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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3日訊】一九八九年秋季，北美的三個東亞研究中心——伯克萊、密西根和哈佛，曾經在馬里蘭的安堡納斯舉行過一次以四個重要事件為主題的中國問題研討會：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我曾怀疑過：為什么這樣几個不同的日子，可以這樣串起來作為一個會議的主題呢？特別法國大革命与鴉片戰爭，本來是距离很遠的事情。現在回想，主要是五四以來，整個中國思想界受法國啟蒙心態的影響極為深刻，當時懮國懮民的知識分子咸認，只有一种強勢的意識形態才能拯救中國。這与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与西方文化發生撞擊的經驗有關。四九以前，中國發生過的許多浩劫——如同猶太人的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都和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有密切的關系；四九以后的浩劫，雖然与帝國主義仍有關系，但更多的卻是內部原因，即所謂“自作孽”。因為意識形態的強化、內部的權力斗爭、個人的權力欲，還有很多其它复雜的文化心理因素，配合外面的壓力所造成的浩劫，給民族帶來很大的災難。其中最嚴重的浩劫——或者說是各次浩劫累積出來的一個結果，就是三十年前中國發生的文革。
文革所涉及的問題極為复雜，中間波及的層次、側面太多，特別是知識界，受到殘害的人數相當惊人。但是對文革的反思工作，卻一直碰到許多困難。最具體的、也是最讓人惊訝的方面是：歷史上各种浩劫，包括猶太人的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間的界線非常清楚，哪些是迫害人的凶手，哪些是被迫害的犧牲者，判然分明；迫害者會受到很大的譴責，被迫害的對受害的原因有一定的理解，也必然會獲得應有的同情，這一切雖然不是一目了然，但界域分明。但文革的浩劫，也包括四九年后中國發生的許多浩劫，情況卻大不一樣。常常是，被迫害者的內疚不安往往超出了迫害者，而迫害者，卻常常不但沒有認識到自己是迫害者，而且以為理所當然，不僅沒有內疚，甚至气焰還挺盛。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這當然与四九年后社會复雜的意識形態化、政治化有關，也与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遇到各种不同的災難，政治體制要想圖存、自強等等复雜的原因相關。對這一切應該如何進行理解、反思、討論？到目前為止，不僅思想上沒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方式予以支持，甚至連大家能夠取得共識的語言、話語還沒出現。這等于說，被迫害者還沒有尋求到一個能夠表述浩劫經驗的最基本的行動文法和象征符號。這就是為什么，近十多年來，我們開始要討論“毛文體”、“党文化”的問題，力圖從更深刻的符號學、文化學等等方面，尋找到思考的出路。這些思考，目前雖然還是處在非常初級的層次，但逐漸深化不僅可能，而且大有必要。
我們身在海外關切中華大地的讀書人，文革的資料來源本來就很片面，又因為隔了很多層，要獲得深刻的認識，難度很大。但是，也可以把文革的問題，放到海外中華——或者說大中華圈、文化中國的范圍來看。印尼在七十年代初，發生過几次重大的排華事件，七十万被殘殺的人中間，有很大的比例是華裔。當時因為中國大陸已經卷入文革，台灣因為一直覺得蘇哈托打倒蘇加諾是反共胜利，對此都沒有反應。至于新加坡還在草創建國的危机時代，馬來西亞的華人則處在人人自危的狀態，這個事件的出現，本來也是海外華人社會一場值得正視的浩劫，但是華人社會卻沒有引起什么反響和共鳴，這等于說，好，就讓它這樣淡忘了事，本來也并無切膚之痛。反而是西方的媒體，當時給予了很多的報道。到現在為止，印尼華人社會發生的這一場浩劫，從來沒有人做過深刻的研究，相應的社會后果當然更無從談起。馬來西亞后來也發生過許多次的排華事件，在海外華人社會也沒有得到什么關注和反應。可以說，所謂“海外中華”，即使作為“想象的社群”，也沒有什么整合的意義；只是很多散离的華人社會，為了自保，彼此之間并沒有發生血肉或感情的聯系。可以說，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以前，貫穿世界各地的一個整體性的華人社會，并沒有出現。
