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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5日訊】所謂“3F”是“浮躁”、“浮淺”和“浮夸”的拼音縮寫，而所謂“3F現象”是我對近年來中國知識界的學風問題的概括，主要是指一些年輕學者在做學問時，心情“浮躁”，成果“浮淺”，理論“浮夸”。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是好的，廣大的專家學者是有功的。但是，同時也無須諱言，“3F現象”也是确實存在的（筆者也不例外），因此，如果不給予批評和糾正的話，那么不僅會使知識界名譽掃地，而且會給社會帶來長遠危害。
下面我想舉三個實際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 孟子變成“門修斯”
据《中華讀書報》1999年2月10日發表的倪樂雄的書評得知，三聯書店在1998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北京大學的教授、博士、碩士等人翻譯和校對的“當代歐洲大師級學者”安東尼-椰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國家与暴力》，但是，中外人名就譯錯了四、五個。比如，著名的古希腊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被譯成了“黑羅多特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被譯成了“阿肖卡”、公元8世紀的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譯成了“夏勒馬涅”。另外，最為可笑——可能也笑不出來——的是，中國古代大思想家孟子的英文名字(Mencius)竟然被堂而皇之地譯成了“門修斯”！
既然譯名如此，那么整個譯文的質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對此，該書評指出：如果孤立地看，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与譯者們的頭銜、學位、以及大學和出版社的顯赫名聲相比，“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那么，這些錯誤的原因是什么呢？該書評認為，一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得一些必要的文史哲等基礎課程被迫壓縮，結果連一些北大教授和研究生的學術功底都變得浮淺了；二是因為高校青年教師“普遍浮躁”，為了早日評上高級職稱，有些人匆忙拼湊學術專著，或者勉強充當書籍主編；三是出版社与編輯缺乏對有關學術領域的深刻了解，加上沒有專家把關，因此無法判斷其專業書籍的學術价值。
顯然，這种浮躁和浮淺的毛病，不僅將給知識界造成“學術災難”，而且也將給后代遺留大量的“文字垃圾”。因此，該書評在最后沉痛地指出：“恕我直言，此次‘門修斯’一事，實為學術界之一大問題。高等教育、學術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惡果，目前只是剛剛開始。如不予以警示，筆者深信，更大的懲罰正等待著我們。到那時，我們將目瞪口呆地看著‘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搖大擺地走進象牙之塔。誠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于九泉’。”
如果讀者認為，這個例子不過是個別學者、個別大學和個別出版社的一個“偶然”過失的話，那么下面的例子則說明并非如此。
二、 粗制濫造編“教程”
最近我在新華書店購買了1998年10月由中國最權威的出版社之一的紅旗出版社編譯的“哈佛大學行政管理學院行政教程系列”之一的《金融管理》，發現了更加嚴重的問題。
當然，在外表上是看不出問題的，因為這套書設計新穎、包裝精美，紙張高級。而且，“前言”首先引用了兩行黑體字：“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堅合眾國；這說明了哈佛在美國歷史上的地位。”并注明“摘自江澤民主席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接著介紹了哈佛的光榮歷史：培育了6個總統、30多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以及眾多的成功的管理者。然后，鄭重說明：編譯這套教程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滿足“許多學子向往哈佛”的愿望，而且是為了滿足要被分流的“廣大行政干部開拓新天地”的愿望、以及“一切渴望汲取人類优秀文化成果”的讀者們的愿望。
但是，讀后才發現，該書內容与上述承諾截然相反：它不僅大量抄襲“台灣教材”，而且，由于時間過于匆忙，以至于連必要的“改頭換面”都沒來得及。
比如，在第3頁就漏出了“馬腳”：“本島銀行及外商銀行……互相拆借以1個營業日為原則，100万元新台幣為單位……此外，美國尚有地方債券，但台灣為集中支付，政府舉債亦采取集中制。……本節所介紹的台灣貨幣市場則以狹義的貨幣為主。”請看，這就是“哈佛教程”嗎？
又如，“紐約之為美國國內金融中心，原設在華府的《聯邦准備制度理事會》……無形中形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王座，复以美元价值穩定，銀行體系健全，故其信譽聲騰國際”。（17頁）諸如此類的“台式”國語，几乎比比皆是。
退一步說，即使有些“抄襲”，如果能給讀者抄來一點“新鮮”東西，倒也罷了。但是，遺憾的是，該書的資料几乎全是“舊貨“。比如，“依照世界銀行《1991年世界發展年報》……1988年香港地區与新加坡的國民生產毛額在9000美元”（252頁）。實際上，根据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1995年香港与新加坡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分別達到了22990美元和26730美元。
另外，還有30年前的“老古董”：“截止1967年度，開發協會共對38個國家和地區貸放開放資金16億余美元，其中已動用部分為10億余美元。”（265頁）
那么，為什么如此明顯的錯誤，編譯者都沒有看出來呢？答案很簡單，過于浮躁，沒有時間。据“前言”介紹，編譯者們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的短短一年里，先后推出了8冊《哈佛商學院MBA教程系列》（紅旗出版社）、4卷《哈佛MBA經理手冊》（企業管理出版社）、以及這套12冊的《哈佛大學行政管理學院教程系列》。即使按照每冊（卷）300頁20万字的保守數字計算的話，總數也有7200頁480万字。真不知這是想做學問，還是想創造“吉尼斯”世界記錄？
當然，如果這又是少數人和出版社的“偶然”過失的話，那么，确實也不值得小題大做。因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但是問題恰恰在于，它不是“少數人的過失”，而是一种“集體的失職”。從該書“后記”得知：編譯人員一共21人，而且全書得到了中山大學校委會副主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的“指導”、并得到了國務院綜合研究開發院（深圳）CDI出版策划中心等專家的“支持”（有關人名從略），等等。
