很大程度上要歸結為不安全的集中采血系統。 中國和西方的媒體重點報道了河南的“艾滋病村”， 在那里80%的居民已經感染上病毒， 其中60%以上已經成為艾滋病人。
根据衛生部長在聯合國的發言， 中國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正在以30%的速度每年遞增。更有甚之， 衛生部付部長殷大奎 說， 在2001年的頭6個月中， 實際發現的新病例比往年增加了67%。 即便按照中國政府提供的較低的估計數和年增長幅度計算， 中國到2010年的艾滋病感染人數將達到6百40万， 甚至衛生部張部長也承認， 如果感染率顯著增長， 感染人數可能達到1千万。 与此相對照， 美國在近20年前發現發現艾滋病， 目前估計有90万名病毒攜帶者和艾滋病人, 每年報告的新感染病例數為4万。即便按照最保守的方法預測， 中國在今后的5到10年也將躋身于世界上艾滋病泛濫最嚴重的國家。
這場危机究竟是怎樣形成的？該怎樣對付它？是什么原因讓這個昔日的“外國”疾病在今天橫掃中國？在很大程度上， 應當歸結到中國近年出現的急劇的人口學的和社會學的變遷， 以及醫療衛生系統的惡化。 從這一點上看， 中國艾滋病泛濫問題將發展成為既是促使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因素又是社會經濟轉型所導致的結果。 我們已經知道, 中國政府不僅不能适應艾滋病傳播這個現實， 而且越來越無法對這個公共衛生危机做出反應到了如此程度， 在轉机沒有出現之前勢必將發展得更加嚴重。
飄泊中的男孩（和女孩）
在毛澤東的時代，戶口制度把人們限制在他們居住的城市或者農村地區。由于當時采取的食品定量以及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票證分配制度, 很少有人能夠成功地逃脫戶口制度管理. 但是, 在當今的中國, 遷移的自由程度已經極大地增加了. 中國人表達這种自由遷移有一個非常生動的詞, “流動人口”: 估計有１億人离開了他們正式的居住地，一般是比較貧困的農村， 到城市尋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 他們得不到當地居民在住房, 醫療, 和教育方面的政府補貼. 除了這個群體, 還有大約4千万人也參与到這個遷移潮流中來, 其中大部分為近年來經營不善的國營企業的下崗職工, 外出流動尋求生活出路.
這些飄泊不定的人群在今后几年將變成中國艾滋病毒感染群體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流動人口主要由年輕和中年的男性和婦女构成, 他們正處于性最活躍的年齡階段. 根据90年代中期的一項調查, 流動工的81%處于15-49歲年齡組. 其中一半的人年齡在20到30歲之間. 流動人口本身具有的性質使他們不容易被監測, 而且很難得到相關教育和治療. 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 或者是文盲, 不會說普通話, 使衛生工作者對他們開展工作難上加難. 作為沒有注冊, 沒有檔案的公民, 他們只能半地下狀態地生存在政府官員控制不到的地方. 因為他們情愿做被城市居民所鄙薄的低收入的和非法的工作, 往往游离于社會之外. 如果他們卷入法律和財務糾紛而被迫返回故鄉或者轉移它鄉, 他們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走到哪儿, 就會把病毒一路傳播到哪儿.
更糟糕的是, 在中國很多地方, 這個群體中的靜脈吸毒人數正在上升. 絕望,身居异鄉, 在加上經濟困難是許多人轉向吸毒的原因. 然而, 吸毒并沒有局限在這個邊緣或者說是遠离社會的群體中. 現在越來越多的城市青年人可以接触到毒品. 由于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許多儿童被他們的父母,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們慣坏, 可以得到更多的錢和自由, 而這兩樣東西中的任何一樣都可以被孩子們用來嘗試毒品. 這對中國的艾滋病傳播來說, 又是一個凶兆. 不久前, 靜脈吸毒是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 政府估計大約8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吸毒人員. 雖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吸毒都是感染的主要途徑, 但共用針頭模式感染效應極高. 中國政府聲稱中國目前的吸毒人員共有86万 – 很可能低于實際數字 – 這一群體將繼續成為作用于中國艾滋病問題的重要因素.
求愛的危險
把吸毒群體作為艾滋病傳播的重點, 會使公眾對高危險群體的認識產生誤解.雖然到目前為止吸毒群體仍然构成中國病毒感染者群體的主要部分, 但是造成病毒傳播增長的最重要原因是异性戀人口中未經保護的性活動. 中國政府的統計數字顯示, 只有不到10%的感染是由异性戀引起的(与同性戀相關的感染比例甚至更小).但是, 在中國15-49歲的7億多人口中, 公共衛生專家僅僅在异性戀人口中就能毫不猶豫地想象出一個重要的病毒傳播群體. 隨意的和婚前性行為在中國正顯著增長. 2001年的一項關于性和婚姻的調查顯示, 只有27%的年輕調查對象認為首次性行為應當發生在婚后. 与此相對照, 在他們父母一代人中持這中看法的人要占到84%.
中國性產業死灰复燃更讓性亂現象越演越烈. 賣淫曾和吸毒一樣被認為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嚴格的社會規范中被徹底根除了. 然而, 80年代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顯示, 像中國文明自身一樣久遠的性交易, 不僅根本沒有消失, 而且正以燎原之勢重現. 根据中國警方的估計, 目前中國的妓女大約有4百万.