這种情況，在最近的二十年里有了改變的契机。可以說，從鴉片戰爭一直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前，在中華大地所發生的浩劫，都是中國人自己承受，周近鄰邦只能旁觀，感受不到它的震蕩，只知道里面也許發生了很大的問題。最費解的是，文革前由大躍進所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所餓死的人數，确切的很難說，大概在三千万以上，這是相當惊人的數字，据我所知，當時不必說，迄今為止，在國內了解到發生過這么大的災難的人，比例并不很高。在海外，當時甚至有這樣的傳說，周恩來曾向一些專家請教怎樣存糧食的問題，因為數字膨脹，中央還為糧食太多而發愁。根本不知道發生餓死人的問題。很多地方餓死人，別說海外，就是鄰居也無法相助。正象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這一場大飢荒，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的互助机制都被破坏掉了才會發生的浩劫。以前中國出現這樣的問題，各地糧食的調配總有一套自己的辦法，至少情況不至于發展到這么嚴重，現在都不靈了。這顯示出一個現象：當時中國無論發生什么樣的情況，那么多的浩劫，外面竟懵然無知。歐美就更不用說了。文革的時候，中國在海外的形象實際上是最好的，單單是這一點，就充滿諷刺的涵義。這种情形在七九年以后，徹底改變了。現在中國的經濟已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和國際市場聯系在一起。“六四”事件在海外引起的震憾，就和文革時期大不一樣。往前看，將來中國大陸發生的不管任何重大事件，一定要波及四鄰，一定要影響到亞太、影響世界，是好是坏，都必然如此。這是一個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最近中美關系一直在惡化，但也不是沒有變化的契机，比如雙方都同意一起來討論環保的問題。最近在艾思本人文中心有一個相關問題的討論會，美國副總統及國務院都有代表參与其事，希望圍繞中國的環保、人口与農業、都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土地和糧食問題，和中國專家一起討論。很多專家認為，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在十一、二年以內，中國糧食的基本供應即會發生問題。由誰來為中國提供缺糧的部分？中國的糧食、人口、環境污染的問題，也是人類的問題。這不象從前，不是關起門來就可以自己解決的。
我對文革這方面的課題有一個基本的看法：假如對自己文化社會的陰暗面不敢去面對，忘記歷史，那錯誤一定會重复。沒有勇气面對黑暗，各种不同形式的集體健忘症盛行，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患上的朝野錮疾。當年鄧拓指出過這一點，卻慘死于文革中的批斗。今天大陸官方不接受巴金等知識分子的建議，盡量避免触及文革，仍然是想淡化乃至忘卻這些必須面對的重大歷史課題。這与二戰以后的德國人和猶太人對法西斯納粹主義的正面揭露、長期反省，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可以這么說，要想對文革進行深層的反思，首先要超脫集體健忘。沒有對文革真正深刻、全面的反思，文革作為一場民族浩劫的惡夢，就不可能消解。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這些海外知識分子，今天要在這里——遠离北京和大陸的地方，聚集起來討論和紀念文革的原因。最后，我想提出一個觀點。“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相當薄弱，而且“內耗”層出不窮。海內外的知識分子常深陷浪費精力的爭斗而執迷不悟。在攻擊對方觀點時充分暴露出狠打落水狗的威風，但在剖析自家論据缺失方面則柔軟無力，這正是不敢、不肯、不能面對心靈積習中的陰暗面和丑惡實質的衰象。一個民族在身心精神各層次的創傷，不能靠“過去不堪回首而前景一片大好”的幼稚樂觀來調護醫治。王陽明所謂“拔本塞源”正是要我們從根處反思。但是，膚淺地詛咒中國民族劣根性而加以全盤否定，又恰恰是不負責任的自我開脫。文革的陰魂不散，中華民族的心靈便無法撥云霧而見青天。反思文革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承擔的自淑之途。
作者﹕杜維明 本章由蘇煒整理﹐發表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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