因此，坦率地說，這套教程的出版，不僅砸了哈佛大學的牌子、砸了中山大學的牌子、砸了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的牌子、砸了國務院綜合研究開發院的牌子、砸了紅旗出版社的牌子，而且也砸了中國知識界的牌子。更加令人懮慮的是，謬种流傳、誤人子弟。
三、 一哄而起炒“知識”
對于上述事例，如果有些讀者繼續認為，從事“翻譯”或“編譯”的學者們容易出問題，而那些從事“純”理論研究的學者就不會這樣的話，那么，我想再舉一個典型例子。
眾所周知，從去年開始，在理論、出版和新聞等部門的帶動下，几乎整個知識界都掀起了炒做“知識經濟”的熱潮。參与者除了眾多的專家學者以外，還有不少著名“權威”，迄今為止僅專著就不下十几本，至于文章就更是不計其數了。他們的理論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几點：
目前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其顯著特點是電腦、网絡、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等高技術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這些國家正處于世界經濟的領先地位；与此相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依然停留在以農業和工業為主的“傳統經濟”社會，主要依靠大量的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發展，結果，不僅遠遠落在了時代的后面，而且還造成了環境污染、城市擁擠等嚴重問題。因此，他們的結論和建議是，為了跟上發達國家的經濟變化、克服傳統經濟的弊病，中國也要大力發展“知識經濟”。
當然，應當肯定的是，從借鑒美國經驗、介紹理論動態和推動改革開放的角度來看，一些專家學者對“知識經濟”進行研究和适度宣傳，不僅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整個知識界都像“炒”股票那樣炒“知識經濟”，顯然是不正常的。
另外，如果各級政府也聞風而動的話，那么勢必出現以下結果：比如，在政府預算中，大量削減對農業和工業的財政支出，同時急劇增加對高新技術的資金投入；或者在工業布局上，放棄發展傳統產業的原定計划，同時紛紛興建“電子城”或“高新技術開發區”；或者在科技項目的安排上，減少對那些与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課題或經費，同時增加那些与之不太相關的課題或經費；或者在學校教育中，減少一些專業課程及其招生人數，同時增加另一些專業課程及其招生人數；等等。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确實想把“知識經濟”從一個動人口號變為一個實際行動的話，它意味著經濟發展計划需要重新制訂、國民經濟格局需要重新調整、物質和人力資源需要重新配置。而且，它也意味著經濟運行將會出現混亂、經濟資源將會出現浪費。
顯然，諸如此類的問題，正是需要那些熱心“炒做”的專家給予更加冷靜的思考和更加嚴密的論證的、然而恰恰也是他們談論的最少和最浮淺的。
幸好，從去年底、特別是今年初以來，知識界已經有所反思，一些專家學者也開始表示了不同意見。比如，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指出：目前中國應當腳踏實地地發展現代農業和基礎產業，不能盲目片面地追求信息產業。他警告說，“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不被這些清談的作家所蒙蔽和誤導。”（1998年12月25日《現代經濟報》）
經濟學家樊綱則明确指出：經濟發展的階段可以縮短，但是不能跳躍，中國必須補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課，而不能“坐在草棚里玩電腦”。（1月28日《亞太經濟時報》）
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也指出：根据對科技投入、科技產出以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來計算，美國屬于“科技強國”，日英德法屬于“科技大國”，加拿大、意大利、俄羅斯、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屬于“中等科技大國”，而中國、印度、巴西等屬于“科技發展中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屬于“科技欠發達國家”。（《中國鄉鎮企業報》2月5日）
雖然許多讀者未必能夠馬上轉過彎來，但是如果把這些見解与去年看到的那些文章書籍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哪种觀點符合中國實際，而哪种觀點脫离中國實際；哪种學風老實、認真和嚴肅，而哪种學風浮躁、浮淺和浮夸；哪种建議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而哪种建議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
其實，從歷史根源上看，中國知識界的“3F現象”并非始于今日：不論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還是70年代后期的“洋躍進”，總是有許多專家學者一哄而起，或者引經据典、或者出謀划策；等到國民經濟出現危机之后，他們又都一哄而散，几乎從來無人公開站出來對自己的理論或建議表示羞愧，更不用說勇于承擔責任了。因此，去年對“知識經濟”的熱烈“炒作”，不過是中國知識界學風長期不正的一個最新例子罷了。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過去我們總是習慣于把中國經濟的落后或政策的失敗，歸結為領袖人物的錯誤或者政治運動的影響。這固然不錯，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恐怕也應當承認，它們同時也是中國知識界學風不正的必然產物。因為沒有正确的理論，就不會有正确的政策，也不會有正确的行動和正确的結果；然而，要有正确的理論，首先要有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正确的學風。
另外，正如“大躍進”和“文革”等許多事實已經證明的那樣，當一個民族頭腦“發熱”的時候，如果知識界能夠保持頭腦“冷靜”，那么，這個民族也會很快清醒、改正錯誤，反之，如果知識界也頭腦“發熱”、甚至火上加油的話，那么這個民族很可能會更加狂熱、甚至會被引向危机的深淵。
綜上所述，近年來的一些典型事例表明，中國知識界确實存在學風不正的問題，而且有所蔓延，因此需要進行批評和改正。因為只有這樣，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的專家學者才會越來越多，浮躁、浮淺和浮夸的“3F現象”才會越來越少，中國知識界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才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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