促使商業性性活動的發展的原因有新有老. 收入差距加大, 部分婦女的貧困,勞動力流動, 消費主義盛行都是原因. 同時起作用的還有中國現代生活中不斷增長的消費主義和商品化給婦女造成的商品意識. 對許多中國男人來說, 擁有第二個妻子或者說情人已經成為某种社會地位的象征, 就像擁有汽車和手机一樣. 這同不太久之前中國曾普遍存在有錢的男人可以娶一個以上妻子的做法相符合. 此外, 在有些地方, 与生意有關的消遣包括嫖娼已經成了常規. 一項關于個體戶的報告指出, 經發現個體戶, 中國這個不斷增長的社會階層中的男性常常被發現傳播性病和介入与艾滋病相關的高危險的行為. 与此同時, 新技術傳播, 比如手机的發展, 使商業性性工作者得以走出傳統的紅燈區, 推動商業性性活動在更大范圍內發展, 同時也使規范和預防教育工作更加复雜化.
已經有許多流行病學研究顯示, 在中國由妓女傳播的艾滋病正逐步增加. 通過這种傳播, 受到感染的嫖客再把他們身上的艾滋病毒傳染給他們的配偶或其他的性伙伴, 艾滋病毒就泛濫到了中國或中國以外的總人口(General Population)(或者再回到妓女群體傳染上其它未被感染的性工作者).
以東灣(音譯, Dongguan)為例. 地處廣東省的東灣与香港邊界相隔不遠, 東灣的性工作者有30万名. 這些婦女, 大多來自貧困地區和北方省份, 主要為來往于大陸与香港之間的商人服務. 類似的情形還發生在福建省的沿海地區, 來自台灣的生意人頻繁光顧提供性服務的夜總會, 發廊, 按摩室, 和卡拉OK酒吧.
艾滋病毒在中國的另一個傳播方式是同性戀性交, 尤其是男性同性戀性交. 有人估計說, 中國男性同性戀者人數占男性總人口數的5-7%之間.据隨著中國變得日益自由,同性戀正更加自由地活動和更大程度地被容忍. 直到最近同性戀才被從精神异常病症种類名單上被取消, 而且一些報告說, 各地執法机构已經不再打擊中國城市中的同性戀酒吧和同性戀俱樂部.不幸的是, 這种容忍可能有利与艾滋病的傳播. 如果這意味著中國的同性戀群體可以不再被迫處于地下狀態, 那么, 相關的預防工作和治療項目可能應當馬上抵達這個易感群體.
傳統和禁忌
除了大幅度的經濟社會轉型加劇了艾滋病在中國的傳播, 久遠的歷史傳統和人們觀念中的禁忌也是影響到中國艾滋病問題的一個因素. 就舉根深蒂固的對男孩的性別偏好來說, 中國最令人吃惊的人口學趨勢是不斷增加的每年新出生嬰儿人數中的性別差异. 年出生嬰儿性別比的正常值應當在大約105-100之間. 然而, 据泰勒.怀特(Tyrene White, a scholar at Swarthmore College), 中國1995年的出生嬰儿性別比為117.4, 而1997年竟然發展到120.根据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收集的資料, 中國的性別比例失衡其實并沒有嚴重到如此地步, 但仍然是惊人的: 在中國15歲以下的人口中, 性別比例是110比100. 即便是這個數字也意味著在下一個10年中, 會有1千5百万結婚年齡的中國男人找到女性性伴的机會極少, 還不要說結婚.
中國80年代和90年代之間急劇的社會經濟變遷,加上1孩政策, 強化了傳統中國人的對男性后代的偏好, 以便傳宗接代, 養老和增加收入. 既然B超机可以辨認出他們未出生嬰儿的性別, 那么就做性別選擇人工流產, 就算是非法也罷. 但是這最終作用到了中國社會的构成上. 那么最終, 新娘短缺就將強化男性對商業性性工作者的需求, 促使男性更多地流動到城市, 增加被拐騙婦女的人數, 增加逼良為娼和“強迫婚姻”的現象.
在中國, 傳統的保守主義觀念還讓人們很難坦誠和公開地談論性話題, 使艾滋病預防教育和其他預防措施很難開展. 學校中的性教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正常化, 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那末多的中國的青少年對性傳播疾病的知識少得可怜. 一項對4千名中國青少年的調查顯示, 只有不到4%的人理解什么是艾滋病和艾滋病毒, 并知道這种病毒如何傳播. 有一半以上的人相信与病毒攜帶者共用器皿會導致傳染. 對艾滋病毒傳播的無知也使人們把這种疾病与恥辱相聯系, 這樣一來, 就把問題深深地埋到陰影之中. 被感染者不僅在自己的家鄉感到被人們疏遠, 甚至就連他們的家人也拒絕接納他們. 更糟糕的是, 甚至中國的公共衛生部門也存在嚴重的無知, 据披露, 出現過多例醫院和診所拒絕治療艾滋病人的情況.
公共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 泰國的性產業非常發達, 但他們一直通過教育, 頒布政府規定, 和開展預防項目來阻止艾滋病毒的蔓延. 相反, 在中國, 雖然性觀念在中國迅速變遷, 保守主義觀念一直是宣傳艾滋病知識教育活動的強有力障礙. 舉例來說, 在校園里放置安全套銷售机的做法和樹立宣傳安全套促進的廣告牌的做法一直受到嚴厲批評.（待續）
摘自:美國政界核心刊物《國際事務》（Foreign Affairs）,3/4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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